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怀柔“打老师”事件重启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
被打教师于学荣在看当年《光明日报》对此事的报道。
1982 怀柔“打教师”事件 1982年4月26日，北京怀柔县3名女教师无端遭到几位村民辱骂，并被围攻殴打近20分钟。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关于教师社会地位的大讨论。
“臭老九！”“烫头发！不要脸！”“打她们！”“打得不青不红就没事！”
1982年4月26日傍晚，北京市怀柔县黄坎公社露天电影放映场，天色微暗。
于学荣、范秋兰、刘凤珍，3位20岁出头的黄坎公社吉寺小学女教师，无端遭到几位村民辱骂，并被围攻殴打近20分钟，现场围观群众达二三百人。当夜12点左右，吉寺小学又遭砖头、石块袭击，六七块玻璃被砸碎。教师们惶恐不安，学校被迫停课。
这起事件，日后出现在众多教育史料中，被称为“怀柔打教师事件”。
两个月后，该事件被媒体报道，触动了在“文革”中被压抑多年的教师群体的敏感神经。在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恢复与发展，在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高潮期，各地教师纷纷就此事件表达激愤，更多教师权益受损事件浮出水面，一场关于教师地位的社会讨论由此兴起。
如今，尊师重教已经成为社会风气，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深入民心，教师正成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回首那段往事，一些人对知识与科学的愚昧和冷漠，对包括教师在内的知识分子的蔑视和伤害，已难以被人们理解。
从来没有忘记 2009年盛夏，北京市怀柔区一个社区居委会，当年的被打教师于学荣接受了记者的采访。27年过去了，她已离开教师岗位13年。她当年的同事刘凤珍已不在人世；范秋兰仍在怀柔一所小学教书，对于那段往事，坚决不愿再提起。谈起同意接受采访的理由，于学荣说，对于当初转行的决定，她如今有些后悔，如果能让更多人感受到在今天做教师的幸福，也算弥补自己的一些遗憾。
采访中，于学荣将“怀柔打教师事件”称为“那件事”，这种叫法一直持续到采访结束。她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那件事”她从没有主动向身边人甚至丈夫和女儿提起，她也再没有回吉寺小学一次。现在，除了天气阴沉、情绪激动时，“那件事”后落下的老病根儿——腿痛会发作，她觉得那好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情了。然而，回忆起被打的经过，于学荣音调提高、语速加快、神情愤怒，讲到激动处，她低头自语：“其实，有些事从来没有忘记。”
1982年，于学荣21岁。“那个年代，教师可不像现在这样有地位。"先工商，后财贸，哪儿也不要去学校。"当教师待遇低、工作累，还让人看不起，连对象都不好找。有的领导干部对教师说，你要好好干，干好了让你去做售货员。”于学荣说。但于学荣从小就想做一名教师。1978年，高中毕业后于学荣不顾劝阻，做了一名“没前途”的小学教师。
吉寺小学距于学荣在县城的家有35公里，地处山区，交通困难。她两周才能回一次家，平时住在山脚下的红砖宿舍里，食宿条件很差。但面对着自己喜欢的学生，于学荣没有埋怨过环境的艰苦。只是随着教书的日子越来越长，她开始感到苦恼：虽然“文革”结束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一再强调要重视教育、尊重教师，但当地一些村民还是觉得上学没用，教师就是“臭老九”。“我们在校外经常被村民辱骂，有时走在从县城返校的山路上，一些年轻社员还会向我们扔石块、吐痰，有的高年级学生也语言污秽，学校窗户经常被砸。”这成了于学荣的心病。
与于学荣一同被打的教师刘凤珍、范秋兰也来自外乡，有着与于学荣相同的烦恼。为了安全起见，3人经常结伴而行，并多次向学校反映情况，但学校把情况向公社反映后就没了回音。于学荣说，被打那天，因为学校安排了几位男教师相陪，她们才第一次敢去公社看电影。
在去放映场的路上，于学荣等人遭到社员王桂义等人的无端辱骂，直到放映场仍骂不绝口。随着看电影的人越聚越多，一些村民开始跟随王桂义及其父王兴宽等人起哄并推搡3位女教师。不一会儿，几百名村民就将她们围了起来。“我们叫啊，喊啊，但是被围得紧紧的。有人用拳头打，有人用脚踹，有人用手电筒、打火机晃我们的眼睛，还有人把烧着的火柴往我们身上扔。男教师被挤在人群外，根本冲不进来。我当时只觉得眼前有很多人头在晃，晕晕地，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于学荣气愤地回忆。被打近20分钟后，男教师和一些社员冲出一条路，才把她们救了出来。于学荣昏迷了四五天才醒来，浑身抽搐，下肢不能站立，神志不清，见到生人就害怕。另两位被打女教师的情况也与她差不多。
事件发生当夜，吉寺小学校长王存德到大队给中心小学打电话反映情况。情况反映上去后，县里派人来调查，大多数大队干部都不太配合。被打伤的教师也只被安排在公社卫生院检查了一下便回家养伤了，直到40多天后才被送往县医院治疗。
