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营养餐工程进展缓慢 贫困儿童急需救助

　　真正的弱势是没有声音的

　　由于普遍没有食堂，而国家补助又直接发到家长手中，未能集中使用，以百亿计的“一补”资金并没能发挥应有的效果

　　《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广西都安、北京报道

　　谈起营养餐项目的由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CDRF）副秘书长崔昕说：“我们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一直强调，未来人类发展理念的关键是健康。”

　　崔昕觉得，如果能将健康与教育结合起来，岂不更好？做过调研后，他看中了营养餐。“寄宿制为营养餐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他说，“以前孩子在自己家里吃，吃得好坏无从得知，一旦集中起来，营养不良就从隐性变得显性了。”

　　想法有了，到哪里去实践？很偶然的，崔昕认识了广西教育厅的一位官员，这位官员表示可以配合基金会做这项试验。CDRF最终将目标锁定前文所述的都安县三所小学。

　　我选营养餐

　　在崔昕看来，在操作层面上，营养餐简单易行。

　　2007年3月7日，CDRF与广西教育厅签订了合作协议，至3月26日，三只羊和古山两所小学就实现了开餐。

　　前期准备主要是食堂改造。

　　都安县全县共有寄宿制初中23所，其中只有11所建有食堂；寄宿制小学173所，全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食堂。

　　协议签订后，由项目组指导，以最快的速度对两所试点学校的蒸饭场所进行了改造扩建，铺地面，贴瓷砖，修建洗菜池，配置锅炉、蒸汽炒菜锅、冰柜、消毒柜、电磨、菜盘等设备。

　　在古山小学，本刊记者看到了新添置的这些设备，其中锅炉2万多元，蒸汽炒菜锅5000元，已是食堂里最值钱的家什了。

　　接下来是招聘食堂工友，这些工友大多是学校教师的家属或亲戚。项目组对新录用的6名工友进行了2天集中培训，学习食堂卫生知识、营养知识和炒菜技能。

　　然后是原料供应。试点学校位于大石山区，土地稀少，群众很少种菜养猪。项目组于是先在县城选定一家供应商，定时为学校供应副食。随后，慢慢过渡到学校与周边农户签订协议，为学校提供蔬菜和主要肉食。

　　本刊记者采访了为三只羊小学供应蔬菜的农户，他们距离学校步行半小时。一共有8家农户与学校签订了协议，每日送菜到学校。

　　一切就绪，营养餐可以上桌了。

　　项目组的具体补贴标准是，三只羊小学，每人每天补助5元；古山小学，每人每天补助2.5元，由于物价上涨，自2008年5月中旬起上调至3元。

　　隆福小学作为对照学校，没有获得补助。作为补偿，项目组发给每位学生两套校服。在隆福小学，很多学生至今还穿着这身黄白相间的特殊校服，胸前印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字样。

　　但是，和校服相比，韦柳芬说，“如果能够选择，我选营养餐。”

　　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如此简单的操作，崔昕认为具有极大的推广性。

　　CDRF算了一笔账：2006年底，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寄宿生为3000万人，其中，中西部农村地区寄宿生为2300万。如果将这2300万儿童全部纳入补贴对象，以每年200个在校日、每人每天补助3元计算，大约需要140亿元。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迅速，2007年财政收入已超过5万亿元，每年仅增量就达到1万亿元左右。

　　“国家完全有能力做这件事。”崔昕说，“这无关财力，而是政策优先的问题。”

　　再算另一笔账，崔昕说，不难发现，从长远来说营养餐是最合算不过的一项人力投资：世界银行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智力发育障碍、劳动能力丧失、免疫力下降以及各种疾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

　　而实施儿童营养项目，每个孩子在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的9年中，共需5400元。按照国际经验，这些孩子成年后收入可提高10%，则每年都可增加至少1000元的收入。如果再考虑到GDP的增加、贫困救助资金的减少、未来医疗费用的节省，收益就更加可观。

