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举国欢腾。首都北京见证了共和国60周年华诞庆典的壮丽和辉煌。在威武雄壮的阅兵武器方队中,一个个引弓蓄势的飞航导弹方阵备受瞩目,它们构成了祖国国防力量的坚强柱石。
上个世纪9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高瞻远瞩,做出了进一步加强装备研制,巩固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战略决策,中国航天科工三院历史性地参与其中,承担了重要的型号研制任务。
对于三院来说,这些新型号的研制意味着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武器系统的复杂性和技术要求的先进性。而可借鉴的技术资料极端匮乏,一切都要以我为主,从零开始,研制风险极高。其次,产品质量和工艺标准非常高。这对三院当时的研制能力、生产设备、生产条件提出严峻的挑战。最后,国内相关技术基础薄弱,研制队伍缺乏经验。然而,困难挡不住三院干部职工的脚步。
弹上发动机是飞航导弹的“心脏”,是决定导弹技术水平的核心部件之一。某新型号研制启动后,三院在部件试验设备不足的条件下,对装备该型号的某新技术发动机全机1000多个零部件先后进行了多次试验,证明了国产发动机零部件能够满足使用要求。就在试验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问题出现了。在3发试验弹即将发射的前夕,该发动机在地面试验时出现了故障。
三院研制人员压力十分巨大。如果不坚持,试验队撤场理所应当,而一旦撤回就很难再进场,甚至影响到三院涡喷发动机的研制前景。
在这关键时刻,三院领导果断决策,充分肯定了发动机研制队伍的成绩,指出“要给他们一点时间排除故障”。
在试验基地,白发苍苍的老院士带领全体试验队员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群情激昂,热泪横流。全体研制人员夜以继日,连续奋战了20多天终于找到了故障的根本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了有力措施,杜绝类似问题的发生,取得了该型号试验弹三发三中的优异成绩。
某型号具有远程精确打击的独特优势。该型号试验弹初次进场时,试验队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却未料到,技术掌握不牢,试验连连不如意。
当时春节临近,经过异常艰苦的“归零”,试验弹的准备工作也逐渐走上正轨。大家兴致高涨,希望借飞行试验成功的喜悦,一扫进场试验以来的阴霾。
试验开始了,导弹呼啸而起,看似一切正常,可随着远处“嘭”的一声巨响,空中升起了黑色的蘑菇云……
试验失败!压力再次袭来,但困难没有吓倒研制队伍。他们埋头苦干,对多个关键技术领域进行了全面清理和深入研究。为了突破发动机、惯导、雷达高度表等关键技术,研制人员转战各地,开展了100多架次、几百个小时的机载带飞试验和大量的地面试验,攻克了数十项关键技术和短线项目,终于使各系统性能有了质的飞跃。
有一年,蔡总走马上任某型号总师总指挥,国家对这一改进型号的期望很高,进度要求极为严格。大家感到压力很大,但心里却不慌,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是蔡总负责的任务,那就一定没问题。“蔡总很随和,但遇事很果断、有魄力,是那种波澜不惊的人。”这是试验队的年轻人对她由衷的评价。
导弹从立项、方案论证,到设计、试验、发射,蔡总参加了全过程。技术上的事,大大小小,她全装在心里。作为技术和行政的双重负责人,蔡总比平常更加忙碌,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一线,60多岁的她总是坚持与队员们一起做试验,观察数据,有时一熬就是一个通宵。遇到具体问题时,她总是鼓励队员们多想办法,多出主意。有人给蔡总做过计算,一年365天,有250多天她都是在试验场、外地或飞机火车上度过的;一天有24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每天工作的时间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
在蔡总的主持下,该型导弹仅用了短短4年时间就完成了型号从批准立项到设计定型飞行试验的全部研制工作,成为全院研制进展最快、成功率最高的型号。
刘总是某型号总设计师,他有句口头禅:“活着干,死了算。”这位资深专家有着胃出血的老毛病,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在一次现场排故,他中午没能及时吃饭,结果胃病复发,造成大出血,生命垂危。当地医院条件有限,无力治疗,他被直升机火速送回北京。进手术室的时候,他的血压已经降到了零,经过专家全力抢救,他起死回生。尽管如此,刘总从来没把自己当作病人,而时经常超负荷地工作。
在该型号研制跌入低谷的时候,整个队伍全力进行地面试验和问题“归零”。多少趟来回奔波,多少次挑灯夜战,多少回彻夜难眠,刘总数也数不清,大家看到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他头上白发的迅速增加。
经过多年艰苦努力,型号研制工作终于迎来春天,飞行试验接连获得成功,终于顺利进入定型阶段。在庆功宴上,当几位队员向刘总敬酒的时候,尽管有胃病以来早已滴酒不沾,刘总还是毫不犹豫地端起了酒杯,望着与自己一起奋斗多年的战友,他满脸通红,嘴唇颤抖,激动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咱们这几年的辛苦没有白费……”一句话没说完就哽咽着再也接不下去。
