任远：中国电视50年的风风雨雨

　　二、曲折发展

　　从50年代末开创起步，经过8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第一代电视人已经为自己的国家创下了一份不错的家业，中国电视渡60年代初期的天灾人祸的困扰，本可以大展宏图了。但是，中国电视人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更大的浩劫又在迫近。从1966年春末夏初，到1976年秋天，中国电视和整个国家、民族一样，都经历了一段噩梦般的特殊历史阶段：文化大革命。但是，历史老人是不会停步的，他更不会倒退，只能说，他经历的是曲折的发展历程。

　　对于“十年动乱”期间，中国电视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只能够大致的把这十年中中国电视台所干的事情区分为这样几个方面：最初的迷离；鼓动极“左”、充当林彪和“四人帮”一伙的帮凶；记录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反映“四五”运动。

　　“文革”的突如其来，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即使许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一时不知如何应对。中国的电视人当然也概莫能外，因此，在”文革”最初的阶段，中国电视台大多处在迷离、茫然，不知所措。地处首都的北京电视台“停播闹革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以后，北京电视台很快就做出了“关于宣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节目安排：

　　1，《简明新闻》里播送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和重要文章摘要；

　　2，在社教节目里举办专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3，拍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电视新闻；

　　4，少儿节目将适当组织少年儿童批判邓拓、吴晗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5，文艺节目要从正面树立典型，宣传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好节目。

　　从上述安排可以看出北京电视台几乎所有的节目都贯彻了《五一六通知》的精神，积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在此后的两个星期内，光是播出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新闻专题片就有20条之多，而这些新闻片有一部分是由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太原、西安、长春、哈尔滨等地方台提供的。

　　到了5月下旬，北京电视台又制定了关于文艺节目的控制措施，其中心内容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妄图通过钳制舆论来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而授意的。一时间，“文化大革命”成为电视宣传的唯一中心。

　　1966年12月31日，广播事业局向中宣部递交了《关于停止电视播出的请示报告》。列举的理由如下：

　　1，群众忙于文化大革命，电视观众人数大减；

　　2，专业文艺团体早已停止演出，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的影片一律停止发行；

　　3，北京电视台的革命群众强烈要求“集中精力搞文化大革命”。

　　1967年1月2日，北京电视台播放了一个通知：北京电视台将从1月3日起，除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节目仍将播出或转播以外，在一段时间安内暂时停止一般电视播出。

　　北京电视台一停播，各地方台纷纷仿效，一度只剩下上海和广州两家电视台坚持播出。

　　但停播未能持久。1967年2月4日，北京电视台在终止播出将近一个月之后，恢复播出。开始是每逢周六播出，1967年8月日改为每周两次播出。1968年1月23日又增添为每周3次。1970年年末改为每周6次。从1971年10月4日起，每晚都有北京电视台的节目。

　　不过，从此时到文革结束，播音员都不能出图像。

　　“四人帮”为什么要急于恢复电视播出呢？让我们看看北京电视台恢复播出第一天的节目内容是什么吧!1967年2月4日首次播出的新闻是：上海“革命造反战士”欢庆中央贺电。在贺电中，中央高度赞扬上海“革命造反派”1月9日联合发出的“反对经济主义”的《紧急通知》及其造反行动。新闻播完之后，还加上了一段话：“无产阶级造反派联合起来，把一切大权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过来，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派！”。电视广播这个一贯被称为“新闻窗、知识库、服务台、百花园”的新闻宣传教育媒介，已经沦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为林彪和“四人帮”一伙篡党夺权鸣锣开道。

　　这样情势下北京电视台播出的节目只可能是除了极“左”之外，不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贫乏单调，公式化、概念化越演越烈，电视新闻和专题节目“假”字连篇，解说词刻板、枯燥，说敎呛比比皆是，千篇一律的空话、大话、套话，成为那个时期电视节目的基本格调。以至于他其恶劣影响流毒甚广，久久难于消除。

　　这个时期的电视节目极“左”思潮充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狂热程度。当年的电视文艺节目主要是八个“样板戏”：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另外加上被群众戏称为“老三战”的三部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被大量播出的几首歌曲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根据毛泽东语录谱写的“语录歌”。

　　从1967年初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寿终正寝，这个时期全国电视台的屏幕都是百花凋零、一片萧条。在林彪和”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军代表直接控制下，中国的电视对全国人民欠下了债。这中间，上海电视台起到了非常突出的”四人帮”“马前卒”的作用。

