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远：中国电视50年的风风雨雨

　　三、成长壮大（1976-1991）

　　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91年国民经济建设“七五计划”胜利完成在这15年历程中，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9%，1990年GDP增加到17400亿元；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市场经济观念已逐步进入各个领域。电视自然也不能例外。这15年里，中国电视经历了 “复苏时期”，“改革开放起始期”和“转型期”，为电视传播的进一步腾飞、发展做好准备、打好基础。

　　（一）复苏时期：

　　从1976年开始，我国的电视“硬件”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首先是各省、市、自治区恢复了“文革”期间被强行关闭的电视台。到1976年底，全国电视台增加到了39座，转播台达到144座。北京电视台的彩色节目可以传播到25个省、市、自治区。电视观众的人口覆盖率拓宽到36%，不只是局限在几个大城市，而是分布全国各地，有3亿多人口居住的地区可以看到电视。不过，他们还是集中在东部沿海，其中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湖北等省市，电视覆盖率超过了50%。在1976年，中国一些地方台已经掌握了比较现代花的电视讯号传输技术，全国各地的精彩文艺、体育和新闻咨询可以及时的传送到北京，再通过北京转播或编选后传送给全国各地方台。

　　1978年5月日，在北京电视台开播20周年的时候，正式更名为“中央电视台”。7月18日，中央电视台通知，再开放河南、南京、武汉、湖南、河北、四川6家电视台向北京传送节目。传播手段的改进在极大程度上也改进传播得质。从1976年到1978年，进入国家级的中央电视台和个地方台，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结束了“文革”时期的领导班子，組成了以富有经验和很强业务能力的新领导班子，整顿了电视编播队伍，大力推进电视节目的改进和提高。

　　这一努力首先体现在新闻和纪录片的发展初见成效。1976年7月1日，北京电视台试办了全国《新闻联播》。但是，节目每晚7点仍旧在原来的《电视新闻》中播出10到15分钟，全部为国内新闻，没有国际新闻。当时，只能传送到十多个省、直辖市，新闻报道取材面还不够宽阔，时效性也不够强，播出的节奏也缓慢、冗长拖沓。针对这种情况，1977年7月中旬，北京电视台新闻部地方租相继召开了华东、中南、华北、东北、西南、西北各大区的会议专题研究探讨改进新闻节目。经过反复多次的台际间的交流、探讨，各地向北京电视台提供的新闻数量明显增加，时效性也加强了。这位正式开办《新闻联播》创造有利条件。

　　1978年1月1日，《新闻联播》正式打出名称字幕，定名播出并恢复了文革中中断了的由播音员出图像向观众播报新闻提要的形式。这一时期，还没有采用直播新闻，全都是录播。但是，每条新闻由原先的5-6分钟，缩短为不超过3分钟。同时取消了原来从“新闻电影”那里学来的新闻配采用了现场音效，增强了新闻的现场感和真实感。

　　《新闻联播》在这一时期，基本是采用了“老三段”的编排模式：“国内新闻”、“口播新闻”、“国际新闻”。

　　这一时期的新闻内容自然是以及时反映全国党政军民拨乱反正为主。1976年10月22日和23日，首都150万军民欢庆粉碎“四人帮”举行的声势浩大游行活动，北京电视台不仅拍摄了新闻，而且在10月24日又在天安门广场转播了首都群众庆祝大会的实况。当时各行各业百废待兴，1977年相继召开了全国“工业却大庆”、“农业学大寨”会议。4月23 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工业学大庆”开幕式和李先念副总理讲话的新闻。该台还开设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人民子弟兵》3个新闻专辑栏目。

　　电视纪录片也加强了纪念和教育的意味。1977年9月，北京电视台女编导王娴等拍摄了《毛主席在中南海居住过的地方》；1977年12月中旬，戴维宇等仅利用革命历史博物馆“周总理办公室复原展览”修正的48小时空隙，抓紧拍摄了《周总理办公室》。这两部纪录片，表达和寄托了人民对革命两袖的哀思和无限怀念的心情，影响很广、很深远。

　　1977年，北京广播学院受广播事业局国际联络处的委托接待了英国独立电视网（ITV）所属泰晤士电视台纪录片导演查理.耐恩一行，帮助他们在北京以中国芭蕾舞团为对象，拍摄了十年动乱中一出芭蕾舞剧（《天鹅湖》）从被禁演到恢复排练、重新演出的故事，以及导演戴爱莲、主演白淑湘等在十年间受到的伤害。这部纪录片取名也叫《中国》，在英国播出后获得热烈的反响。它是打倒四人帮后，第一个外国电话四台来华拍摄的纪录片。查理.耐恩还在拍片空隙间在广播学院讲学，把西方纪录片崇尚写实主义风格及其策略、方法传授给学生。对于日后中国电视纪录片写实主义创作主流的成型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当时的报纸和理论刊物上，开始出现了清算“四人帮”时期新闻和纪录片造假、扮演和粉饰美化现实的恶劣作风。为后来的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和成熟做了充分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这个时期的电视文艺节目，也必然具有那个时代赋予的特色：一方面面试拨乱反正，另一方面是宣泄被“四人帮”压制了20年的革命情怀，在一方面就是对周恩来总理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哀思和缅怀之情。因此，随着文艺领域的“解冻”，一大批在十年动乱期间被禁锢的文艺节目陆续在电视中播出。一时间荧屏上出现了纪念热潮。

