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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营养餐工程进展缓慢 贫困儿童急需救助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2009年11月17日17:23

  救助吃黄豆的孩子

  在短短10个月中,试点学校学生分别长高4.5和5.6厘米,比对照学校隆福小学学生多长高0.9和1.6厘米

  《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广西都安县报道

  编者按:

  11月20日是国际儿童日。新华通讯社联合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国际主流媒体,举行多边纪念和国际公益活动,探讨影响儿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问题。

  正逢此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CDRF)在北京召开了“反贫困与儿童早期发展国际研讨会”。此次研讨会除了有教育部、卫生部和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领导出席,还吸引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研讨会倡议政府从儿童早期的营养、健康和教育入手,着眼于从根源消除贫困,为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提供公平条件,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实现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CDRF发起的一项实验成为此次研讨会话题的核心。自2007年初起,CDRF与广西都安县政府合作,选取古山小学和三只羊小学作为试点,以提供营养餐的方式对这些学生进行营养干预。而隆福小学则作为对照学校---不进行营养干预,但要做定期检测。项目于2009年7月结束。

  这一项目受到很高评价。CDRF理事长王梦奎透露,基金会在此项目基础上撰写的《从农村寄宿制学校入手,实施国家儿童营养改善战略》的政策建议,引起温家宝总理的高度重视,他批示:改善学生的营养状况,这件事关系国家的未来,也是扶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9年6月底,在此项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本刊记者曾深入广西都安县,记录了CDRF的这场营养干预实验。一份普通的、在都市人看来甚至有些简陋的营养餐,不仅改善了他们的体质,也给这些深山里的孩子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慰藉和希望。当这个充满温暖的项目因资金问题而告结束后,我们期待通过报道,让营养餐重新回到吃黄豆的孩子们身边。

  在中国的西南角,广西都安县,生活着这样一群小学生。“大米+黄豆”几乎是他们一天伙食的全部---孩子们将大米和黄豆装进饭盒,交到食堂蒸熟,这就是他们的午餐和晚餐。

  顿顿如此,天天如此,年年如此。

  至于早餐,是没有的。即使有,也仅仅是一包干脆面之类的零食,很难果腹。更多的时候,孩子们什么也不吃,他们已经习惯了空着肚子到教室晨读。

  厌了也得吃

  中午11点,午饭时间到了。

  这间小小的平房,一只蒸箱,就是隆福小学的食堂。房前的水泥台上,密密麻麻摆满了铝饭盒。

  五年级学生韦柳芬,寻找着自己的饭盒。这个脸颊红彤彤的大眼睛小姑娘,灵巧地翻看着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铝饭盒,系在饭盒上的不同颜色的绳子,是唯一的识别记号。

  等她提着饭盒回到寝室,十几个小姑娘已经叽叽喳喳闹成一团。这个寝室有三张双层铁床,由于寄宿学生太多,每张床睡两三名学生。

  寝室过道摆着一排木箱,每人一只。从家里背来的这些箱子,有大有小,充当着她们的餐桌、书桌,也装着她们有限的“家当”。

  韦柳芬打开饭盒,放在箱子上,蹲下来,开始吃午饭。

  她的午餐很简单,一盒白米饭,另一盒是清水中煮熟了的黄豆,黄豆沉在饭盒底,清水上漂着几星油花。

  “叔叔,你尝一口。”韦柳芬热情地招呼记者。黄豆很饱满,豆香浓厚。但是每顿、每天、每年都吃这样的饭,行吗?韦柳芬倒是很干脆:“厌了也得吃。”

  她三口两口吃完了白米饭,但黄豆还剩很多。“今天盐放多了,太咸。加点水,再蒸一次晚上吃。”小姑娘这样打算。

  韦柳芬打开自己的小木箱,里边有一罐猪油、一包盐、一袋米、一袋洗衣粉,还有三个衣架和一只小书包。她把生米直接倒进没洗过的饭盒里,勺子也扔在里边,“一会儿加上水,就可以蒸了”。