　　众所周知，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发源地，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把上海视为自己的基地。这样就促成了上海电视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表现：1967年1月6日，上海电视台在”四人帮”利用下，以直播“电视斗争大会”形式，对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等老干部和党政领导进行侮辱、诽谤和摧残，并煽动打、砸、抢，阴谋篡党夺权。仅在1967年一年中，这样的“电视斗争大会”就有51次，“斗争”的矛头扩大到工交、财贸、农业、政法、科技、文教等各个方面的领导干部和著名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及其他知识分子、爱国华侨和前工商业者。”四人帮”还千方百计利用上海电视台为自己的抢班夺权制造舆论。

　　本文作者在1974年曾因中央某领导和“央视”的委托，为即将举行的世界妇女年大会拍摄妇女解放题材的纪录片。经过认真筛选，拍摄的对象被确定为上海市某棉纺厂的女书记。正准备开机的前夕，王洪文从北京打电话给他在上海的追随者前来阻止我们摄制组的工作。提出的理由是“不要把镜头对准领导干部”。其实其真正原因却是我们原打算拍摄的这位“包身工”出身的女书记原来是王洪文的上司，也是身居当时“上海革命委员会”要职、当初和王洪文一起“率先”造反的王秀珍、唐凤兰等最先要打倒的“走资派”。最后，我们的摄制组被逼出了上海滩。中央领导委派的任务无从完成。

　　实际的情况是“四人帮”要利用上海电视台为自己涂脂抹粉，树碑立传，为进一步抢班夺权制造舆论。他们口口声声说“领导不要抢镜头”，但是，实际上却指令电视台突出“四人帮”一伙的形象。张春桥、王洪文之流的图像都被明确要求多用近景、特写，而且数量上压过老一辈中央领导者。1971年，叶剑英陪同外宾访问上海，电视记者拍了许多叶剑英的镜头。“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为此十分恼火，以“不要喧宾夺主”为理由，示意电视台从电视片中删去叶帅的一些镜头，把张春桥的近景、特写和长镜头增加到92个。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把“文革”时期的中国电视广播说成一无是处。周恩来在“文革”中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心电视事业的发展，同林彪级“四人帮”一伙对电视事业的破坏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电视台的同志们，在逐步认清林彪和“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真实面目之后，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做了力所能及的有益于祖国和人民、对历史和当代负责的事情。

　　“文革”初期，江青一伙到处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造反、夺权，冲击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周总理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从1966年6月到年底，半年时间里，他十多次强调了电台、电视台安全的重要性，并指示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广播电视机构的安全。他把电台和电视台同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一起列为11个必须加强警卫的重点，告诫有关人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让外面的人冲进去。他还反复在接见红卫兵时告诫他们：广播电台、电视台是要害、机密单位，“绝对不能冲击”。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抽出时间和精力过问文艺节目的状况。极“左”思潮和“文革”小组在广播电视文艺中推行封建法西斯主义，把一大批优秀文艺节目污蔑为“封、资、修”或“大、洋、古”，就此打入冷宫。弄得广播电视文艺的百花园落入凋残的局面。针对这样的情况，周总理在197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曾就北京电视台必须加强群众文艺宣传的问题作了批示，旗帜鲜明的指出：“广播电视的文艺节目不能太贫乏了”。1975年秋天，重病住院的周总理还不忘指示要把文艺节目办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1970年8月，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北京电视台打破了禁令转播了中朝乒乓球友谊赛；1971年，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周总理亲自审阅、修改了中美乒乓球赛实况转播的部分稿件，对转播工作踢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意见，甚至连出什么样的具体镜头都考虑到了。北京电视台根据总理的意见，迅速改进了转播方案，圆满的完成了转播的任务。1972年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时，电视转播时间比平时长了一点，姚文元趁机发难，对体育转播横加指责。周恩来热情支持这次亚乒赛的宣传工作，指出：亚乒联盟的成立是一个创举，显示了亚乒联的强大生命力，反映了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重视。周总理挫败了”四人帮”砍杀体育赛事转播的企图，是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

　　周恩来同”四人帮”和林彪一伙推行的极“左”思潮的斗争几乎贯穿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文革”初期的电视和新闻传媒中，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套话、绝话等一度泛滥成灾，使宣传工作在国内外都受到反感。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改进文风的重要性和现实性。1969年4月，周恩来在审看中共九大电视新闻的时候说：“你们的电视节目粗糙，（电视节目）要严肃、要活泼、要扎实”，“编辑要动脑筋，质量要高一些”（见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史》1993版）。