　　1976年12月21日，《诗刊》编辑部主办朗诵音乐会，北京电视台进行了转播。诗歌朗诵音乐会上许多遭受“四人帮”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如常香玉、李德伦、郭兰英、王玉珍、王昆、马玉涛等，在平反之后重登舞台和荧屏，心情格外激动。晚会的主旋律是“怀念周总理”，一首《周总理，你在哪里》的诗朗诵撼动了千万人的心。本文作者那天正好因拍摄舞台纪录片亲临首都体育馆现场，在摄影机后面目睹了这一切，至今都历历在目。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绣金匾》，为纪念周总理改动了歌词。当唱到“三綉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我们热爱您”的时候，台上台下失声痛哭，人们任凭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汹涌奔放。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中，电视播映的怀念节目又一次达到高潮。北京电视台播出了《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文艺演唱会》和《诗歌朗诵会》，还播放了彩色纪录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这部似乎有点迟到的纪录片却更加强烈的呼应了人们压在心头的悲愤。纪录片高度纪实的画面记录了人们在总理遗体前悲痛欲绝的情景，和首都万众自动聚集在十里长街为总理送行的场面，饱含激情的解说词，像“长夜无言，天地同悲。只见灵车去，不见总理归”，“人们结队成群，人们扶老携幼，心为总理哀伤，泪为总理横流”等句子，更把人们对总理的敬爱、悼念、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1月8日晚，北京电视台播出了文艺专题《我们怀念你啊，敬爱的周总理》。郭兰英又一次演唱了《绣金匾》，当她唱到“三綉周总理”一段，在末尾几乎泣不成声，只有那板鼓在急速击打着，在延续一刻之后，郭兰英拼尽全身的气力和感情唱出了最后一句歌词。这时，全场掌声雷动，夹杂着哭声和呼声。人们的激情像火山爆发那样，整个剧场似乎都在震撼着。

　　电视屏幕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东方民族特有的表达感情的方式，一个摆脱了捆绑的国家的人民爆发出来的威力。

　　1977年9月9日，中央电视台转播了隆重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艺演出，并在同一天转播了话剧《杨开慧》；12月26日又播出了歌颂毛主席的诗歌朗诵会、转播话剧《秋收霹雳》；同年11月21日播出鲁迅、郭沫若诗歌朗诵会；11月26日选播了亿万人民的心声：《天安门诗抄》；

　　在这一段电视文艺复苏时期，虽然节目的政治色彩浓厚，但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人民需要，很受群众欢迎。

　　1977年开始播放一批传统节目。最先播放的有湖南花鼓戏《十五贯》、京剧《闹天宫》、昆剧《大破天门阵》、京剧《打渔杀家》等。

　　1978年元旦，转播了中央广播文工团、中央民族学院及东方歌舞团演出的《独唱音乐会》、京剧《杨门女将》和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当时，原文化部系统的文艺团体还待恢复、重整旗鼓。

　　1978年2月6日，中央电视台为观众举办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个春节晚会。郭沫若为这次春晚写了春联：“四害必肃清，飞雪迎春到；三年肯定大治，心潮逐浪高”。晚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歌舞、猜谜、新电视片、新故事片、新排演的戏曲等。一大批文化界名人杨沫、李瑛、李苦禅、王晓棠、于蓝、马季等出席并表演了节目。

　　在1978年里，央视还播出了不少外国文艺团体来华演出，例如转播了墨西哥、印度舞蹈家访华表演实况，小泽征尔指挥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演奏交响音乐会，和中央乐团、中央音乐学院演出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作品音乐会。

　　从1977年开始，央视屏幕上开始播放外国电影。9月1日，为了配合铁托总统访华，播了南斯拉夫故事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11月29日右播放了第一部引进的外国电视连续剧：南斯拉夫的《巧入敌后》。1978年1月，北京电视台开始播放它同上海电影译制厂合作译制的BBC出品的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这一年的10月，配合邓小平访日，央视放映了日本故事片《望乡》和《追捕》。

　　1978年5月22日，央视播出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部电视剧《三家亲》。这是我国第一部在实景里录制的电视剧，它以真实的环境、多变的场景和灵活的镜头反映了生气勃勃的农村生活。这种风格使人联想到在“二战”后废墟上出现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扛着摄影机上大街”，用长镜头加同期声，在实景中拍摄真实的故事。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电视剧沿着这条道路走向繁荣和成熟。

　　1978年在央视播出的国产电视剧(包括央视自己和地方台制作)共8部。因此，可以说这一年是中国电视剧开始恢复的第一年。

　　从1977年到1978年，专栏节目也逐渐恢复。1977年5月22日，从建台不久便开播的《文化生活》在被停播10年后，又重新恢复播出；10月26日，北京电视台国际部又开办了《世界各地》；1978年4月 ，推出了《体育之窗》；同年9月30日央视又开辟了《祖国各地》栏目，它反映了祖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地理风光、文物古迹、古今名胜、风物特产和建设新貌。它一开播，就受到观众的欢迎。群众称赞它为“电视观光”、“坐游祖国”。

　　在这段时期，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从原来从属于新闻系的一个专业升格为独立的系，担负为全国电视台培养电视编播专业人才的任务，并从1977年夏季开始，按照广播电视部和高等教育部的决定，被纳入全国艺术院校专业面试加全国统考的办法来选拔考生。这一批学生，毕业后成为从央视到各省市自治区台的骨干。

　　短短的两年修正和恢复，中国的电视队伍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去迎接即将面临的繁荣、发展新使命。

　　（二）改革开放起始和转型

　　这一段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时期。1978年12月18日 至22日，中共第11届3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它认真的总结了历史经验，明确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使全国人民都认识到，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一心一意搞建设，奔向富强的历史新时期。

　　中国电视事业在“进一步解放思想”方针的指引下，开始探索和谋求“发展自身独特优势”，“走自己的路”。

　　在这一时期 ，中国家庭电视机拥有量在迅速攀升。1979年，全国共有电视接收机 485万台，其中大多为9英寸或14英寸 的黑白样式；到1983年，这个数字猛增到3622万台。而且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彩色电视接收机。电视在社会的影响力随之膨胀。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原先把电视看作无足轻重的“小弟弟”，“电视不是独立的艺术，只是播放工具”的文艺界、电影界，感到了压力。居安思危的电影界已经感到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几乎是义务的像电视台提供影片播出，为了避免“吃亏”，1979年6月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提出停止像电视台供应新故事片，新影片在公映半年后才能提供给电视播放。过去以上电视为荣的文艺演出团体，也随之提高了对电视录制信息的收费标准。

　　一时间，电视台原先的“小剧场”“萎缩电影院”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电视节目源一下子出现了一个大缺口。省吃俭用花费多年积蓄购买电视机的广大观众怨声四起。形势逼人，中国的各级电视台，统一了思想,穷则思变，要开辟新的节目资源，只有靠电视人发挥自家优势，走独立、独特的发展道路。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要按照电视自身的规律来办电视”。