  下午5点半,她将再吃一顿黄豆饭。然后上晚自习,8点40下课。饿了就再吃点剩下的黄豆饭。

  蒸一次饭需要几个小时,所以早上学校无法蒸饭。早餐孩子们只能自己解决,买包干脆面,或者买个面包,更多的时候不吃。

  梦想当富翁和明星的韦柳芬说,自己一星期有十元零花钱,除了买必要的文具,所剩无几,偶尔还想吃点零食,“嘴馋,忍不住”。

  如果不吃早餐,韦柳芬说,上午第一节课还行,但是到第二节课“肚子就开始咕咕叫,脑袋也晕晕的”。

  隆福小学300多名学生,大多如此。校长韦仕权说,孩子们不吃早餐很普遍。

  饿着肚子,哪有力气蹦蹦跳跳

  比起隆福小学,古山小学和三只羊小学的学生们要幸运得多。

  古山小学,离都安县城半小时车程。这里属喀斯特地貌,青山如画,层峦叠翠,泥土却是最稀罕的。“有碗大一块土,农民都要种上一棵玉米。”

  汽车爬上盘山公路的最高处,陡然下坡,就到了古山小学---一座被高山紧紧围抱的学校。

  学校6个年级,共423名学生,绝大多数为寄宿生。校长韦君介绍说,没有营养餐的时候,学生一般从家里带点玉米粉,加点油吃,条件好一点的才带些干菜和黄豆。

  早餐自然没有。韦君说,早起列队晨会他得掐着时间,因为时间一长,有的学生可能就会坚持不住。他记得有一次才讲了10分钟,一名学生就晕倒在地。

  罪魁祸首是营养不良。一位姓黄的教师告诉本刊记者,学生每天下午5点半吃晚饭,要到第二天中午10点半以后才吃午餐,间隔17个小时,“营养怎么跟得上”。

  营养餐试点前,对古山小学、隆福小学和三只羊小学的测试显示,学生能量摄入仅为国家推荐量的66%,维生素A摄入仅为推荐量的6%,维生素C摄入为0。

  3所小学各年龄组的平均身高和体重,都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普遍相差2~3个年龄组,也就是说,13岁的男生,只相当于全国农村11岁和城市10岁男生的水平。

  一个可以想象的结果是,学生的户外活动明显不足。“下课就耷拉着脑袋,”韦君说,“饿着肚子,哪有力气蹦蹦跳跳呢?”

  这里甚至没有地下水和自来水,学生们喝的是山坡上水窖里积攒的雨水,而且因为没有锅炉,只能喝生水。只有生病时,才从老师家里要点开水。

  营养餐,多么温暖

  营养餐使这一切发生了改变。

  这天,古山小学的午餐是:一盒米饭、一盘菜---一荤一素,荤的是黄豆炖猪肉,素的是豆角。食堂门口放着三只大铁桶,装满鸡蛋汤。

  本刊记者看到的食谱显示,中餐、晚餐各不相同,一般都有肉,素菜则有萝卜、西红柿、油豆腐等。而早餐,一三五是馒头豆浆,二四是肉粥。

  实行营养餐后,古山小学学生能量摄入达到推荐标准的89.6%。

  教师黄丹林说,他所带班级的“豆芽菜”黄光达,过去瘦得一阵风就能吹倒,现在不但身体结实了,成绩也从下游到了上游;“捣蛋王”黄国过去学习三心二意,营养餐好像让他变了一个人。“营养餐,多么温暖⋯⋯”在一篇作文中,他这样写道。

  五年级二班班主任蓝权也发现,课堂上举手的孩子多了起来。

  10个月后,第一轮检测数据证实了这样的变化:古山小学和三只羊小学这两所试点学校,学生身高增长优于对照学校,其中9岁组和12岁组最为明显,在短短10个月中,试点学校学生分别长高4.5和5.6厘米,比对照学校隆福小学学生多长高0.9和1.6厘米。

  50米跑和立定跳远的成绩,试点学校也明显好于对照学校。获得了充足的食物后,孩子们爱跑爱跳的天性充分发挥出来。女生的变化尤其明显,“以前下课后,女生基本上坐着不动,现在也开始爱活动了。”韦君说。

