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司法所长心得

　　社区矫正·司法所长心得

　　“他们就像我的孩子”

　　蔺军(北京市朝阳区常营司法所副所长)：今年我们司法所接受的11名社区服刑人员中，5人是青少年，这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其中一名未成年人因为在网吧认识的一个哥儿们没钱了几天没吃饭，就抢了50元钱，结果被判刑3年，缓期4年执行。

　　我也是一个母亲，我觉得他们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我有责任帮助他们。社区矫正宽严相济的服刑方式，有利于他们顺利改造。

　　针对这5名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我们一方面积极为他们找学校、找工作，一方面经常开导教育他们，告诉他们怎样交朋友，朋友之间应该遵守哪些底线。看到他们露出孩子般的笑容时，我特别开心。

　　我们辖区内青少年违法犯罪比例较高，怎样让孩子们从小就懂法，把握好自己人生的底线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今年，常营司法所在北京市首创了“1、2、4模式”，即教育1个孩子，影响2位家长，启示4位老人。这项活动首先在辖区内的中小学里开展，很受孩子和家长们的欢迎。

　　“社区矫正有优越性”

　　肖渺(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司法所所长)：社区矫正制度具有优越性，表现在：使社区服刑人员保持与社会的接触，将来能更好地回归社会；能发挥司法所、警察、社区和家人4方面的共同力量，让社区服刑人员定期报告、定期劳动，能更好地起到教育矫正的作用；很多社区服刑人员能发挥专长为社会作些贡献，如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员可以从事一些对社会有益的公益活动，而缺乏技能的社区服刑人员则可以为社区做些服务型的工作，如修车、送饮用水等。

　　社区服刑人员就业难是个普遍问题，由于社会上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歧视和偏见，一般单位都不愿聘用他们，不少人只能靠低保维持生活。还有经费保障的问题等，在这方面，有关部门已做了不少工作，但没有彻底解决，呼吁能有相应的配套资金和配套设施支持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社区矫正·矫正社工感言

　　“我很喜欢这份工作！”

　　马文升(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司法所专职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工作者)：社区矫正工作要讲究工作艺术，对于不同的社区服刑人员要采取不同的矫正方法，给他们制订量体裁衣的矫正方案。

　　有些社区服刑人员其实素质挺高，因过失犯罪被判刑，对他们主要是给予心灵上的沟通，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和负担。

　　有些社区服刑人员，法律法规他们可能比我们还要熟悉，没有必要给他们讲大道理，而要和他们拉拉家常，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就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诚心相待感化心灵”

　　有一名社区服刑人员，犯罪入狱后妻子和他离婚，带走了孩子，拿走了房子。他出狱后无所依靠，我们去他家走访，他态度蛮横地说：“我没有钱只有病，你们还是把我送进监狱吧。”后来，我们帮他解决了低保和廉租房，他激动地说：“感谢社区矫正好政策。”

　　社区矫正工作很辛苦，工资也低，每月800元，但我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我做这份工作不是为了挣钱，而是有一种成就感和责任感，这是多少钱也换不来的。

　　潘凤崎(在北京市朝阳区小黄庄社区居委会从事治安工作)：我是2007年3月50岁时开始做这项工作的。时间不算长，但我总结出了一些不同的待人处事方法。

　　针对不同的社区服刑人员，谈话要注意方式方法。对于文化程度较高的社区服刑人员，我们尽量用委婉的言语，以免伤害他的自尊；而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社区服刑人员，不能尽说文绉绉的话，否则他会觉得你不真诚，而不愿与你沟通。

　　对社区服刑人员一定要诚心相待、细心服务，这样才能感化他们。曾有个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开始时玩世不恭，在我们的教育感化下慢慢改变了。2008年，他捡到一个手包后还给人家没留名。我们都为他自豪，他却说，“是你们的教育感化了我”。

　　我做的工作平凡又不平凡，平凡的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社区工作者，不平凡的是我可以挽救感化人的心灵。社区服刑人员能顺利回归社会是我最大的成就。

　　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心声

　　“像亲人一样关心我”

　　小明(男，17岁，北京市朝阳区社区矫正对象)：前年我在网吧里认识了一些玩伴，常和他们混在一起。后来家里不给钱不让去上网，玩伴中有人提议去“要”一些钱，我稀里糊涂就跟着去了。抢了钱后，我分到50元。这50元却给我换来3年徒刑，缓期4年执行。

　　刚开始到司法所报到时，我思想包袱很重，没想到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对我非常好，他们经常到我家走访，像亲人一样关心我、开导我，还一次次地帮我联系新学校，鼓励我好好学习文化知识，做个遵纪守法对社会有用的人。遇到困难时我常给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不管大事小事他们都耐心地帮我解答，给我出主意，帮我解决了很多生活困难和心里的疑惑。前天是我的生日，他们还特意给我打电话祝贺，我很感动。

　　现在我在一个中专学习电脑设计。快考试了，我一直熬夜复习，生怕考不好没法和司法所的叔叔阿姨交待。今后我要多学些一些专业知识，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没把我当罪犯看待”

　　老王(男，57岁，北京市朝阳区社区矫正对象)：我原来在一家大型国企做工程设计，我们单位在云南省承包了一个大型项目，工程完工后，单位为了奖励我们，开大会公开给我们几个核心工程人员每人发了10万元作为奖金，我们都以为这是行业内的潜规则。但因为同事的检举，我在2008年因犯贪污罪被判两年有期徒刑，缓期3年执行。我也被单位开除了。

　　被判了这个罪名对年过半百的我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我感觉很委屈，没想到自己满腔的工作热情，却因不知行为是犯罪而被判了刑。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萎靡不振。

　　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并没有把我当罪犯看待，而是真诚地关心帮助我。他们多次和我推心置腹地谈心，缓解我的心理压力。和他们聊聊天，我心里就舒服些。现在我心态很平和，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对待周围的每一个人。

　　本报记者于呐洋 本报见习记者 林燕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