　　1，电视新闻

　　这种新的变化，在电视新闻节目方面不那么鲜明。这是因为电视新闻原来就是电视台主要的自办节目。当然，面对11届3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新闻节目自身的内容和报道形式、方法，都需要改进。但是，改进的力度都不大，变化也并不显著。

　　1981年3月，中央书记处对广播电视事业的性质作了明确的阐述：广播电视事业是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工具，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安定团结、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工具。4月13日至2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青岛召开了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这是以此影响深远的重要会议。它着重讨论了“全国一盘棋”，共同办好《新闻联播》的问题。早在1980年10月第十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就已经确定个地方电视台是中央电视台的集体记者，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全国电视台要齐心合力，在“自己走路”的方针指引下，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把《新闻联播》办成一个比较完整、比较系统地对国内国际的重要事件及时的进行形象化报道的节目，使之成为全国观众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途径。当年7月1日，《新闻联播》改革了编排模式，把原来按照报道形式、手段分段的一国内新闻片、二口播新闻、三卫星收录的国际新闻这“老三段”模式，改造成按照新闻内容和新闻价值统一编排，缩短新闻长度，增加条数，取消背景音乐，同时对节目标志、播音员图像背景、新闻提要处理、气象预报等都做了明显的改进。

　　在这一时期，央视的新闻节目也出现了批评揭露性的报道，揭开了社会新闻和舆论监督的序幕。1979年5月1日，两位刚从广播学院毕业的青年记者用长镜头抓拍了某些领导干部的家属乘公家轿车到王府井购物的真实场景，9月12以《王府井停车场见闻》为标题在《新闻联播》中播出。一时舆论哗然，信件、电话纷至沓来几天之内就收到观众来信3000余封。此后，央视《新闻联播》批评性报道开始增多。1980年初，每月已有超过20条之多。各地方台电视新闻节目纷纷开展了批评性报道，开设以舆论监督为主的新闻栏目。如北京电视台爱办了《观众之声》，山东电视台开办了《街头见闻》，福建电视台的《新闻半小时》和上海电视台的《观众中来》等栏目，它们的影响力不仅在本地区，在全国也很有名气。1988年年底，《新闻半小时》在由观众评选的福建电视台“十佳”栏目中，获得88%的选票，位居榜首。观众反映这个栏目忠于新闻工作的使命，在揭露不正之风和干部腐败现象的斗争中，敢讲真话、敢谈热点、焦点话题，不畏强权，锋芒锐利。《观众中来》是上海台1984年5月4日开办的栏目，在本台每晚《新闻报道》中播出。它也是一档敢于揭露问题、开展社会批评，坚持反映群众呼声的栏目。它每天收到观众来信多达百余封。1985年4月，《观众中来》扩展为20分钟的日播独立栏目。

　　1987年7月5日，上海电视台又开办了杂志型电视新闻栏目《新闻透视》，着重报道社会性题材，体现了新闻性、社会性、知识性、服务性，注重对新闻事件或社会现象进行纵横述评，深入剖析，是非常优秀的新闻深度报道专栏。

　　在这一时期，新闻性节目最重要的变化是节目主持人的出现。他是随着新闻评论性节目的出现而诞生的。1980年7月12日，央视第一个述评性新闻栏目《观察与思考》开播，首播节目的标题为《北京居民为什么吃菜难》，庞啸作为第一个被正式冠名为“节目主持人”的出镜记者登上了屏幕。与此同时，各个地方台也在加强电视与观众的互动方面积极探索。1980年6月1 日，广东电视台推出了《六一有奖智力测验》，在节目中设置了类似司仪的节目主持人；1981年7月28日至11月17日，中央电视台举办了13场《北京中学生智力竞赛.》，节目中设置了类似老师的人，由他来评判知识竞赛的问题和答案，并挑选了赵忠祥来担任节目主持人。这样使节目充满了魅力，紧紧吸引着观众的深度参与。

　　这段时期新闻节目的另外一个重大突破，是现场报道特别是新闻直播的出现。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10月25日，通过现场直播设备，第一次实现同步报道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情况。这样就大大加强了新闻的透明度和现场感、参与感。

　　2，电视纪录片

　　首先我们想到的是是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它是11届3中全会以后，我国第一部大型电视纪录片，也是中外合拍电视的第一部作品。1979年4月下旬，日本广播协会（NHK）《丝绸之路》摄制组与中央电视台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投资组成联合摄制组，拍摄的胶片统一在日本冲洗；双方拍摄的素材共用，各编自己的版本。经过一年多的拍摄， 1980年5月1日我国开始首播，1980年5月7日日本首播。

　　《丝绸之路》运用访古问今的纪实手法，以丝绸之路故道为脉络，由东向西，自然分段（集），采访深入，摄影功力扎实，内容极其丰富，系统性强。其中中方摄制的《到楼兰去》（上下集）是全片拍摄最艰苦、也是艺术效果最佳的篇章，在日本获纪录片大奖。第一集《古都长安》在日本首播时，立即引起了日本观众“丝绸之路热”，收视率高达20%，同名的书籍、摄影展览也获得空前轰动的效果。该片还在1980年度全国电视专栏评奖中荣获优秀节目奖。

　　这一时期变化最大的是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和成熟。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经过10余年的努力，我国的电视纪录片创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盛况。电视纪录片制作、播出数量，仅在中央电视台(CCTV)每年都在干部(集)左右，制作的技艺也在不断进步。纪录片作为中国大陆电视文化中举足轻重的节目型态，对提高电视文化品位起着无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已为许多电视工作者认识、掌握。其成熟的标志，是我国各地电视台先后出现了以专栏形式播出的纪录片固定节目，例如中央电视台的《祖国各地》、《神州风采》、《兄弟民族》和《地方台30分钟》等“名牌”节目，北京电视台(BTV)的《今日京华》，上海电视台(STV)的《纪录片编辑室》，大多数为每周播出一条，而《神州风采》、《今日京华》则为每天一条，他们都曾经连续播出三年以上。这些电视机构的负责人有一个共识：纪录片创作水平是一家电视机构自办节目水平高低的标志。电视观众对纪录片的反映是热烈的。许多纪录片专栏连续播出了几年、十多年(如中央电视台1978年9月30日开播的《祖国各地》、1983年10月开播的《兄弟民族》播龄均在10年以上)。有些精品，如《话说长江》(25集，1983年8月7日开播)、《话说运河》(35集，1986年7月5日开播)，收视率达到30％以上，几乎与同时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红楼梦》不相上下。《话说长江》节目曾向观众征集主题歌歌词，短短的13天里，观众来稿即达到5000多份，稿件来自祖国四面八方，从14岁的小学生，到90高龄的老者，还有卧床不起的癌症患者。1992年上海电视台播出《十五岁的初中生》，反映15岁的初中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现实社会问题，激烈的分数竞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孩子们难以承受，一些孩子心理受到伤害，极个别的孩子甚至自杀。这部纪录片在社会上引起各种强烈反响，报刊上开辟专栏展开讨论，舆论界、学生和家长对作品的赞誉占了压倒的优势。

