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获罪现医患信任危机 公力救济手段缺位(图)

　　边闹边谈判的“模式”

　　记者了解到，这一事件中，死者家人并非没有人主张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但因有解剖尸体的忌讳和担心医疗鉴定时间长，赔偿不赔偿又没准儿，再加上家人中有人“又哭又骂”，“把事闹大”就成了“主流声音”。

　　郭小军死亡后，涉事医院进行了讨论分析，认为患者入院时间短，属于猝死，原因不明，建议尸检明确死因。1月13日，县卫生局将尸检意见与死者家人进行沟通，被拒绝。医院认为，这一事件“严重破坏了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使医院工作处于瘫痪状态”。

　　根据有关书面记载，死者家人曾多次找院方“索赔”。

　　医院一名副院长曾代表院方和死者家人谈判4次。谈判中，死者家人没有中止在医院的“行为”。第一次，死者家人不同意尸检；第二次，死者家人仍不同意尸检，提出追究医护人员责任，要求经济赔偿，但没说具体数额；第三次，死者家人除坚持第二次谈判中的要求外，索赔40万元，院方没有应允；第四次，死者的哥哥同意尸检，但其母不同意，其他家人提出赔偿20万元，医院认为赔偿没有依据，谈判中止。

　　据媒体报道，仅今年6月份，全国就先后发生了5起“医闹”事件。边闹边谈判的“模式”，各地大体一样。

　　事后，南阳市医学会医疗鉴定认为，医方的医疗行为与郭的死亡无因果关系，本例不构成医疗事故。新野县价格认证中心对损毁物品的价格鉴定结论是：因为张孟勤等人聚众扰乱一事，院方直接经济损失6400元、间接经济损失3．2万元。

　　9月18日，新野县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张孟勤、郭俊涛有期徒刑一年，郭磊因有犯罪前科，系累犯，被判刑一年半。判决后，三被告人未上诉。郭的家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代价。

　　律师遇纠纷后选择搁置

　　“医闹”并不是一个法律名词，何为“医闹”也没有一个准确定义。

　　2007年4月，全国卫生系统开展创建“平安医院”活动。同月，卫生部一位副部长在一次全国性会议中，明确提到了“医闹”。

　　对于“医闹”，有人解读为特指受雇于医疗纠纷中的患者方，与患者家属一起，采取闹医的手段，以给医院造成负面影响的形式向医院施加压力，迫使院方“就范”的人或行为。有人则解读为，就是用“闹”的方式解决医疗纠纷。

　　王之膗，河南中豫律师事务所律师，他明确反对“医闹”，但又对现行医患纠纷解决机制“深恶痛绝”，在网上发帖进行抨击，一度是网上谈论医患纠纷的“红人”。他认为，“医闹”构成犯罪理当惩处，但在不排除院方负有医责的情况下，对“医闹”的惩处不应该掩盖对医院的追责，“各是各的事儿”。

　　王之膗称，从参与人群看，“医闹”分为家属闹、亲友共闹、雇人闹，或者兼有。“要想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听起来很美，走起来累断腿。比如，现行医患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医疗鉴定环节，程序复杂，过程冗长。‘医闹’呈‘燎原’之势的主要‘病因’，正在于眼下医患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着信任危机！”

　　“你可能无法相信，我的同行张律师的妻子子宫疑被医院误切后，深知无论协商赔偿还是打官司，都需要医疗鉴定，于是，一个信奉法律的人左右为难，不得不选择了‘向后转’，快两年了，索赔仍在搁置中！”王之膗爆料。

　　张律师受访时告诉记者，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学会自受理鉴定之日起5日内通知医疗事故争议双方提交鉴定所需材料，当事人在10日内提交材料、书面陈述及答

　　辩，医学会在45日内组织鉴定并出具鉴定书。“程序和时限已让人感觉很累，何况，医学会隶属于卫生系统，相当于‘哥哥’鉴定‘弟弟’是否有错，谁能放心结论的科学、公正性呢？”张律师称，雇“医闹”绝非自己所愿，而等待一个未知数，还不如自己多挣钱，所以，至今索赔一事未有任何进展。

　　两种方式都“不受待见”

　　张律师还看到一个现实，医疗纠纷处理中，对医疗损害究竟是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民事司法解释，还是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究竟是依照一般人身损害赔偿，还是依照医疗事故赔偿，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特别是两者在赔偿标准上的巨大差异，让医患双方以及审判机关意见不一，也使医学会的鉴定更加苍白无力，从而造成混乱。

　　从法律专业看，“医闹”属于“私力救济”，就是不通过法律程序，而依靠自己或私人力量解决纠纷。“这种方式一有不慎，就会踏入犯罪的雷区，郭小军的家人就是教训。”王之膗说，“医闹”成为解决纠纷的“快捷方式”，是因为它符合人们的实用主义心理，综观“医闹”的结果，不少医院在声誉压力下，最后不得不“举手投降”，而患者一方取得了迅速、实惠的“战果”。

　　王之膗拿出一份他搜集的资料：据广东省卫生厅统计，2006年上半年，广东省200起医疗暴力事件中，95％的患方试图通过扰乱医疗秩序达到赔偿目的，而最终有129起“闹医”成功。

　　“在一个法制社会，这绝对是病态的！”王之膗说，卫生部主管的报纸《健康报》曾报道，无论国内国外，医患冲突普遍存在，但发达国家却鲜见“医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总共有800个骨科医生，其中有400个被患者提起过民事诉讼，而在中国，出现医疗纠纷后，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仅占一成。

　　“人们钟情‘私力救济’，正说明了‘公力救济’手段的缺位，换句话说，‘正常渠道’已不正常。”王之膗打比方称，“一个奇怪的现实是，‘医闹’和‘正常渠道’同时成了不受待见的孩子。”

　　根治“医闹”并非易事

　　王之膗认为，“医闹”现象要治本，就要树立人们对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信心，但是，仅由卫生部门一家开“处方”显然力不从心。

　　不少地方试着开出“处方”——譬如我省许昌市，就在去年6月出台了《重大医患纠纷应急处置预案》，明确要求，医患纠纷协调处理领导小组介入调查后，对明确为医疗事故的，医院要主动与患方依法协商，赔偿其经济损失。市医学会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重大医患纠纷，应在15日内完成鉴定；对需要进行尸体解剖的，应争取在30日内完成鉴定，最迟不超过45天。

　　许昌市卫生局副局长王三宝告诉记者，该市几乎每家医院都遇到过“医闹”，原因既有医方的，也有患方的。从成因上看，他认同人们对目前医患纠纷解决机制不信任的说法。“许昌预案”出台后，总共启动了8次，8起事件，1起走了医疗鉴定途径，另7起调解，每次调解，医方或多或少都有“付出”。“预案有一定效果，但不十分明显。”另据透露，去年，许昌市医学会共受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22例，其中17例不构成医疗事故；今年，截至10月份，共受理28例，其中20例不构成医疗事故。

　　王三宝坦承，预案需要完善，他们正在起草一个医疗纠纷处置暂行办法，寻求把第三方解决作为一种途径。“设计‘图纸’是：推行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事故强制性保险制度，建立医疗风险共担机制，以实现损害赔偿由医院或医生向保险公司的转移，实现风险的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