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自得方为贵——杂文家李建永访谈录

　　时间：2009-12-14 02:03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　进入论坛　手机读报

　　李庆玲（以下简称记者）：有朋友在作品中形容您是“不甘寂寞的旅人”，我们也了解到您从雁门关外走到北京这一路所经历的一些艰辛和起伏。请您讲述一下您这些年的历程，这些经历对您的创作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李建永（以下简称李）：说起来有点好笑。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活像是一个“乱离人”。一路上跌跌撞撞地走来，从村里到城里，从小城到大城，又从省城拱到京城。尤其是1995年到北京之后，在10年当中走马灯似地更换了10种工作，其中还有两次失业。这样频繁地“跳槽”，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见仁见智；然而，对于写作者来说，倒也不是坏事情。阅历的丰富、心灵上的剧痛，都是一笔难得的财富。生活是最好的老师，经历是天然的文章。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是真想做成点事情，就需要占有宝贵的时间，所以还得相对稳定下来；特别是上了年纪，就不能再折腾了。俗话说得好，少不离家是废人，老不离家是贵人。

　　记者：从1988年第一篇杂文《撒娇的流派》命中《人民日报》“风华杯”征文，到现在著有多部杂文集、多篇作品被选载或收入多种选本，能否与读者分享您杂文创作所历经的“旅程”？

　　李：1988年的《人民日报》“风华杯”征文，在中国杂文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值得杂文史家大书特书，因为它不仅使杂文真正地奠定了“文学的地位”，也使杂文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地深入了人心。即使到今天都很难想象，如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的一篇千字文，居然能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的头条发表出来！《撒娇的流派》是我平生投出的第一篇杂文，它的发表直接决定了我后来的创作走向。当年，我是既写小说，也写诗歌，同时也写杂文的；而《撒娇的流派》发表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对一个毛头小伙子来说，意味着一种荣誉与激励，同时也铁定了我的创作方向——今后咱只鼓捣杂文。也正是这篇小文，让我一下子结识了全国的许多文友。最近3年来，我一直在写一本《母亲词典》，现在已近尾声，很快就要付梓。关于这本书，还有一个小插曲。资深编辑李晨光看过《母亲词典》的部分样稿后，笑着问我：“这到底算一本什么书呢？该把它归入哪一类呢？是散文、杂文？还是生活小品？是传统文化集释？还是民谚、民俗集成？是一部工具性质的词典？还是一本好玩好读的文学作品集呢？”我也笑着回答他说：“它就是一个非驴非马的"四不像"。”不过，在这本书中，有不少我自认为颇有趣味的杂文。

　　记者：对于杂文家来说，“敢说”固然重要，“说得好”则尤为重要。您的作品如《撒娇的流派》《李白之死因新论》等，在题材上具有高度的原创性，对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加以概括，再以巧妙的艺术手法把它具象地表现出来。很想了解您是如何做到思想启迪与形象感染二者兼顾的？

　　李：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关于杂文创作，我实在没什么“经验”可谈，最多只能说说我心目中的好杂文。我在《〈100年100人：20世纪中国杂文读本〉序言》里写过：“好的杂文，必然蕴涵着深刻而独到的思想和见解；而且，好的杂文，辛辣，幽默，形象，概括，精炼，耐读，有张力，有血性，令人常读常新，永不餍足。好杂文是一件艺术品。”我在《雷霆走精锐》一文中也说过类似的话：“我非常喜欢目前并不多见的第三类杂文，即有思想、有深度、有趣味、耐回味的富于逻辑力量、思想锋芒和阅读美感的杂文，这类杂文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具有原创性，它高度地抽象、概括了某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把它具象地表现出来，使之成为一件艺术品。”并进而阐述：“我之所以用"雷霆走精锐"来概括杂文的特点，是因为"雷霆"代表力度，"精锐"代表美感，力度是思想的力度、批判的力度，美感是精金之美、阳刚之美，不管是思想也好、批判也罢，都需要借助美的形式来实现，否则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关键的是一个"走"字，它是从"雷霆"抵达"精锐"的必由之路，既融汇了作者的思想、激情、胆识和才学，也包含着选材、立论、开掘、创新以及"天机云锦用在我""艺匠惨淡经营中"的整个创作过程。的确，美是力量，批判是力量，思想也是力量；好杂文是批判的武器，是思想的雕塑，是立论的美文。而目前的杂文创作，用一句古诗来概括，叫做"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倘问今后杂文创作的路怎么走？叫我说，10个字：陈言务去，出精品，走精锐！”