　　十多年来，我国的电视纪录片一直充当着“文化使者”的角色，参与了中、外的电视文化交流，积极担负起了“阐明抉择、解释历史和增进人类的了解”的使命（美国阿兰。罗森沙尔《纪录片的良心》的“序言”）。1989年以后，中国各地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屡次在国际电视节上获奖。其中佼佼者如西藏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合拍的《藏北人家》，荣获1991年度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奖”大奖，并被邀请参加了1992年法国戛纳电影电视节；宁夏电视台、辽宁电视台合拍的《沙与海》，荣获1992年亚广联“纪录片大奖”；上海电视台拍摄的《十字街头》，则获得了1992年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纪录片大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电视纪录片人 孙增田、王海兵、程晓卿、彭辉、梁碧波、余永锦、江宁、李晓、张以庆、李汝健、戴艺、何苏六等带着《最后的山神》、《深山船家》、《回家》、《龙脊》、《三节草》、《平衡》、《德兴坊》、《重逢的日子》、《英和白》、《山里的日子》、《舟舟的世界》、《幼儿园》、《德巴在歌唱》、《十八里赶海》、《母亲，别无选择》等优秀纪录片作品，几乎每一年都要在直接各地国际纪录片节问鼎。过去，世界电影史或纪录片史从来没有中国人的名字或中国纪录片片名的“传统”被颠倒了过来。

　　纪录片创作走向成熟的主要标志为以下诸方面：

　　A，纪录片的本性受到尊重，纪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得到普及。现在，我国已经有不少纪录片工作者，都遵循了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运用采访拍摄作为基本手段，纪录真实的时间、真实的空间中发生的真人及真事这种“非虚构”的本性。

　　我国社会进入80年代以来，注重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和强烈的自省意识获得了发扬。纪实主义文化大背景为纪录片的创作演进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和氛围，对于纪录片创作规律的研究，已经从拍摄技法和一般准则的讨论提高到宣传策略和美学理论的层面。例如，对《望长城》的总结性研究，不再拘泥于它的长镜头和同期声技巧的运用，而更多地从它的开放型叙事结构，即它如何让观众从真实的景象，细节所构成的“场信息”里自行获取、评价、补充作品的含义这种策略方面来探讨。

　　《望长城》已经雄辩地向人们证实了纪实主义作品的魅力。在它之后，1992年电视屏幕上又出现了山东电视台的《方荣翔》、上海电视台的《德兴坊》、《十五岁的初中生》、《十字街头》、《谢晋和他的孩子》、《劳改队纪实》、《呼唤》等纪实性更强的作品，尤其是中央电视台六部18集大型纪录片《广东行》，显得比《望长城》更加成熟，它几乎是纯粹的纪录、观察过程的复原，有人评论它提供给观众的是“带毛边的生活原型”，却巧妙地引导观众由感性层次升华到审美层次和理性层次。

　　B,纪录片的叙事技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20世纪70年代， “镜头前的采访”这种新模式，几乎成为世界各国摄制电视纪录片的“标准型策略”，用当事人——被访者的谈话来全部或部分地取代解说，既显得客观、公正，又避免“真实电影”那种使人困惑的沉默，使纪录片足以探讨深刻的话题。1991年秋，在四川省成都举行的首届“金熊猫”国际电视节获大奖的《藏北人家》和获提名奖的《走向太阳》，获纪念奖的《沙与海》及1992年秋在上海举行的“白玉兰”国际电视节上获奖的《十字街头》、《德兴坊》，都可以称得上是这类“采访艺术”的典范。与高超的采访谈话的艺术(如《沙与海》中记者对沙漠牧民刘泽远、渤海渔民刘丕成两家的女儿们的访谈即是耐人寻味的优秀段落)相媲美的，是镜头的叙事力量。《藏北人家》的摄影师把我们带到了辽阔肥美的雪山草地，在蓝天之下，净土之上，与牧民措达一家共同生活，经历了辛劳而充实的白昼，和平而静谧的夜晚。那些像主人公一样质朴、沉静的画面，不仅是美的化身，而且是提供了细腻的情境，使作品充满了诗意，凭添了哲理。北京电视台的《走向太阳》的镜头交代十分清楚，尤以首篇(共两篇)那位因脊椎骨裂而双腿残废的女青年，给人以永不低头的“生活强者”的形象。前部分在小屋中用段落镜头跟随拍摄女青年怎样艰难、顽强地以双手支撑体重，爬过一张又一张木椅，终于爬出了狭小的矮屋，驾着轮椅去探望几十公里外“母亲出生和埋葬的地方”，到绿茵场上为足球队员加油……这一段段画面，信息量那样饱满，给人感情的冲击是那么巨大；《沙与海》中的场面调度和对比、平行的段落组接相结合，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这些佳作，使我们增添了靠画面来抒情达意的信心，同时，更清醒地认识到解说词应当甘当“配角”，那种脱离画面“自说自话”、与画面“两张皮”(即画面、解说各行其事互不相关)的解说，或简单重复画面已表达的内容的“看图识字”式的解说，不应再存在下去了。

