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日报
数万老百姓具名上书请求“刀下留人”，这常在历史小说里看到，现在竟在真实上演：山西吕梁市离石区下水西村19岁男子张旭平，去年持刀将该村支书李世明刺死。今年11月26日庭审时，张的辩护律师将厚达348页、两万多人请求从轻处罚张旭平的签名呈送给法庭，希望法官在量刑时参考民意。但公诉人认为，这些签名与案件本身无关，要求法官制止律师行为。（12月2日《中国青年报》）
有人很敏感，马上想到了“舆情PK法制”，担忧这种“万民书”会干扰司法公正。这可能有点忧虑过头了——— 诚然，法官断案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强调 “法治”并不意味着老百姓连表态也不许，尊重民众感情也不简单等同于“感情用事”。司法量刑适当参考民意，本就是人民司法的内容，现任高法领导也多次强调，司法工作要充分重视社情民意。
本案最值得警惕的，不是什么“上书干扰司法”，而应该是为什么当地老百姓还会有“为民除害”的情结？在老百姓认为死者李世明就是一个为恶的村霸，截留村民补贴资金、逞凶打人（光记者核实被打村民就有20多人）、巧取豪夺的时候，为老百姓撑腰的法律正义在哪里？媒体用了近万字描写张旭平杀人案，简短归纳就是——— 村民在和“村霸”支书斗争中，频频受欺受辱，实名举报后反倒家里被砸、儿子被打，“忍无可忍”方有人铤而走险，刺刀见红。在法治时代，没人敢鼓励“拎刀报仇”，但在村民眼里，凶手被同情甚至奉为英雄，联名具保，这种“为民除害”情结不正反映出正义长期缺位的羸弱现实吗？
这是一个极端个案，却足以丈量出当下村级治理的现实困境：有多少农村，尤其是相对富足复杂的“城中村”，存在着多少“村霸”现象！就在昨天，媒体还报道了广东佛山一村干部刘子荣，疯狂挪用征地补偿款高达2370万元的案件。而综述以往报道，众目睽睽搞贿选、上台之后狠捞钱、村民状告支书结果被挂牌示众……村干部势力一旦坐大，一言九鼎、为害乡里，便统统不在话下，屡见不鲜。
村这一级，是乡村社会治理的最前端。对于村干部，由于算不上“一级政府”，很难用管理公务员的那一套来约束，一个村支书，坐一两百万的好车，住电梯入户的8层大楼房，也没有哪级纪委想着去“关照”一下。在制度设计中，我们希望依靠村民自治的推进来对其约束。但不得不承认，“村民自治”不会自行，尤其在家族势力强大、有些村官既有经济实力又有人脉势力等背景下，村民想光靠一张选票便实现“良官驱除劣官”，并不那么容易，它需要县级乡级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悉心保护与积极作为。但现实又如何呢？
这或许成为村民自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一个新命题：比起那些受委屈受冤屈的老百姓，“村官”常常显得更有能量，更吃得开，结果会导致公权力量不能为民做主，反而会“助强害弱”。“李世明是什么样的人，你打听打听就知道了”，但并不影响人家村干部一干近20年，且成为上级部门眼里的“能人”，获得“红旗村干部”之类荣誉无数……当老百姓感觉满眼只有官官相护（他们眼里“村官”也是官）的时候，离“意气用事”地举起杀人刀，还能有多远呢？杀人当然是犯罪，村霸为非作歹同样是犯罪，难道那些客观上庇护了强悍村官的人，就没在“犯罪”吗？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老百姓传统的观念。现在却颠倒了过来，老百姓具名联保，希望杀人者不用偿命，到底，是什么发生了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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