　　世界银行估计，营养改善措施的效益，是成本的5倍至200倍。

　　此外，崔昕说，实际上，学生营养餐还是个产业，还可以解决农产品的销售问题。

　　在当地，农民以种玉米为主。玉米一年只能种一季，所得十分有限。而种蔬菜则没有季节限制。问题是，在都安这样的地方，农民种菜并无销路。

　　项目组认为，只要有市场，即使按保守估计，种蔬菜相比于种玉米，收入约可以提高三到五倍。

　　营养餐项目解决了需求问题。为三只羊小学供菜的农户覃大爷说，他每天为学校供应40斤蔬菜，包括豆角、苦麦菜、黄瓜等，“每月有三四百元收入，一年三四千元，如果种玉米只有一两千”。他为学校不再向他们继续订购蔬菜而感到失望，“这么好的项目，为什么就不办了呢？”

　　崔昕说，更重要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营养餐有助于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公平只能体现在起点上，在结果上不可能公平。没有营养餐，实际上使这些孩子输在了起点上。”崔昕说。

　　他认为，按照中国的扶贫战略，第一步进行了战略开发，第二步是农村医疗，下一步应该考虑如何将教育和营养结合起来。

　　肯尼亚都提供营养餐

　　在调研阶段，崔昕曾带队到墨西哥和泰国对营养餐进行考察。各国做法有所不同，他介绍说，泰国起初是社区化的营养干预，发展校园经济，小学里有养殖场、果园；后来发展为国家统一接手。墨西哥则是最简单的现金转移---政府将资金直接投放学校。

　　重视学生营养，这已成为国际共识。

　　1945年二战刚刚结束，日本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就开始向学生供餐。1954年，日本国会通过《学校供食法》，明确规定在全国施行义务制教育的中小学校推行学生营养午餐。

　　如今，日本凡学生数在600名以上的学校必设一名营养师，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到日本的学校参观，校长会郑重地将营养师介绍给客人，说：是他（她）增进了学生的健康。

　　学生营养餐对日本人口素质的提高起了极大的作用。1948年到1977年，日本中小学生平均身高增高了7厘米，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日本人常说，日本之所以成为长寿大国、经济强国，学生营养午餐功不可没。

　　不光是发达国家，崔昕说，如今在墨西哥、泰国、菲律宾、斯里兰卡、哥斯达黎加，甚至非洲的肯尼亚，都推行了学生营养餐计划。

　　2008年3月，CDRF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梦奎，根据营养餐试点的情况，形成《从农村寄宿制学校入手，实施国家儿童营养改善战略》的政策建议，报送温家宝总理。温总理批示：“要增加政府对寄宿制学校贫困学生的补助力度，改善学生的营养状况。⋯⋯建议由教育部会同财政部调查研究，制定方案，也可在部分贫困省区先实行。”

　　但是崔昕说，从目前的落实情况来看，进展还是太慢了。

　　有家长将国家补助拿去买六合彩

　　国家的“两免一补”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寄宿制学生的困境。在都安县，“一补”从2006年开始实施，起初覆盖面较窄，2008年实现了全补。

　　然而，现实的紧迫性在于，由于普遍没有食堂，而国家补助又直接发到家长手中，未能集中使用，每年以百亿计的“一补”资金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效果。

　　当地一位教师告诉本刊记者，有的家长在拿到钱之后挪作他用，“甚至去买六合彩”。

　　本刊记者在当地三所学校了解的情况还表明，“一补”资金基本不能按时到位，本应学期初到位的资金，普遍要到学期结束才能到达学校。这也同样影响了“一补”的效用。

　　“中国真正的弱势是无声的。”崔昕说，“就像这些山区里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

　　需要救助的远远不止都安一县。

　　CDRF考察过的宁夏西吉县小学的情况，甚至比都安县更糟糕。以西吉县王民乡中心小学为例，这里没有食堂，只提供开水，学生自带一周的馒头。“白开水+干馒头”，就是孩子们饮食的全部，完全没有副食。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发布的《中国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报告2008》显示，我国约有760万0至14岁贫困儿童集中在西部地区，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相比，他们的身高相差4厘米，生长迟缓率是城市儿童的6倍，营养状况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