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投资要以创造就业为第一要务(图)

　　2009年11月5日，“反危机一揽子计划实施一周年”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新华网进行现场直播。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新华网陈竞超摄

　　新华网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5日在“后危机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反危机一揽子计划实施一周年高峰论坛”上指出，有关产业化的问题，我们这些年来常常有一个偏颇，说到高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高新科技成为我们经济基础的时候大家把眼光较多地集中在高的科学上，科学肯定是基础，但是我们现在直接要的，或者说科学、科技发挥作用的地方是要产业化，要让这些科学能够成为技术，能够成为产品，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这在我们中国是特别需要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要有金融的支持，我们要有产业组织的创新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政府的引导。

　　这样来看，我们这个任务的提出是沉甸甸的，需要我们花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当然，值得高兴的是前不久推出了创业版，震惊世界，十年未推出，今天推出了深有含义，因为创业板就其金融交易的东西来说没有新东西，但是就其支持科技发展，特别是支持科技产业化而言意义重大，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事情在这时候推出，体现了我们要为中国未来的增长勋章牢固的科技基础的努力。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要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来优化产业结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在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这支持国内增长的三大因素中那两个因素基本上不可依赖。比如说消费，我们看到所谓零售总额在上升，但是零售不代表消费，每年统计下来的结果，消费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平平的，甚至是略有下降的，我们采取了这么强的刺激措施，并没有使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有显著提高。

　　我们的储蓄还在上升，现在已经过50%，消费和储蓄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储蓄高的话消费自然就低，这块是很难依赖的，追根溯源消费是居民的行为，居民要想消费首先要有收入，但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是下降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当然，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要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尤其要改变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谈何容易？

　　出口如何，这不用我说了，大家都知道，在全球经济还没有明显走向复苏之路的背景下，即便我们的增长率还为正，但是它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完全不能和前30年同日而语，这部分就长期而言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下降的，那只有依靠投资。尽管我们对投资有千般责难，但是转过来转过去就是这么一个轮子，必须依靠投资。

　　因此，我们看到从1998年11月份中央采取第一个四万亿措施投资的开始，其后有九条、十四条等等条条道路通投资，都是要通过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这是一个事实，当然，很多人愿意就此进行深入讨论也无妨，但是这个事实是存在的，投资压了多少年但是越压越高，在危机发生之后我们发现还只能依赖它。于是，我们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就必须从调整投资结构入手，换言之，投资之所以这些年一直被很多人所不爱，被很多人所诟病，是因为我们投资的方式太传统，投资里面的很多结构不合理，因此，我想下一步，当我们确认还需要依赖投资来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的时候，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调整投资的结构，要优化投资结构。

　　这里面的内容很多，我列了一下，大概有五个内容要关注：首先，投资要以创造就业为第一要务，投资下去就是GDP，马上增长就上来了，但是他不考虑这样一笔投资下去有没有就业效果呢？现在迄今为止的大投资，从银行角度来看基本上可以称之为“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这方面的投资就业效果是很小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数字在变化，但是唯有就业数字是不好的，全世界都是如此。

　　一笔投资下去经济增长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就业没有的，要促进就业就要下苦功夫，具体我们的投资要投向中小企业，要投向中西部，要投向“草跟”，这是要做大功夫的，而不是几十亿、几百亿砸向这里后面的事情可以不管，因为机器替你做了。我遇到一个做奥运经济的，他跟我说北京奥运会投资五千亿，创造的新增就业两千人，这不可能创造多少就业，这是很特殊的场馆项目。

　　试想，这样一笔投资，哪怕像洒胡椒面一样洒给中小企业，就业效果也不止两千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长期以来，要增长还是要就业在理论界以及在政府部门都存在争论。当现在我们提出以民生为本，和谐社会的这样一个总体大的社会战略目标的时候，在投资上就应该明确地转向就业。

　　第二，投资要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现在大家对产业增长心里有不踏实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投资于那样一些不能够调整经济结构甚至恶化经济结构的领域去了，这是实话。感觉理论上已经没有太多可以探讨的了，关键是要下决心，有很多决心要致力于调整产业结构。

　　当然，这里面也不能说理论探讨没有余地。现在中国总体上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但是这个中后期的总体状况在不同的区域（中部、东部、西部）表现是不一样的，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完成工业化，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有的地方还在工业化初期。所以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和这样的状况结合起来才能有效。

　　第三，投资应该有利于区域的均衡发展，也就是投资的区域布局要平衡。好在我们过去有很多的规划：中部崛起、振兴老工业基地、西部开发等等。现有的框架足够多，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这些框架的内容逐步充实，让我们的投资项目能够逐步实现。

　　第四，要调整融资结构。现在中国从投资的需求来说是很大的，从资金的供应上来说，就宏观而言也是很大的。但问题是中国如此大规模的储蓄，金融表现是银行存款，对外是巨额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是另外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不讨论。那就银行存款而言，他如果用银行支持投资的话，只能形成投资主体负债的增加。这次危机中大家深恶痛绝的一个词是，它会提高投资项目和企业的杠杆率。

　　现在的金融结构如果我们任其发展它的作用就是提高全社会的负债率，为未来的危机埋下潜在的危险。于是，我们必须改变这样的结构，所以所有支持直接融资发展的措施我们都支持，所有的创新，能够使得债务性资金转化为股权性资金的措施我们都应该支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使得融资结构和我们的投资结构相吻合。

　　我想大家也还记得四、五个月前国务院为了促进投资不得不降低了项目的资本金率，项目资本金率背后遵循的逻辑就是次贷的逻辑，正贷贷不下去于是放松条件搞次贷，当时解决了问题，但是为以后埋下了危机。不是从根本上从改变金融结构的问题是不可取的，从后危机时代的背景来看这种措施是应该有序退出的。

　　第五，要完善我国投资主体结构，现在是政府用财政资金为主，我们应该大规模转向民间和政府至少是等量齐观，大家共同发挥作用，应当是民间的资本非常积极地进入经济活动之中，只有如此我们的经济才能谈上真正的复苏。可见投资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