　　C，纪录片的叙事结构更适应纪实主义创作原则和典型报道的要求。

　　过去，我国的纪录片往往是概述成就、综合报道的手段。“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的“大拼盘”式的概述片，比比皆是。新的历史时期要求电视纪录片充分体现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讲空话，不喊口号，言而可信。它以事实的播出能得人之心、入人之脑。这只有从现实中去发现“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最可塑造的、最有趣的”(匈牙利电影美学家贝拉?巴拉兹：《电影美学》)题材、对象，借此来把我们的社会倾向鲜明地表现出来。因此，当代中国纪录片在叙事方法、结构上的变革，它首先体现在“叙事情节化”，即纪录片所叙述的时间、空间上的特定性。例如上海电视台的《十五岁的初中生》、《德兴坊》，所展现的故事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情景、氛围中的(前者主要是记述临近毕业前最后半年的市立上海中学学生的生活和心态；后者则是记录上海老市区“石库门”居住区的家庭两代人和邻里之间的关系)。过去，有些电视片的人物不是在具体的时空中活动，不是在具体的事件中活动，而是在抽象化了的“场景”中活动，再依仗解说词来讲抽象化了的人物经历和人物品性，因而，虽然拍了“人”却是干瘪的，仍然是抽象化了的“符号”。这些新的纪录片，却总是把叙事对象集中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地、某人发生的某事。它甚至通过字幕、镜头、解说来突出它。这种时空的特定性，使得一般性的生活场景和无时空特征的抽象内容具有了一种可经历的情节含义。

　　情节化的叙事还表现在事件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上。连续，即过程化，有因，有果，有发展，有高潮。纪录片不同于故事片，不能虚构完整的情节。但如果我们把纪录片当作对现实生活过程的直接反映，运用跟踪拍摄的方法，即可以纪录完整、连续的真实情节。例如山东电视台女编导祝丽华的《方荣翔》，跟踪拍摄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方荣翔生命最后5年的奋斗历程。上海电视台的《十字街头》也以两年时间跟踪拍摄上海退休老人上街头维护交通秩序的事迹及他们的追求、他们的苦乐观。而《广东行》中介绍过的工厂与企业家的故事，也都是完整的、连续的。上述纪录片作品提醒人们记取的另一要点是：对于纪录片来说，再现过程比展示成果更有价值。与叙事情节化相连接的是“叙事对象个体化”。当代纪录片在叙事结构上多取单主体、单主线贯串、时空连续的开敞型方式。通俗地讲，就是每片一个(或几个)主要对象、一个故事、一个主题、一根主线。这几部纪录片新作，大多都有这样的结构特点。例如《藏北人家》是牧民措达一家的一天生活、劳作的完整记叙。《沙与海》则以平行对比的手法把生活在沙漠与海洋的两个刘氏个体户以同一主题——即生活需要付出、需要拼搏——来贯串；《走向太阳》上下篇各表现一位残疾人：当上北京足球球迷协会主席的下肢截瘫的姑娘，和克服失聪障碍坚持完成学业的少年；《德兴坊》、《十五岁的初中生》、《十字街头》、《呼唤》、表现的面虽然广一些，但仍然把镜头集中在个体对象上。

　　叙事对象的个体化，不但有利于把主题往深度开掘，增强了所展示事件、情节的可信性，而且也正是纪录片观众进入审美体验的基础。人类认识世界，从来是从个体到一般，从感性到理性。而电视这个传媒，又是长于具象而拙于抽象，屏幕上展现的影像总是特定的、具体的。因而，电视纪录片在叙事对象个体化方面越自觉，越能使作品符合人们认识的规律，越具有生命感和亲近感；进而言之，越能使作品脱离一般社会学层次，上升到审美层次。在这一时期中国纪录片创作进步的历程，所取得的收获是很宝贵的。但是中国幅员广阔，电视纪录片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些作品制作水平不高，特别是创作观念和策略上的落后在有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都有待于提高和改进。

　　3，电视文艺节目

　　电视文艺节目也开始转型，并迅速发展、繁荣。

　　但是在起步的时候，电视文艺工作者感到的却是新时期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一方面，中央广播事业局根据观众要求向电视台提出增加节目播出次数和演唱播出时间的要求；另一方面，电视文艺又面临新影片、新剧目首播权被取消的致命打击。电视文艺工作者感到“被逼上梁山”，必须开辟出“电视独自发展的道路”。他们从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引进的外国电视节目中呼吸到一些新鲜的空气。另一方面，以北京广播学院和个电视台派出的访问学者带回了许多电视传播的新理念，也有的放矢地和电视制作、播送实践相结合，许多电视编导逐渐明白电视传媒有着自身的特性和规律，例如电视的兼容性、现场性、连续性以及观众的深度参与性等等，这些新的理念都在不同程度上滋润了电视文艺的创作。很快的，就取得初步成果。

　　1979年9月15日至10月21日，中央电视台举办了“庆祝建国30周年全国电视节目展播”，在41天内，25个省、市、自治区推荐了自己的电视文艺节目，形成了21年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节目交流。

　　身处改革大潮汐前锋的广东电视台率先为全国观众送来了温暖的南风。1981年元旦，他们开办了一个杂志型文艺专栏《万紫千红》。它的内容丰富多彩、形式活泼多样、结构灵活多变。既有以风光旅游为主的娱乐专辑，又有主题文艺晚会，也有花式翻新的各色拼盘，还有综艺晚会和观众自娱节目。它一出台就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受到观众欢迎。1981年广东台又推出了《百花园》专栏，专事播出经过整理加工的优秀保留节目。

　　1981年4月，央视又一次主办全国优秀节目评选，并在北京召开了文艺专题节目研讨会，推动了各地电视台对文艺节目的探索。就在这个时期，1977、1978年入学的大学生相继毕业，电视文艺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扩充了队伍，并且为电视文艺带来了活跃的新思维、新观念。

　　1982年10月下旬，央视召开了“节目栏目化”的专题研究讨论会，同时开始筹备新的春节晚会。接着，1983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成功，揭开了中国电视文艺广播全面发展与繁荣的新阶段。

　　与此同时，海外电视文艺节目也被积极引进。

　　1980年1月3日至4日，央视播放了法国的故事电影《红与黑》，并在放映前，由《文化生活》节目做了解读这部电影的分析。

　　1月5日到4月19日，央视以每周六播放一集的周期，连续播放了美国科幻电视系列剧《大西洋底来的人》（17集），这部电视剧并无深刻内容，制作水平并不高。但是它的离奇情节迷住了闭塞了十多年的中国观众，每周一期的播出周期有引发了观众的期盼感。但是，连续播出的时间一久，就令观众产生厌烦情绪。只有剧中人麦克戴的“麦克墨镜”风靡一时，使不少商人发了财。

