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安门广场56根民族团结柱去留引关注(图)

　　扩建：十周年的十大工程

　　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同年建成的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让“纪念性”在天安门广场上得到了更好的延伸。

　　两大博物馆属于为国庆十周年而建的“十大工程”。在当时，十大工程的选择是有重要政治含义的，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不忘革命与历史，反映工、农、兵、文化、科技界各阶层人士和民族大团结的繁荣景象。

　　为此，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天安门和长安街的规划编制。

　　但这次规划编制有三个前提已经有了明确指示：一是广场要大；二是在广场上建设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三是设计思想要解放，大屋顶解禁。

　　在19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急转而下，中国力求找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首先提出要建成一个与苏联红场不同，甚至在各方面都要超越红场的广场来。

　　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有44公顷，大大超过了只有9公顷的红场。

　　根据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的回忆，1956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取了彭真关于改建天安门广场的汇报后指示，6亿人口大国的集会广场，太小了不行，天安门广场宽度从天安门东西两侧红墙一直向南通出去，直到护城河，东西宽500米。

　　而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回忆，“关于天安门广场的规模和布局，曾经先后做过几十个方案，征求过多方面的意见，最后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敲定下来的，随后根据拍板的方案建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

　　在“十大建筑”中，规模最大、要求最高的建筑是大会堂，占地15公顷，总建筑面积17万多平方米，比明清两代经营了数百年的皇宫总建筑面积还大。光是观众 席部分所占的体积就足以装得下整个天安门城楼。

　　这次工程庞大繁复，北京市委因此邀请全国一千多名建筑师及艺术家参加筹划，后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主持下审查了国庆工程模型。12月底，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庆工程，正式通过了整体工程和施工方案。

　　但由于一年的工期十分紧迫，国家剧院未能建设，科技馆也只完成了基础，美术馆也无法在十年大庆前如期完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前夕，古老的天安门经过重修，焕然一新，三面红墙连同“阻碍交通”的东、西长安门一并彻底拆除。广场西侧是象征着人民政治权力的人民大会堂，东侧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连同广场先已建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形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向往的政治活动中心。

　　一个规模雄伟、气势磅礴的人民广场呈现在人们面前。

　　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在政治空间上也增添了新的含义。侯仁之和吴良镛写道：“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在整个首都的城市规划中，已经成为平面布局的中心，占据了全城中最重要的地位。对比之下，紫禁城这个旧日的中轴，则已经退居到类似广场‘后院’的次要地位，并已经被改造成一座最具体、最生动的阶级教育大课堂。”

　　定型：毛主席纪念堂落成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顶点。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上为毛泽东纪念堂预留了位置，这在1964年的长安街规划中就有所考虑。在当年的国际饭店会议记录中，戴念慈的发言提到，天安门广场“南部即使压缩一些，放毛泽东纪念馆也没有问题”，可以看出当时内部讨论时，专家们已了解了这个意图。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有人提出，应该像北大校园的斯诺墓一样，在风景秀丽的地方为毛主席立一块洁白的石碑。然而这个建议立即遭到彻底否定，理由是毛主席的身体不能埋葬，虽然他已去世，也得让人民群众永远能看到他。

　　于是，中央决定建一座宫殿式纪念堂，用来保存遗体，供人们瞻仰仪容。按照中央指示，由北京、上海等8省市的建筑师、美术工作者、工人技师等组成了选址设计工作组。

　　选址设计组的成员到了中南海、昆明湖等地，设计出了“水上日出”的方案；到了香山、景山、玉泉山，又设计出了“山顶红星”的方案，但无论山水，设计组的成员都觉得不太合适。

　　当时从政治意义和客观条件等方面，将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的意见自然地占了上风。设计组的成员认为，毛的伟大身躯，江河湖海容不下，三山五岳载不起，只有安卧在人民群众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11月6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