怀柔县公安局对这一事件的性质也有不同看法。事件发生10多天后，县公安局才派人下去调查，得出的结论是：3名女教师内脏和四肢正常，血压不高，说王兴宽等打人证据不足。在县教育局的坚持下，县公安局才在事件发生40多天后将主要肇事者拘留，但15天后就将其释放，村民对此议论纷纷。直到事件发生两个月后，媒体对此事大力报道，事情才有了转机。
抓住这个典型《光明日报》对怀柔“打教师”事件的第一篇报道。
1982年6月，《光明日报》记者赵学礼从北京市教育局拿回了一封信，信件对“怀柔打教师事件”的处理结果进行了披露。赵学礼回忆，由于事件处理受到了来自怀柔县委和县公安局的阻力，北京市教育局寄望媒体能推动事件的解决，但因为涉及权力部门，一些媒体有顾虑不敢报道。赵学礼听说后气愤地说：“我们报！”就这样，这封署名“焦文驷”的“群众来信”被带到了《光明日报》。这一署名日后被解读为“市文教”的倒读谐音。
信件被赵学礼交给了《光明日报》负责处理群众信件的群工部。群工部负责人王忠人与编辑杨瑞读后非常气愤。“太不像话了，赶快派记者下去调查！”
事情由一封读者来信引起 1982年6月中、下旬，本报学校教育部记者赵学礼从北京市教育局带来一封署名焦文驷的读者来信，希望报社发表。信的内容是：
那年4月26日晚，北京市怀柔县黄坎公社吉寺小学女教师范秋兰、于学荣、刘凤珍在去看电影的路上，遭到该村王兴宽和他的女儿、儿子等数人无端辱骂，这些人趁天黑把3名女教师团团围住，冲撞殴打达20多分钟，围观者200来人。大队干部和学校领导闻讯赶来，被围观群众挡住进不去，最后两名男教师和部分社员硬从人群中闯开一条路，才把3名女教师救出来。当天夜里12点钟，该小学又遭到砖头石块的袭击，6、7块玻璃被砸碎。事件发生后，教师们惶恐不安，不敢到校上课，学校被迫停课40余天。3名女教师被围攻后，四五天昏迷不醒，伤势严重。女教师的父母含着眼泪向有关领导说，“孩子到山区教书，被打成这个样子，上级党委和政府得给我们做主啊!”
来信说，这次事件严重损害了人民教师的身心健康，要求对肇事者进行严肃惩处，并借此对广大社员和干部进行法制教育，造成一个人人尊师爱校、确保教师人身安全，维护学校正常秩序的新局面。
如今已83岁的王忠人回忆说，当时，虽然“文革”结束了五六年，党和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转变了，但一些地区损害知识分子权益的事件还屡有发生。“群工部每天都能收到100多封来信，相当大的部分来自中小学教师，主要反映校舍被占、工资待遇太低、教师遭受辱骂殴打等情况。”王忠人说，“为了解决各地教师被打等权益受损事件，教育部、全国教育工会等有关部门都在采取各种方式清查、处理此类事件，推动教师权益的保护工作。”
怀柔事件还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时期。1982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党在上半年内认真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情况，着力解决一些影响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紧迫问题。各地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都在认真落实。
“在这个阶段报道怀柔打教师事件，不仅可以警示损害教师权益的一些干部和群众，还可以配合有关部门的教师权益保护工作，更是对中央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王忠人说。
“特殊事件！特殊时期！特殊意义！要不要把这个事件做大？”带着这个问题，王忠人立即请示报社领导。报社领导当即拍板：“事件很典型，有较大的教育意义，同时，没有血淋淋场面，不会有副作用，马上派记者调查，如果情况属实，就进行连续报道，抓住这个典型不放！”
赵学礼等记者立即赶往怀柔。“被打教师面容憔悴、哭笑失常、见到生人就喊叫，不能站立。但事件处理结果却不合法、不合理！”记者带回了让人气愤的消息。
1982年6月24日，题为“怀柔县黄坎公社王兴宽等人无理取闹辱骂殴打三名女教师”的读者来信与记者调查刊发于《光明日报》一版头条，评论员文章《要造成尊重教师的新风尚》同时配发，号召全国人民重视教育、尊重教师。
报道刊发后立即引起巨大反响，各地教师纷纷来信表达对怀柔打教师事件的愤慨，反映类似状况。一些学生也来信表示：“怎么能这样对待辛苦教育我们的老师？”北京市宣武医院等医疗机构也向北京市教育局和报社表示，愿意为3位女教师的治疗提供方便。
随后，于学荣等被北京市教育局领导亲自送到宣武医院作进一步检查。检查结果是：3位教师均属神经症性反应，于学荣为癔病性下肢瘫，刘凤珍为癔病性肢体轻瘫，范秋兰为癔病性下肢轻瘫。检查结果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一些人认为教师“装病”的言论。
与此同时，《光明日报》怀柔事件报道组负责人杨瑞带领着记者继续对此事件进行调查，越来越多的情况浮出水面。原来，吉寺地区不仅经常发生村民骚扰教师的事件，当地干部对学校教师的生活也毫不关心。在学校住宿的教师连吃菜都很困难，队里种的蔬菜，卖给社员才2分钱1斤，卖给教师却要1毛钱1斤。教师们经常就着酱油吃饭，有时不得不到县城买菜。教师们工作也很辛苦，每天至少上5节课，学生放学后还要集体备课到晚上9点半。