　　6月4日，央视又播出了中日合拍的第一部电视单本剧《望乡之星》，片名由邓小平亲笔题写。随后《达尔文》、《大卫.科波菲尔》、《老古玩店》、《鲁宾逊漂流记》、《居里夫人》、《苦儿流浪记》、《娜拉》、《安娜.卡列尼娜》、《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一部接一部推到了电视观众的眼前，其中大部分都受到了观众热情的赞扬。但是。1980年10月11日开始在央视播出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其惊险样式、悬念迭生、充满暴力的场面引起了轰动反响，但是在播出12集后，被指令停播。其原因是许多观众包括公安部门反映该剧引发社会上的不安定。

　　1982年4月，日本的一部“充斥着陈腐道德的枯燥说教和矫揉造作的感情纠葛的武打片”《姿三四郎》，在征服了大上海的观众之后又进军北京。由此，掀起了武术热。5月，央视又推出了港产的功夫片《霍元甲》。

　　1984年7月，央视开始播放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它由佐佐木编剧，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宇津井健主演。在这部连续剧敲开中国大门之后，她的姐妹篇《红色的迷路》、《红色的命运》、《红色纽带》迅速在中国各地蔓延。与此相应，巴西电视连续剧《女奴》也在1984年播出，不久风靡全国。

　　党中央和政府一贯重视和关注进口电视作品的管理。1980年元月6日，胡耀邦总书记在一封反映当前电影放映情况的来信中批示：“电影反映和电视广播选择影片……一定要照顾我国的现实问题和历史发展的情况，照顾我国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脱离这些，也就要脱离不少群众。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议论和防止副作用，我主张略加控制，即略为严一点”。1982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严禁进口、复制、销售、播放反动黄色下流录音录像制品的规定》；3月16日，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了录音录像制品管理处。同年12月23日国务院原则批准并作为国务院文件下达广播电视部制订的《录音录像制品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广播电视部也特别成立了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对于各级电视台购买、译制、播放进口影视剧加强监督、管理，各台播出外国电视节目有了限额控制。

　　4，国产电视剧

　　比起电视新闻、纪录片、文艺节目来说，国产电视剧不可能立竿见影的在当年就出现明显的成效。因为，电视剧有生产周期的间隔。

　　因此，国产电视剧的复苏期，只能从1979年开始，至1984年 结束。

　　1979年，央视播出的电视剧数量是19部。篇目如下：

　　《他们》（电视小品，央视、抚顺市话剧团）；

　　《神圣的使命》（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团电视剧团、广东电视台）；

　　《玫瑰香奇案》（上海电视台）；

　　《选择》（上海电视台）；

　　《永不凋谢的红花》（上海电视台）；

　　《祖国的儿子》（上海电视台）；

　　《有一个青年》（中央电视台）；

　　《爸爸病危》（湖南电视台）;

　　《约会》（上海电视台）；

　　《保险高兴》（浙江电视台）；

　　《岳云新传》（儿童剧，央视）；

　　《万卡》（央视）；

　　《七个铜板》（央视）；

　　《灰姑娘》（央视）；

　　《人民选官记》（天津电视台）；

　　《从森林里里的孩子》（黑龙江电视台（；

　　《海浪》（河北电视台）；

　　《小哥俩》（儿童剧，广东电视台）；

　　《谁最能》（儿童剧，广东电视台）。

　　在这批剧目中，《永不凋谢的红花》和《有一个青年》在观众中反映强烈。前者是再现遭受“四人帮”残害致死的烈士张志新的故事。1979黏1日在上海电视台播出，几天后就在央视和全国各地播放。此剧深刻揭露了“四人帮”的罪恶，歌颂了张志新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编剧黄允在上海做了30场报告，听众和泣不成声。后者，是央视根据张洁同名小说改变的单本剧。它摆脱了当时伤痕文学的影响，通过一对男女青年真心青春、自学图强和忠贞的爱情故事，鼓励当代青年人把目光投向新的生活。此举在1979年10月2日播出后，几天内就收到全国各地800多封来信，一致认为该剧是青年人求上进、刻苦专研劳动技术的好教材。

　　1980年的电视剧，内容丰富，题材范围广阔是一个特点。全年央视共播出了131部从各地送来的电视剧。其中比较优秀的作品，有：央视的《凡人小事》（单本剧，赖淑君导演）、《乔厂长上任记》和河北电视台的《女友》（罗捷导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央视还拍摄了我国第一部连续剧《敌营十八年》。

　　1981年央视播出的电视剧128部（集）。其中包括《新岸》、《大地的深情》、《卖大饼的姑娘》、《你是共产党员吗》、《洁白的手帕》等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

　　1982年度，全国生产电视剧348部（集），央视播出了277集。其中包括连续剧《蹉跎岁月》（蔡晓晴导演）、单本剧《周总理的一天》（河南电视台录制）、《武松》（山东电视台录制）、《鲁迅》（浙江电视台）、《赤橙黄绿青蓝紫》（央视）、《继母》（北京广播学院和央视合拍）等优秀作品，获得了1983年的第一届“飞天奖”的一等和二等奖。

　　此后的1983年和1984年，全国电视剧创作年年进步、岁岁繁荣。期间设置的《高山下的花环》、《女记者的画外音》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综上所述，中国电视剧在前6年的恢复阶段，主要特征是：

　　1，产量有很大发展，央视从最初的8部，上升到1983年的383部集。

　　2，基本遵循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3，选材逐步拓宽，除了主旋律，英雄人物事迹，也重视了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移植，以及反映民间神话故事、童话和历史故事。