　　“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全国开展批林整风，周恩来积极推动开展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他明确指出：新闻战线的批林整风，要抓住路线和文风两个重点，从整顿文风开始。 “四人帮”对于周恩来自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为了反对周恩来，“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多次在上海电视新闻中删去周恩来总理的名字。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上海电视台拍的十多条新闻片中，一条也不提周恩来的名字和由他作的政治报告。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的新闻片中，也只字不提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1976年3月29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全国电视工作会议。当时上海出现反周恩来的大字报。在姚文元的授意下，快了一半的电视会议从北京迁到了上海。其险恶用心，路人皆知。

　　“四人帮”还利用他们掌控的电视台，对周恩来进行直接的攻击和诬陷。我们可以列举其中两间典型的“公案”：

　　其一是所谓的“风庆论事件”。

　　1974年5月4日国产万吨级远洋轮“风庆号”远航罗马尼亚，9月30日胜利归来，“四人帮”利用此事作反面文章来攻击周恩来。 指责、批判国务院同意进口船只就是“崇洋媚外”。说国产万吨轮早就该远航，没有及早远航是因为“修正主义在作怪”。上海电视台奉命一连拍了16条有关造船的片子，并秉承”四人帮”的指示，持续、反复的播出电视讲话，编演组歌，闹腾了数月。名为“欢庆胜利”，实为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以此攻击污蔑周总理。

　　其二，就是安东尼奥尼拍摄纪录片《中国》。在1972年5月13日至6月16日，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时候，我正在当时的央视国际组当编辑，我有几位同事就在《中国》剧组当“陪同”、翻译，我们经常听到剧组的一些进展情况，而且随时可以看到拍摄的样片素材。但是，在此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人是没有看到过它的完成拷贝的。而这部《中国》却先在美国广播公司（ABC，1973年元旦）播放；后在意大利电视台和电影院放映。直到1973年9月26日，经中国政府多次交涉后，意大利电视台才把此片交给我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是在1973年底看到这部纪录片的完成片的，当时我们都一致认为这部片子问题很大，它不仅未能真实反映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还有损于中国人的尊严。因此，对于现在那些给安东尼奥尼“平反”的种种说法，还有一些中国地方电视台以“纪念安东尼奥尼诞辰”的名义重播该片的做法，我们这些走过那段特殊历史的一代中国纪录片人，是不能接受的。上一世纪70年代，中国报纸上掀起了对于安东尼奥尼“反华、反动、卖国”的影片《中国》的批判，确实是“四人帮”组织的阴谋。1974年1月24日，江青在首都体育馆“批林批孔”大会上说，这部影片是“间谍加汉奸”搞的。此后，“四人帮”控制下的报纸给该片扣上了“反华、反动、卖国”的帽子，这一切都是过了头，也给安东尼奥尼扣了不适当的政治帽子；但”四人帮”的真正目的不在于反安东尼奥尼，他是个意大利的著名电影导演，怎么能把“出卖中国”的帽子戴到他的头上呢？他到中国拍片子“卖”哪门子国呀？实际上，“四人帮”要攻击的目标是当时已经重病在身，还在抱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四人帮”急于查清安东尼奥尼来华拍片是由谁批准的，准备借此罗织罪名。当时我们在电视台曾经常听到周总理关于接待和配合伊文思工作的指示；却没有听到过周总理关于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指示或意见，而当时广播电视部主管宣传和直接批核安东尼拍片计划的，却是”四人帮”亲近的人。事情的结果是否让他们感到“大水冲倒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识自家门”了，于是，就把这场批判偃旗息鼓了。直到197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为了这件公案发了15号文件，指出：安东尼奥尼摄制的影片《中国》是有点毛病的，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四人帮”利用它来反对周总理（详见广播电视部原外事司司长马元和所著《国外广播电视见闻及国际交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出版）。

　　1973年底，我们当时看过的素材和粗编样片，其中丑化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头叫人难以忍受。就因为出于民族自尊，我和中央电视台国际组几位同事联名上书，要求组织拍摄“反击”安东尼的片子，来澄清真相，还我尊严 。我们的报告经周恩来总理审批“同意”，从1974年春季开始，我们用两年的时间，拍摄了《新上海的主人》、《苏州的春天》、《紫金山下的红小兵》等纪录片。

　　1974年国庆节，北京电视台彩色电视经过一年的试播，在那一天正式播出。上午播出了首都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游园实况，晚上播放了焰火晚会。特别值得纪念的，是当晚还播出了9月30日周恩来总理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的电视新闻片。而且全文播放了周总理在招待会上的讲话。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举行国庆招待会。