这些情况被《光明日报》一一曝光，更多群众写信声援3位被打教师，《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也开始关注此事，该事件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对于这些情况，当时还躺在病床上的于学荣并不完全知情。但她确实感到生活有了变化：不仅城里有一位老中医经常到她家里为她针灸，看望她的人也越来越多。她每天能收到上百封慰问信，有的信封里还塞上了二三百块钱。“那时的二三百块钱可不是小数目。”于学荣说。
其实，关于这起事件产生的影响，于学荣不知道的还有很多。王忠人介绍，报道刊发后，不仅各地教师与群众纷纷写信谴责打人者，中国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委员会通过报社要求严惩凶手；全国妇联也发表声明，呼吁有关部门在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过程中，加强对女教师情况的了解；全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方明也向各级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会组织提出了继续对基层干部和群众进行尊敬教师思想教育的希望。于学荣更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在看到报道后也指示办公室人员转告北京市委，要抓紧处理，把打人凶手抓起来。这一指示在当时没有公开报道，但被传达给了所有有关单位。王忠人说：“小平同志一直非常重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尤其指出要尊重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得到小平同志的批示后，我兴奋极了，事件解决指日可待了。”
7月6日、7日，王桂义和王兴宽被县公安局依法逮捕。
7月13日，怀柔县委、纪委决定开除王兴宽的党籍。
7月15日，北京市发出“人人爱护学校，人人尊重教师”的通报。
7月27日，北京市怀柔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3位女教师被打一案。法院审理后认为，带头打人的王兴宽、王桂义公然侮辱拽打女教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影响了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均犯有侮辱罪，分别被判处2年和1年有期徒刑。
至此，《光明日报》对此事的报道已有74篇，文字量有6个整版之多，其他媒体的报道、转载、评论更是不计其数。“怀柔打教师事件”终于在媒体的报道、社会各界强烈的谴责与国家领导人的关心推动下得以解决。
此后，各地掀起了清查教师被打现象的浪潮。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呼吁各地结合处理殴打教师等典型事件，进一步认真检查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并大力宣传尊师重教。1982年8月上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对当地殴打教师、抢占校产事件作了处理，一些久拖未决的问题得以解决。
引发舆论热潮 怀柔县公安局对事件曾有不同看法
本来，怀柔殴打教师事件性质是很明显的，处理起来并不复杂。但是从事件发生到打人凶手被法办，却历时3个多月，为什么?就是因为县公安局对事件性质有不同看法。
杜导正对这次报道的见解和点子
当时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对于怀柔这个典型，说过一些新鲜的见解，他认为抓这个典型既有拨乱反正，尊师重教的普遍意义，又有其特殊意义：1事件发生在北京这个首善之区，主要肇事者又是一个农村党员，说明这一问题更值得重视；2事件的具体情节不轻不重，既不是一般歧视行为，也没有血淋淋的场面，不会产生什么副作用。因此他决定抓住不放，连续报道，造成一定声势。[详细]
“如今思考怀柔打教师事件报道的意义，不仅在于推动了该事件及类似事件的解决，更重要的是顺应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尊师重教之风，促进了尊师重教舆论热潮的形成。”王忠人说，“引发舆论热潮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是解决事件过程中召开的3场座谈会，与会者的讨论将这起打教师个案上升为对教师地位问题的全面关注，推动了社会各界对教师地位的群体思考。”
据具体负责组织3场座谈会的杨瑞回忆，《光明日报》对怀柔事件进行报道的当日，报社领导希望听取各界意见，决定邀请教育界人士参加“怀柔打教师事件”座谈会。座谈会分3天进行，怀柔县教育界及负责处理怀柔打教师事件的有关部门、北京市区教育界人士及知名教育专家纷纷积极参与。每天，热烈的讨论结束后，记者立即对座谈内容进行整理，第二天便见报。
讨论第一天，话题集中于对“怀柔打教师事件”的谴责。第二天，座谈会成了教师、校长们反映各校教师权益受损情况的平台。第三天，话题升级为对教师价值与地位的热烈讨论。
“教师工作到底是不是高尚的职业？”“教师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谈何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小学教师对四化建设的意义何在？”诸多问题在座谈会上被提出。
