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10月23日，广州市财政局网站在短短4小时之内迎来了4万名访问者。网民都是来“围观”广州财政局在网上公开的114个市级部门财政预算的。申请进行此项信息公开的“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们在习惯性地经历“石沉大海”后，对广州的举措喜出望外。前不久，他们刚被上海市财政局告知，他们在上海同样的申请内容是“国家机密”而“不予公开”。
实际在今年年初，中央财政预算就已首度“试水”，在财政部网站上首次公布中央财政支出预算表。虽然内容简略，但这些“涉密”的数字以往只能在全国“两会”上的预算报告中出现。但此后各地应者寥寥，广州市上网公开其预算，尚属国内首例。
“三公”费用为什么查不清
去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新中国第一部针对政府信息公开的专门法规。其中规定了4项政府须“主动公开”的信息，包括“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还规定了应“重点公开”的11项政府信息，其中就包括财政预算、决算报告。
“广州公开预算的法律依据是相当充分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本身规定预算、决算信息应该公开，这是最重要的法律依据。”行政法专家、清华大学法学院程洁副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有的地方没有公开，实际上是他们的工作没有到位，而不是说广州的工作超越了应有的范围。”
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广州市走在全国前列。2002年通过的《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是我国第一部由地方政府制定的全面、系统规范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政府规章。
然而，并非各地政府都愿意主动“开诚布公”。
程洁指出，政府的担心是信息公开以后的“后果和风险”。“比如公开以后，人们拿这些数据去对比一下，说你的教育经费拨付了这么多，为什么我们看到实际上没有这么多。或者请政府进一步解释一下：公共开支里到底有多少是用于吃喝玩、哪些是真正用于公务员的工资？”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杨照南教授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财政部主要的工作思路还是向人大代表公开。“年年代表问什么，就回答什么。向全体人民公开，在理解上还有很多问题。”
“广州公开预算，与其说是解决了问题，不如说是提出了问题。最后人家问你要‘三公’（公车、公款招待、公费出国——记者注）的费用，你哪有啊？中央纪委查不清楚，监察部也查不清楚，它含在各个项目里面。”杨照南说。
对此，程洁认为：“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是因为它代表了选民的意见，代表了普通公众的意见。如果我们从人大制度本身的精神来看，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人民的，属于间接民主。如果现在有一种新的法律机制，除了间接方式以外，还能通过政府信息公开这种方式直接对人民负责，则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一种进步。”
过度保密是预算公开的大敌
推动了广州财政预算公开的志愿者李德涛得到上海市财政局答复称，本部门预算属“国家机密”。同属我国一线城市的广州、上海，一个将预算摆在桌面，一个将预算“藏”了起来，原因何在？
今年1月，上海律师严义明向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提交了信息公开的申请，其内容包括财政预算和决算信息的公开和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进展情况的公开。得到的回执就是以这个理由，拒绝了他的申请。
记者了解到，我国《预算法》没有规定预算、决算对公众公开，也没有限定它为国家秘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关于预算、决算重点公开的规定，是目前为止最明确的法律要求。但是，《财政部政务公开规定》第6条中给公开的预算加了一个定语：“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审议过的预算、决算信息”。
程洁认为，即使加上这个定语，也说明预算、决算信息是应该公开的，“只是公开范围大小的问题”。
然而，多数地方的政府选择缄默，让财政预算成为“不能说的秘密”。
“政府财政预算的确包含一些机密内容，比如公安、武警、军队的经费开支，预算的保密级别不是财政部定的，是相关部门定的，谁提出保密，谁就对它负责。”杨照南说。
“从大的原则上看，保密应该是建立在有需要的前提之下，如果这些信息的披露确实会危害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公共利益，就需要保密。但如果仅仅是因为它隶属于某一个部门，就认定都是国家秘密，这甚至在《保密法》上也被认为是不恰当的。”程洁说。
过度保密一直是我国信息公开和群众监督的大敌。两年前，曾经有郑州市民发现咪表停车位经常会占据人行道甚至盲道，向当地城建档案馆申请公开后，竟被告知停车位规划列入了“秘密级”档案。
当时有舆论认为，只要权力是神秘化的，真正的监督就不可能运作。
要着重公开公众关心的内容
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部门预算情况在网站上全部公布出来，很大程度上就是让全社会来进行监督。
而在监督过程中，网民和学者敏锐地指出，广州公布的114个部门预算并不包括“三公”费用。这引发了舆论的一次微妙转向。
“我们推出了部门预算之后，要求编制的预算要详细，越厚越好，但是详细了之后，就不一定看得清。”杨照南教授说，“尤其像广州，新闻媒体要求他们公布公费出国的费用，实际上在预算制度中是没有这个编制方法的，有很多公款消费也不在预算内。”
“就预算的信息来说，应该没有任何国家在预算栏目当中有一栏是‘公款消费’。如果我们单纯讲预算公开，那么，广州市的公开是一种标准的预算公开的模型。但如果进一步说政府信息公开，不在预算范围之内、或在目录里面显示的和申请人的要求不一样、但又是实际发生的内容，这种信息在国外也是要公开的。”程洁说。
杨照南教授主张促进财政部门改革，把预算分析里公众关心的内容单独公布。这是过去的预算编制和检查尚未有过的。“人民群众有这个要求，可以想办法在预算的编制、审查和事后的检查基础之上，把这几个大家关心的专项公布出来。”
“如果公开符合大趋势，也没有进一步的风险，而要是不公开，就既违背了潮流，同时也不能减少大家的怀疑，那么，比较理性的选择，就是应该公开这些预算和决算信息。”程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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