　　4，品种、风格、样式逐步多样化。

　　5，存在的缺点是反映当代生活而作品少。存在粗、俗、浅、露、拖、旧、假的状况。同质化、雷同化比较严重。有些节目因此不能在央视播出。

　　从1984年起，中国电视剧走向成熟。这个过程，可以一直延续到今天。

　　针对恢复期的经验和教训，1983年底，广播电视部委托电视剧艺术委员会、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召开了全国1984年电视剧题材规划会议。会上议定1984年要把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放在主要位置，并具体安排了各录制电视剧单位1984年题材规划。由此，1984年度，在中国电视剧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全年，全国共生产电视剧740集。其中有541集在央视播出，包括电视连续剧《今夜有暴风雪》；单本剧《走向远方》、《新闻启示录》；儿童剧《插班生》、《强盗的女儿》。特别是前三部作品，引起文艺界和广大观众普遍的重视，人们认为无论从思想性、艺术性的突破，还是从两者的完美统一的角度来评价，它们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使人们对于新兴的电视剧艺术水平刮目相看。

　　1985年初，我国电视接收机拥有量已经到达5000万台，观众总人数达到了两亿多。由此，几年前被文艺界、电影界视作“小弟弟”、“只是传播工具”的电视艺术，已经 “后来者居上”，成长为令人羡慕的新兴事业。“电视艺术”、“电视艺术家”这样的概念也已经成为社会“热点”出现在媒体语言中。1984年4月29日，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在北京成立；5月16日，北京电视制片厂更名为“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随后，各省市自治区的电视艺术家协会也像雨后春笋一样破土而出。

　　1985年度，全国共生产电视剧1300多集。央视共播出825集。其中优秀作品犹如群星璀璨，例如：连续剧《四世同堂》（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寻找回来的世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诸葛亮》（湖北电视剧制作中心）、《新星》（太原电视台）；单本剧《巴桑和她的弟妹们》（重庆电视台）、《穷街》（上海电视台）；儿童剧《窗台上的脚印》；戏曲电视剧《喜脉案》、《秦淮梦》。

　　紧接着，1986年，电视剧又是丰收的一年。全年电视剧产量为1500集。央视播出946集。这一年的电视剧更着重向大部头、经典巨制迈进。其中王扶林导演的36集《红楼梦》（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和陈家林导演的16集《努尔哈赤》（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和沈阳市文联、中国新闻社联合录制）交相辉映。而《雪野》（辽宁电视剧制作中心）、《凯旋在子夜》（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单本剧《希波克拉底誓言》（央视、上海戏剧学院、重庆台、陕西台联合摄制）、《太阳从这里升起》（山西电视台）、《不该将兄吊起来》（黑龙江电视台），短剧《满票》（江苏电视台）等，都获得了轰动的效应。

　　1987年度，全国电视剧产量与上一年持平。央视播出1078集。其中包括《西游记》、《严凤英》、《乌龙山剿匪记》、《雪城》。艺术上有突破的是江苏电视台制作的单本剧《秋白之死》和儿童剧《跑跑的天地》。前者的特点在于真实感人的塑造了一位文人革命家瞿秋白的形象，展现了它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的坦诚、真实心态。后者努力从孩子的视角来表现孩子，充满了童心、童趣，克服以往儿童剧成人腔的弊病。

　　到了1988年，我国已经拥有电视接收机1.2亿台，观众人数达到6亿以上。这一年6月中国电视剧艺术委员会更名为“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广播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兼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任，副部长王枫和刘习良兼任副主任。秘书长为阮若琳，第一届委员由仲呈祥、洪民生、曹惠、钟艺兵、王云缦、黄望南、任远、王纪言、蔡襄、等25人组成，担负每年电视剧题材规划、电视剧“飞天奖”、电视文艺“星光奖”的主持和组织工作。

　　1988年10月开始，中央电视台队在该台播出的电视剧的规格、长度作出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连续剧（3集及3集以上）、单本剧（1集或2集）每集50分钟；短剧30分钟；小品15分钟。这一年度，全国共生产电视剧1800集，央视播出了1155集。其中包括《末代皇帝》、《师魂》、《家教》、《篱笆.女人和狗》、《好爸爸、坏爸爸》、《病毒.金牌.星期天》等。

　　1989年全国共生产电视剧2000集，央视播出1839集，其中包括《上海的早晨》、《商界》、《长城向南延伸》、《铁人》、《有这样一个民警》和《膏药章》等。

　　1990年，全国的电视剧产量较大。我们只能统计央视播出了1386集。其中有巨大反响的为《渴望》、《围城》、《辘轳.女人和井》；其他的还有：《宋庆龄和她的姐妹们》、《杨乃武小白菜》、《少年毛泽东》等优秀剧作 。

　　1991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在中南海怀仁堂同电视剧《渴望》剧组人员座谈。他高度评价了剧组创造性的工作，并要求认真总结他们的经验，促进我国的电视电影乃至在整个文化事业的繁荣。他说：“《渴望》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为我国的电视剧、电影创作创出了一条新路”。

　　1月14日至17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和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在北京联合举行“大型室内剧《渴望》创作经验交流会”。《渴望》呼唤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需要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呼唤着真诚，这启示人们树立把回应当代社会的呼声——即艺术作品的当代性和社会性——作为电视剧创作的首要因素。

　　1991年全国电视剧的产量是5000余集，央视播出1752集。其中包括：《外来妹》、《南行记》、《编辑部的故事》、《中国神火》、《孔子》、《棒棒真棒》。

　　1992年全国共生产电视剧5000集，央视播出的电视剧为1600多集。其中包括：《唐明皇》、《风雨丽人》、《半边楼》、《天梦》、《神算子》、《大义夫人》，儿童剧《金色轮船》等。

　　中国电视剧在过去了的14年（1978-1992）里，从弱到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主要的文艺作品展示窗口。电视剧艺术的兼容性，吸引了文艺界广泛的参与。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为各行各业羡慕不已。中国老百姓业余休闲的方式，因经济的制约，大多选择在家观看电视。因此，到了1992年，中国电视机拥有量达到了2.2亿。观众最多时候可以达到8亿以上。文化界和商界的大部分人士，都看到电视在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具有强大生命了的事业。由于国家和整个社会的重视，中国电视艺术在任何时候都会寔兴旺、发达的。

　　中国电视剧艺术的发展历程，也改变着一些传统的观念。例如，电视不应当是“微缩影剧院”。但是，它是登堂入室的“家庭艺术”，电视的讯号是近距离和观众“面对面交流”。因此，电视屏幕上演的东西，必须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必须通俗易懂，必须准确、鲜明、生动。