“脑力劳动是复杂劳动，应该受到充分的尊重，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他们的物质待遇本应该高一些，这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为教师权益奔走多年的方明等人情绪激动。
“中小学教师的职业是神圣的，他们对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起到关键作用，应该受到尊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很多人不愿意考师范院校，就是怕受歧视、受迫害。教师来源有困难，15年后师资质量将会怎样？教育的质量又会怎样？”景山学校副校长陈心五、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于学耕强烈呼吁提高中小学教师地位及师范教育应该受到重视。
中央教科所教学法研究室负责人江山野等人则急切呼吁教育立法：“教师的权益保护从组织、制度和法律方面都应该有规定。尊重教师，不仅是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每个公民遵守、维护宪法的责任。”
当年参与讨论的景山学校原副校长陈心五，如今已经执教50多年。回忆起那场讨论，他认为，那是一场肃清十年“文革”错误思想流毒的洗礼。从“怀柔打教师事件”本身和座谈会的讨论内容剖析教师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可以看出教师地位的尴尬是“文革”期间蔑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蔑视教育和教师等错误思想流毒远未肃清的表现，是一些人对教育、科学、知识错误认识的表现。如今，教师地位有了根本性的提高，是因为“文革”后，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反复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因为这些年来，党和国家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教育已经由社会结构的边缘走入中心。
尊师重教的抓手 光明日报的读者、天津南开中学教师田家骅提出了建立和确定“教师节”的建议。来信刊登在《光明日报》1982年7月20日第二版，是诸多读者反映稿之一。信中提出：“当前全国有两千多万教师，肩负着三亿青少年的教育、教学任务，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任务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他们的肩上，教师应有自己的节日。日期最好在暑假后开学的第十天为宜。”据他后来撰文回忆，关于教师节的日期，经过了一番考虑。九月份节日少，正值新学年开学。9月10日建立一个节日，恰到好处。
“这一讨论使更多人开始关注教师权益，也使社会上的尊师热情更为理性。很多人认识到，教师地位的提高涉及工资待遇、政治待遇、专业素质等方方面面，全面提升教师地位是一个紧迫、重要而又复杂、长期的问题，一些为促进尊师重教而奔走呼吁的人士希望寻找到一个抓手，很多人把目光锁定在了为教师设立节日上。”王忠人说。
1982年7月20日，在对怀柔“打教师”事件及座谈会进行报道后，《光明日报》第二版刊登了一位普通教师的呼吁：“当前全国有2000多万教师，肩负着3亿青少年的教学、教育任务，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责任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他们的肩上，教师应该有自己的节日！”“日期最好在暑假后开学的第10天为宜。”
这位投书《光明日报》的教师叫田家骅，当时是南开中学的一名语文教师。他在日后的回忆文章中写道：“看到报纸对北京怀柔地区打教师事件的报道，我感到无比气愤和震惊。迫害教师的悲剧不能重演，黑白颠倒的历史不能重现！”他的倡议立即在中小学教师中产生了反响。
1983年，“尊师节”的倡议在一些大学校园里兴起。如今已是一家出版社社长的陈锐军，当年还是暨南大学的大二学生，通过媒体得知了很多教师权益受损的案例后，他与同学共同创办了学生社团“尊师重教促进会”。他们不仅在校园里组织尊师活动，还在假期里到全国各地宣传。其中有一支队伍从广州骑车到了北京，一路发了数不清的传单，到北京后还将设立“尊师节”的建议表达给了团中央领导及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1984年12月的一天，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王梓坤拨通了一位《北京晚报》记者的电话，表达了希望将每年9月设为“尊师重教月”的建议。第二天，王梓坤的倡议即被报纸刊发。“只有设立教师自己的节日，尊师重教才能形成一种氛围，才能成为各级领导和群众的共识。”王梓坤将呼吁设立教师节视为师范院校地位提高、教育质量得以发展的重要抓手。为了把这个建议的影响再扩大一些，王梓坤又找来了启功等著名学者开了一个座谈会，大家听到这个建议后都很赞成、很兴奋。《北京日报》第二天便刊登了座谈会的情况，把设立教师节的呼吁推向高潮。