  学习成绩也在发生变化,古山小学平均语文成绩达到80.8分,首次赶超对照学校。

  “心理测试结果表明,试点学校学生的心理状态也好于对照学校,更自信,更愿意与人交往。”项目顾问、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教授何武对本刊记者说。

  要当赵博士那样的人

  一定程度上,营养餐改变着学生的命运。“有些家长本来不想让孩子读书了,有了营养餐,又让来了。”蓝权说。

  由于少地,都安农民大多外出打工,因而这些在校学生几乎都是留守儿童。打工生活变动不居,孩子家长离异很常见;由于贫穷和医疗条件差,当地成年人的非正常死亡率很高,因而这些孩子当中许多是孤儿。

  CDRF负责营养项目的赵俊超博士做过一项统计,古山小学的孤儿比例高达12%~13%,三只羊小学略好,也达到8%左右。

  一份简单的营养餐带给这些孩子的,还有一份精神上的慰藉。

  这些孩子并不知道营养餐来自哪里,但是几乎每个学生都认识赵俊超。

  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是营养餐项目的具体操作者,多次来到都安。如今“赵博士”已经成为学生们心中的目标,“长大后要当赵博士那样的人!”这是三只羊小学五年级学生袁永草的理想。

  袁永草父母双亡,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三只羊小学校长蒙文武告诉本刊记者,永草以前没有生活费,每天都不吃早餐。“学习状态很差,性格内向,可能是感到没有希望。有了营养餐,能吃饱肚子了,性格也慢慢活跃起来。目前成绩冒尖了,听说在家里还有点当家作主的味道。”

  袁永草的家在几十里外的深山里。这一天是周五,下午四点多,袁永草吃过黄瓜炖猪肉和米饭,与同学一起赶路回家。

  先坐半小时汽车,再用两小时翻越三座高山,袁永草才回到家中。这个叫龙邱屯的地方只有十来户人家,群山环抱,阒然无声。

  袁永草的家在龙邱屯大概也算最差的了。“房子是我爷爷小时候盖的。”袁永草说,爷爷今年70多岁,算起来,这个房子建成于解放前。房子一侧的土墙开裂严重,门窗也已倾斜。前后两堵墙多处倒塌,只能靠竹帘遮挡风雨。

  家里除了爷爷奶奶,还有婶婶和她的一儿一女,都在上小学。爷爷很瘦,奶奶患有佝偻病,走路的时候弯着腰,几乎匍匐着。婶婶正在屋当中用一只小火炉做晚饭。

  家里有七亩地,种些玉米和黄豆,但只够糊口。“如果没有营养餐,永草可能已经辍学了。”一位邻居说。

  袁永草皮肤黝黑,正在换牙,门牙掉了几颗,笑起来右颊有个小酒窝,不笑的时候,目光却很成熟。他梦想着自己能考大学,找个好工作。但是,他现在很担心,“怕上不了高中,听堂哥说一年要好几千块。”说完,他长叹一口气,低下头,沉默。

  营养餐还会来吗

  袁永草还不知道,带给他不少慰藉和希望的营养餐,正在与他告别。

  赵俊超说,两年多的试验证明营养餐效果很好,但是基金会能力有限,不可能继续做下去,“从下学期开始,基金会就不再资助这个项目了。”

  要继续提供营养餐,如果没有外援,就得当地政府和学校自行解决。

  三只羊小学校长蒙文武说,他正在征求家长意见,将国家的“两免一补”资金(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小学生每天补助2元,中学生每天3元)集中起来,继续供应营养餐。

  古山小学校长韦君也咨询了一些家长的意见。大部分家长希望继续办营养餐。

  韦君算了一笔账,将一天2元的“一补”集中到学校,食堂的4名工友每个月共2000元工资,每个学生再分摊一点,大致可以维持营养餐供应。

  但是,韦君有另一层担忧:“这样做合理,但不一定合法,需要上报教育局,教育局同意就发个文,可不能到时候说我们挪用!”

  9月3日,新学期开学已经两天。本刊记者致电蒙文武,他说营养餐已经停办,“当时的想法没法落实,因为上边要求很严,补助必须发到学生手中。”古山小学也同样如此。“不敢弄。”韦君说。

  袁永草又回到了一日三餐吃黄豆饭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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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斯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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