　　电视刚从国外引进时，曾一度被人认定为“小屏幕”，不适于宏大场景、重大题材。14年的中国电视剧实践经验却打破了这种认识。现在人们感觉到：电视屏幕空间是有限的，比起宽银幕电影它甚至是“狭小”的，但是，它在时间上是无限的。因此能够包容剧院厚重感的任何重大题材。这种实践上的“无限”，也提供了电视摄像镜头可以兼用蒙太奇的切换、组接和时空连续的长镜头画面来表达宏大的空间。至于电视的“低清晰度”，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很快就会因为高清晰度电视的普及，而变成历史。

　　人们非常清楚，中国的电视剧艺术，从整体而言，没有衰落，也没有“赔本”的时候。到了20世纪末，电视文化已经成为人们所瞩目的创意产业。电视体制的改、调整，产业化管理、经营的课题，已经着着实实的摆在人们面前，不可回避。1989年，有人提出了电视剧生产基地化、工厂化、企业化的构想。

　　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国产电视剧生产方式法身了重大改变。1987年11月20日，央视无锡外景基地在太湖边上落成。1990年12月24日，央视的另一个外景基地也在河北涿州建成。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内外影视制作提供拍摄境地、设备、生活设施和工作条件。除了这两个央视基地，上海、山东、湖北、四川等电视台都陆续简称电视剧拍摄基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在改善室个 内剧拍摄硬件和软件方面也取得长足的进展。一批具有相当过规模的摄摄影棚相继北京和外地建成。

　　5，电视文艺全面发展繁荣

　　1983年开始，在经历了转型期和海外文艺冲击之后的电视文艺，进入了人全面发展的阶段。它的主要标志是：

　　（1）连续举办了大型电视文艺晚会，尤其是春节晚会的播出，开辟了新局面；

　　（2）文艺专栏如雨后春笋，充实了日常电视文艺节目播出；

　　（3）一批综艺节目诞生，并和栏目结合，星辰了电视文艺的拳头产品；

　　（4）各式自娱性节目、竞赛性节目频繁推出，影响广泛；

　　（5）国际交流日益扩大；

　　（6）对电视文艺节目的评奖、研讨获得加强。

　　电视文艺晚会影响最大的，首推央视一年一度的“春晚”了。从1983年到1992年，已经连续举办了10次。它已经是中国春节文化礼仪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也是电视文艺晚会节目中耗费精力最大、规模也最大，演播时间长，参加的演员最多，收视率最高、春播面最广的一类节目。由于全国大多数人口的关心，几乎整个社会的关注，春晚剧组所感到的压力也是最大的。

　　这台晚会的成功原因，最重要的是它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从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中宣部领导、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领导都不止一次得给晚会节目作指导，央视领导则把春晚作为一段时间的重点工作。

　　春晚办得比较好的第二个原因，是每一节晚会都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主题要求：

　　1983年——团圆、欢乐、希望

　　1984年——爱国、统一、团结

　　1985年——团结、奋进、活泼、欢快

　　1986年——团结、奋进、欢快、多彩

　　1987年——团结、向上、喜庆、红火

　　1988年——欢乐、团结、奋进

　　1989年——团结、欢乐、向上

　　1990年——团结、欢乐、祥和

　　1991年——团结、欢乐、多彩

　　1992年——团结、欢乐、祥和

　　很显然，团结、欢乐是春晚的基调，它自始至终贯穿整个晚会，因而就成了春晚的精神特征。

　　第三个原因，是剧组全体工作人员一直坚持“多做、少说、不吹”的办事原则，团结协作、勇于拼搏，这已成为春晚剧组的传统。

　　第四个原因，是努力创新，不断扩大节目容量，节奏要紧凑，不要拖沓，气氛要热烈，节目要美，形式要“新、奇、巧、精”。譬如，要“开场踢好头三脚”，照顾观众过节习俗，讲究黄金分割线，准时敲响零点钟声，安排好大轴戏和小品、相声、歌舞三大柱等一系列成熟的套路。既要反映现实，还要弘扬民族文化，也是成功的经验。

　　第五个原因，要坚持现场直播，它不仅带来了观众的临场感和参与感，并可以根据现场情况随时调整节目的进程，因而加强了时效性，缩短了和观众的距离，有利于观众的认同。春晚的直播成功，为其他日常综艺节目开了头，也为此类直播节目培养锻炼了一支庞大而有效的团队。

　　综艺晚会一般都是安排在每周的周末晚上。例如1984年央视开辟的《周末文艺》；1988年推出的《旋转舞台》和《文艺天地；1990年开辟的《综艺大观》等。这些综艺节目的播出，也必然是要设立专栏，定时、定点播放。因此，文艺专栏最适于它们的需要。

　　实际上，中国电视最早实现栏目化的是广东电视台。1984年，1984年该台已经有80%以上的节目实行了栏目化。与此同时，上海电视台开办了全国文明的文艺专栏《大世界》、《大舞台》。它们的收视率在以后多年里一直名列本台的前列。北京电视台也推出了《大观园》；湖北台有了《心声》；天津台开出了《画中画》、《戏曲之花》；吉林台也开辟了《艺林漫步》，陕西台则放出了《秦之声》；湖南台开做起了《家庭小世界》的文章。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1992年4月6日至12日《中国电视报》刊出央视一套、二套所列的文艺专栏共有：《综艺大观》、《正大综艺》、《戏曲欣赏》、《外国文艺》、《百花园》、《请您欣赏》、《译制片》、《文化生活》、《电视剧场》、《曲艺杂坛》、《大家唱》、《故事会》、《动画片》、《中心舞台》、《人间万象》、《艺苑风景线》16个。

　　从7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我们的电视昂首阔步的走完了15年历程。在这期间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与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都为电视的提供新的发展契机和保障。而我们陈宫的关键的是党和政府在广播电视领域里的正确决策。

　　截止1990年，中国大陆的电视频道共有554套，平均每周播出22298小时，其中每周自办节目为8274小时。新闻节目占10%；专题节目占8.8%；教育节目占5.1%；文艺节目占67.2%；服务性节目占8.9%。这些成果，为今后电视进一步的崛起，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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