　　周恩来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与林彪和“四人帮”一伙的斗争，既坚持原则，又讲究斗争的策略和方法，表现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他曾经说过：“电视事业大有可为，目前在我国虽然还处于落后状态，但不久将会影响很大而且是很重要的宣传工具”。这番话给了广大电视人极大的鼓舞。

　　1976年4月初，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以此为中心，全中国性的抗议“四人帮”的运动越演越烈，甚嚣尘上。人们怀着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怀念，和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强烈愤怒，走向了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的导火线，是“四人帮”压制和反对人民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他们发出了一道道禁令：不许开追悼会，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等等。并且不惜用特务手段，阻碍、破坏新闻界对人民悼念周总理活动的报道。但是，仍然有许多新闻工作者不顾“四人帮”的禁令，千方百计以各种手段记录和报道了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上海电视台记者分七路拍摄了广大军民沉痛悼念周恩来逝世的活动，制作成18分钟的纪录片。北京电视台应香港地区和美国、日本等国家电视机构的要求，冲破重重阻力，于1976年1月12日、15日和16日晚，通过印度洋、太平洋和大西洋上空的通讯卫星，向世界播发了3条彩色电视纪录片《向周总理遗体告别》、《首都人民吊唁周恩来总理》以及《追悼周恩来总理大会》。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外电视机构接收了这些节目。

　　“四人帮”在极力压制、阻碍新闻界报道周恩来丧事活动的同时，有在新闻媒介上打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舆论，影射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周恩来住院后，在毛泽东支持下，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一批重新恢复工作的老同志的协助下，邓小平果断的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对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他势必会触及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四人帮”一伙借机在毛泽东面前歪曲事实、挑拨事端，告邓小平的“阴状”。经毛泽东批准，1975年底和1976年初又发动了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四人帮”控制的新闻媒介把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污蔑为“右倾翻案风”，说“整顿就是复辟”。在姚文元的授意下，北京电视台让人把1974年至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时期拍摄的新闻，删去横幅、大字报等表明时间背景的画面，把解说都篡改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带来的大好形势”。北京电视台还被迫和新华社成立摄影小组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拍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新闻照片和电视新闻。

　　为了防止电视工作者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人民的心声，“四人帮”竟然收缴了北京电视台记者们的摄影机，不许他们拍摄他们指令任务意外的任何东西。电视台的编辑和记者不顾“四人帮”的禁令，依旧深入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现场和群众感同身受，但是屡遭特务跟踪。姚文元还指示，电视台和广播学院新闻系，让人们主动交代是否去过天安门，并当众销毁所拍摄的群众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照片。但广播学院电视系学生只拿出一小部分照片“当众销毁”，却保存了大批照片，成为日后编辑出版《天安门诗抄》的宝贵资料。

　　但是，“四人帮”没想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却进一步促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文革”的错误，更加看清了“四人帮”是一伙祸国殃民的豺狼。“四五运动”就是这种民心的大爆发。“四人帮”已是四面楚歌了。

　　当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再一次引起全国人民的哀伤和悲痛。北京电视台以空前的规模、最隆重的形式报道了毛泽东的丧事活动。

　　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的措施，粉碎了“四人帮”集团。全国各地电视台，和其他新闻媒体互相配合，热烈庆贺一举粉碎“四人帮”。

　　这里我们还应当记下这样一笔：即使在是在极“左”思潮四处泛滥，到处横行的日子里，北京电视台的记者们还是拍摄了一系列好的纪录片，当时，我的同事们在“四人帮”极左的政治高压下，依旧抱着高度的责任感，忠实的记录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奋斗进取的精神，拍摄了一些今天看来也同样有一定文献价值的纪录片。他们所记录的中国人的勇敢、坚毅、勤劳和智慧， 例如《三口大锅闹革命》、《壮志压倒万重山》、《深山养路工》、《咱们的五个孩子》、《向青石山要水》、《金溪女将》等。其中原因，一方面是北京电视台建台初期吸收的记者队伍，经过15年左右的实践锻炼，正走向创作能力旺盛的年龄；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一批纪录片大多拍摄的是农村，记录的是农民开山、治水和大自然搏斗，远离了喧闹的政治动乱中心城市；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记者坚持真实性原则和使命感，用镜头忠实记录了中国人民的勤劳、朴素、坚毅、勇敢和智慧，这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动力。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原动力，在英明、正确的领导下，中国才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短短的三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新的崛起。在这些纪录片不免有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是，总的来说，它们记录的也还是那一段的历史的另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