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安门广场56根民族团结柱去留引关注(图)

　　规划：性质之争

　　开国大典让天安门广场成了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如何规划天安门广场，让其成为展现新中国的一个窗口，成了此后的重中之重。

　　从1950年至1954年间，规划部门陆续做了15个方案，并对天安门广场的性质、规模、旧建筑的处理以及广场的尺度问题展开了讨论。

　　有关天安门广场的性质，主要意见有两种：一种意见认为，天安门象征国家政权，故而广场周围应该以国家主要的机关为重点建筑物，同时建立革命博物馆，使它成为政治中心；另一种意见认为，广场应该发展成为文化中心，周围的建筑物应以图书馆和博物馆为主。

　　苏联专家团的看法接近前者，认为天安门广场只宜建造一些纪念性质的建筑物，例如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烈士纪念馆，性质是庄严、肃穆的。他们的灵感来自于莫斯科红场，曾与苏联专家合作规划天安门广场工程的建筑师张形容，这个建议是把“纪念性与政治性联系起来”。

　　这个建议和中共当时的构思颇为接近。早在1949年9月30日，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广场上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天安门广场这种“把纪念性与政治性联系起来”的性质已经明显表现了出来。后来，在1958年天安门广场的规划中，东为革命和历史博物馆(今天的国家博物馆)，西为人民大会堂，也体现了这种性质。

　　广场的性质，在张看来应是“庄严、雄伟、肃穆、开朗和一定的民族传统的味道”。他认为天安门广场与外国的首都广场不同，因为这里“五一和十一游行是政治性活动。节日晚间狂欢、放烟花是满足群众性活动的要求。平日更是人们瞻仰、流连的场所。”张的话道出这个广场的独特之处，在50年代，中国几乎每年都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五一”和“十一”的大型游行。

　　董光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称，当年对天安门广场性质的大争论，直接决定了天安门广场日后的布局和发展。直到今天，当年为天安门广场定下的基调都没有发生过改变。

　　中心：人民的纪念碑

　　天安门广场上修建的第一座纪念性建筑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开国前夕，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做出了决定，要为纪念1840年至1949年间为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建碑立塔。

　　关于纪念碑的选址，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有人主张建在西郊八宝山，但更多主张建在天安门广场。因为天安门广场是首都的心脏，更是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地方。

　　而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也曾选了三处：一处是东绒线胡同延长线与南北中轴线的交叉点上，地位比较适中，大体在天安门与正阳门中间偏北12米处。另两处一处偏北，离天安门、旗杆较近。最后一处偏南在中华门与正阳门之间，离天安门较远。

　　到底该定在何处，谁也不敢决定，但纪念碑即将奠基，已经没有时间再斟酌了。据当时的北京市建设局长赵鹏飞回忆，周总理亲自前来催促，听了建设局汇报后，决定把纪念碑定在比较适中的位置——五星红旗之南、天安门与中华门门洞的中轴线上，并与天安门和正阳门距离大致相等。

　　这一方案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全体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代表，由朱德带队，从中南海出发，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纪念碑的奠基仪式。

　　在纪念碑奠基之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征集纪念碑设计方案。

　　到1951年，来自全国的两百多份方案汇集到京。纪念碑设计方案各有千秋，梁思成领导设计的纪念碑方案最终获得了各界认可。但浮雕主题和碑顶的形式却成了两大久悬不决的难题。

　　范文澜主持的史料专门委员会提出了9幅浮雕主题方案，报请毛主席指示，经多次讨论后定下了8幅。而碑顶最终由北京市市长彭真亲自敲定采用“建筑顶”。

　　纪念碑的朝向问题，最初是根据传统布局，以朝南方向作为主要立面。在建筑过程中，周恩来考虑到广场扩建后，会有更多的人进入广场，并集中在广场北部，最好能从背面看到毛主席题字。由此决定，一反传统的格局，以朝北一面作为主要立面。这种面向，对广场后来的扩建，特别是对毛主席纪念堂的面向问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8年4月落成，新华社在当年4月22日发表消息称，这“是天安门广场改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