“其实，在社会各界为设立教师节奔走呼吁时，中央层面的有关部门早已开始推动教师节的设立。教育部、全国教育工会、全国政协等部门早就开始为此项工作努力。”全国教育工会原副主席范立祥回忆，“早在1981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教育工会原主席方明等17位委员就联合署名提出了设立教师节的提案。”
1984年12月7日，教育部党组、教育工会分党组再次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每年9月10日为我国的教师节。
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教师节议案终被通过。
时代真的变了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教师节庆祝大会，四名学生打出“教师万岁”的牌子。资料图片
1985年9月10日，金秋送爽，阳光明媚，中国教师终于迎来了收获的节日。
那一天，国家主席李先念发出了《致全国教师的信》。信中说：“祖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每一项成就，都渗透着你们的辛勤劳动……尊师重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的重要标志，教师工作应该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和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
那一天，在人民大会堂的庆祝教师节大会上，万里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教师问好。4名少先队员代表全国少年儿童献词：《向亲爱的老师们祝贺敬礼歌唱》，会场里近万名老中青教师高兴得连连点头。
那一天，连续剧《托着太阳升起的人》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文革”后，教师第一次成为被歌颂的电视剧主角通过国家电视台出现在荧屏上。
那一天，已被调往怀柔县城一所小学教书的于学荣不仅收到了学校送给她的礼物——一个花色被单，还看到了教学楼前一条红红的条幅上写着：“祝老师节日快乐！”
那一天，王梓坤校长早早起床穿上了西装，激动不已地坐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西操场的主席台上。上万名学生欢呼雀跃，突然，人群中有4名学生各自举着一个牌子，组成了4个大字：“教师万岁”！
这一节日的到来，标志着尊师重教不仅仅是教师群体的呼喊，也成为了全民共识。
范立祥回忆，1985年教师节的庆祝过程中，全国教育工会统计到的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11671个省级先进集体和个人被表彰。《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等举办了大型征文活动。各地陆续将工资改革所增加的工资分发到了中小学教师手中；清理对民办教师的欠款；吸收大量教师入党；解决教师的住房难、看病难及夫妻两地分居等问题。
此后，每一年的9月1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会亲切看望教师，全国各地的学校与学生都会以各种方式为教师庆祝节日。中国教师群体更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体会到了教师职业带给他们的自豪感：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明确规定：“全社会应当尊重教师。”“国家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采取措施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教师的物质待遇，对优秀教育工作者给予奖励。”1993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正式通过，明确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此后，教师的工资待遇、住房、培训条件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等法律与政策中被反复提及，我国教师权益问题走上法制化轨道。2009年1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向社会广泛征集意见，教师队伍建设及教师地位问题又成为社会各界的重要讨论内容。
如今，全国教师已经度过了25个教师节。于学荣提起当年的教师经历感慨不已。她告诉记者，原来的同事向她开玩笑：“后悔吧你，现在当教师可不比从前啦！”她常常去妹妹所在的怀柔五中办公室坐一坐。每当节日，就会提醒20出头、已经工作的女儿回学校看看老师。在路上遇到向她打招呼的从前的学生，总会回想起过去的执教岁月。她说，如果有机会，还想当教师，教数学、做班主任，与学生们天天在一起。(记者俞水)
(责任编辑：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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