　　记者：您对于杂文这一文体有着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理解，多篇作品如《克隆杂文》《雷霆走精锐》等对杂文创作本身及当前杂文的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解析。因为这种有意识的探索和理论的支撑，您的作品才更显出一种构思的别致和严谨吧？

　　李：时光脚步轻，岁月不饶人。从1988年涉笔杂文到现在，不觉已经过去20多年。我是一个喜欢回顾与反思的人，对于杂文写作也不例外，我会每过一个阶段，就把自己关于杂文的一点一滴的思考记录下来，形成一篇篇大小不等的文章。我认为，写作不仅要避俗，更要避熟。每当我觉得我的杂文写得“轻车熟路”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读点书，想一想，因为我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一种“套路操作”，那是创新的死胡同。所谓创新，无他，就是要比别人思考得更深，哪怕只深一点点，尤其是自己有意识地探索和总结一点杂文创作方面的理念（或曰理论），对写作也是不无裨益的。我不认为我的杂文写得有多好，但我总是企望把它写得更好一些。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记者：关于杂文的社会角色，您这样说过：它只进行价值判断，不进行法律裁定，批判的武器永远替代不了武器的批判。您怎样看待当下作为“批判的武器”的杂文呢？

　　李：杂文首先是文学作品，是艺术品。它虽然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鲁迅语），是“批判的武器”，但永远也替代不了（也无须替代）“武器的批判”。老想“骂倒”什么的杂文，老想充当“红头文件角色”的杂文，其实并无多大价值。杂文中的极品如《二丑艺术》《差不多先生传》《上人回家》等，对现实世界又能管多少用呢？但它们不失为传世佳作，其价值在于批判对象的典型性，其作用在于审美或曰“审丑”。苏东坡讲过：“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文章本身是不是“精金美玉”，这才是它的价值所在，并不在乎你想让它成为什么，更不在乎几个人的吹捧、鼓噪和起哄。

　　记者：很多人感慨当今文坛浮躁、炒作之风盛行、权钱等外力不断入侵。如此情况下，能够潜心坚守创作的作家似乎显得稀有而可贵，在与文字为伍的20余年里，您怎样看待这一现状？

　　李：人活百岁的少，话留千年的多。文人就是文人，不要去羡慕大款呀、大官呀什么的。官以多大为大？皇帝够大了吧？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个别几个皇帝以外，其余有几人知？就以宋代为例吧，北宋九帝，南宋九帝，把南宋那九个皇帝的怪名字排开写出来，今天能够认全的怕也没有几人，更别说记得他们的尊讳了。然而，试想中国历史上如果没有“诸子百家”、如果没有“李杜文章”、如果没有“韩潮苏海”，那会是什么阴沉黯淡的样子！正如官人和大款有其自身价值一样，文人自有文人的价值，故文人当有文人的尊严与定力。我见过一些文人，写了几篇文，做了几载官，便沾沾自喜，哼哼唧唧，丑态毕露，洋相百出。所谓“斯文扫地”，都是文人自己搞得乌烟瘴气，赖不得别人。清人沈德潜讲过：“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写杂文也是一样的，只有杂文家真正拥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才会创作出第一等的好杂文。俗话说，深人无浅语；同样，浅人也不可能写出深文章来。正所谓：风入寒松声自古，水归沧海意皆深。

　　李庆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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