谁言多崎路,壮士不辞远。为了祖国的飞航导弹事业,三院科研人员付出了无数的汗水、毕生的心血,甚至宝贵的生命。
1995年国庆节,参加某重点型号研制的高级工程师刘滨生回到家里,长期的出差、高强度的工作让他感到身体疲倦不堪。妻子反复劝他去医院检查,“等忙完这一段再去吧。”刘滨生敷衍一句。此时的他,满脑子装的全是工作。在北京待了不到一周,刘滨生再也坐不住了,他又一次登上前往东北的列车。
在东北办完事,他马不停蹄地飞往南方。到驻地的当天,他便去厂里看了加工情况,晚上又与工人研究了技术问题。第二天早晨7点半,他来到厂里上班。
11月5日下午上班时,刘滨生感到胸闷明显加重,但难忍的胸痛没有使他停下手中的工作。他还给家里打了最后一次电话:“任务要拖一段时间,得在这儿过冬了。”
当天傍晚6点20分左右,在与同事小王讨论完当天的工作后,刘滨生回到房间。
连日的操劳,他太累了,此时他多想什么都不管,躺在床上,甜甜地睡一觉。
几分钟后,他的呼吸却越来越急促,脸涨得通红。傍晚6点35分左右,医护人员匆匆赶来了。
一看到他们,23岁的小王“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求求你们,救救他吧!”他急切地哭喊着,颤抖的手紧紧地抓住医生。然而,刘滨生永远合上了疲倦的双眼……
谁都无法相信刘滨生走了。噩耗传来,震惊了所有与他熟识的人。在陵园里,亲人为他选择了制高点,好让他俯瞰他曾为之劳作的这片热土。
一年夏天,三院启动了某新材料弹翼的研制工作。
该型号技术指标先进,对新材料的要求极高。如果按照正常研制保障标准,当时三院的软件、硬件条件还远远达不到要求。一台小吨位的压机,一间不足40平方米的房间就成了当时整个型号研制的家当。
为了改造压机,技术人员们通宵达旦地工作,经常一出差就是几个月,当时某新材料的铣削技术还不高,工艺人员就下厂一个参数一个参数地摸索。
第二年6月,第一次静力试验失败,研制人员的压力更大了,他们完全放弃了节假日,整天都在进行各种结构和工艺的改进,为了提高产品的内部质量,他们从材料的基础工作做起,逐渐积累了上千个数据,为后期广泛使用的原材料完成了各项工艺测试。为了攻克弹翼的大面积胶接技术,他们反复揭开蒙皮进行工艺摸索,力求取得最佳效果。
凭借研制人员舍我、舍家的拼搏精神,新材料弹翼的研制工作逐渐打开了局面。其后几年,他们先后完成弹翼的各项试验和工艺攻关,用自己的智慧铸就了型号腾飞的翅膀。
那是几年前,某重点型号研制进入决战阶段后,舵机带飞试验却出现了故障。这对整个型号研制进度的影响很大。千百双眼睛都在看着杨总。作为该型号的总师、总指挥,这位老专家所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艰苦的“归零”工作整整进行了100天。四月的戈壁滩,狂风四起,黄沙飞扬。杨总带领试验队员在试验场地常常是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别人劝他回到车上休息一会儿,他摇摇头拒绝了。每天都是早上、中午、晚上连轴转,身心憔悴。100天下来,他瘦了十几斤。
最终,“归零”评审顺利通过。不过,随后的试验又让杨总令人虚惊一场。
试验中,飞行状态非常好,然而在监控大厅的屏幕上居然什么也没看到。杨总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他二句不说,一步跨出大厅,跳上车,火速赶往靶标处。当看到导弹击中目标且穿靶而过时,他“扑通”一声坐到了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任由泪水夺眶而出,肆意流淌……
连续两年,某新型号三发试验弹飞行试验相继失利,型号到了下马的边缘,整体方案必须进行修改。总设计师黄院士需要一名得力的助手,他把一串串名字在心中过了一遍,最终定格在一名女将身上,她就是后来这个型号的总师冯总。她不但业务精干、作风严谨,而且对飞航事业有着一股敢打必胜的拼劲。她的到来,恰逢其时。
冯总迅速对新型号设计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了解和学习,面对该型号纷繁复杂的更改,完成了大量细致深入的工作。当时,靶试的失利给整个研制队伍蒙上了一层阴影,消极情绪弥漫。然而,冯总对新型号的成功深信不疑,在各种场合,她一次次坚定地说:“型号总体方案绝对没有问题。”终于,她的坚定的信心和过人的技术打动了所有的人,扭转了队员的负面情绪,大家重新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攻关中。
试验紧张而又艰辛。仅尾翼模态试验就进行了40多天,每天都是上午8点开始试验,中午不休息,晚上加班干到凌晨。通过模态试验和理论计算分析,新的模拟试验正式展开,试验地距京城很远,队员们常常是下午上飞机,晚上7点多到,8点开始试验,10点试验结束,直到午夜分析完试验数据,第二天上午再赶回北京。
吸取了前几次试验失败的教训,冯总对型号更改复查的要求更加严格,做法更加深入,当然,工作量也随之增加。而且,很多以往能过关的事情,到她那里却卡壳了。周围的人认为已经做得可以了,她一遍遍要求重做。队伍中的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有的人不理解:“冯总也太严格了。”“她这人真是较劲。”。冯总面对反对的声音,用她一贯的倔强坚持她的做法。结果证明她是正确的,查出了很多潜在隐蔽的问题,她再次以百分百的认真和韧劲为型号研制排除了隐患,扫清了障碍。
经过一年的技术更改、“归零”后,该型号飞行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面对成绩,冯总平静地说:“大家辛勤付出一年,该有回报了。” (来源:人民网-科技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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