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为什么要“退保”？

　　岁末又闻“退保潮”。

　　有报道说，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社保管理中心，最近每天都有农民工前来办理养老保险退保手续。兼顾农民与工人双重身份，我国2亿多农民工如候鸟般奔波于城市和乡村。退保成风潮，早不是什么新鲜事，突出反映在每年春节农民工返乡前夕。

　　仅仅因为要回家过年就放弃一辈子的养老保障，听起来不可思议。退保后，农民工能拿回的只是自己养老保险账户中个人缴费部分，相当于把养老保险变成了活期存折。

　　是什么原因，让在城里一分一厘挣着辛苦钱、“斤斤计较”过着小日子的农民工，一致作出“捡芝麻丢西瓜”的选择？这中间纠结着怎样的盘算？

　　某种程度上，对于农民工来说，“退保”也许是唯一的选择。每年春节，多数农民工辞工回家，下一次还会不会回到这个城市，是不是要到另外一个城市打工，随意性很强。而目前各地之间养老保险是不能互转的，离开打工的城市，农民工直接要面对的是：积累了一段时间的社保怎么办？放弃，将来还能重新接续积累吗？不放弃，社保关系能跟着自己走吗？退保，好歹可以拿回自己缴交的钱。

　　制度设计的硬伤是导致“退保潮”的直接原因。

　　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的，采取个人缴费加地方统筹的方式。除了个人和企业缴纳之外，地方政府也筹措部分资金，并由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资金共同组成养老保险基金，这个基金是归所有当地参保人所共有。所以参保人跨地区转移养老保险时，不可以转走企业缴纳的部分。

　　这种各地“分灶吃饭”的制度背景，直接导致养老保险在各地之间转续很难。比如，按照国家规定，劳动者跨地区转移只需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企业缴纳的不超过20%的部分将留在转出地社保基金，支付压力由转入地承担。且按测算，一个农民工缴费15年后领取养老金，支付地至少需补充2/3的费用。所以，现行制度下，“转入难”卡了地区间转续的“脖子”。

　　制度的另一个软肋是，制度设计没有量体裁衣，农民工养老保险这件衣服农民工咋穿都不合身。原因是，现有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脱胎于旧的城镇职工退休制度，计算年限、缴费办法和待遇等方面，都是依据城镇正规就业情况而定的。

　　制度设计完全忽略了2亿多进城务工农民最突出的流动性特征。对参保人长达15年的累计缴费年限要求，且很难在各地间转移接续，意味着农民工要享受养老金，至少要在一个地方累计工作15年、缴费15年。即便城市白领要达到这个条件也不易。所以，农民工也觉得参保是件“不划算”的事。

　　事实上，在农民工聚集最多的广东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实施农民工养老保险以来，到现在拿到退休金的农民工仅800多人，相对2600万在粤务工农民工的庞大数量，真是微乎其微。

　　制度设计也完全忽略了农民工养老归属地判断，千元左右的养老金待遇设计，基本上是针对城市生活，基本没有考虑到农村养老可能每个月只需要一两百元退休金。也更没有设计从一二百元到一两千元之间养老金待遇的梯级差别，以供农民工不同养老需求的选择。现行制度的待遇直接导致农民工承受缴费压力大，养老加上医保等社保缴费在农民工低微的工资中超过了10%。

　　要让农民工真正“老有所养”，最终要建立一套让农民工“参加得进来，转移得出去，接续得起来，享受到待遇”的养老保障制度。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允许“退保”。

　　可以想象，如果不允许“退保”，现在退保的年轻农民工无论如何都会为攒够缴费年限、最终享受待遇而努力；不允许退保也是一个政策导向，告诉各地，养老保险一定要到老了才能动用，收取养老保险费用是必须承担保障责任的；不允许退保更可以加快制度完善过程，让政策各方的博弈置身于亿万农民工期盼的目光中，也置身未来社会必须承担的养老责任之下。

　　允许“退保”的政策是目前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硬伤，深深伤害了农民工自身的养老保障权益，违背了国家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的初衷。“退保”意味着“老有所养”的保险制度链条断裂，意味着农民工放弃了养老保障，最终，这个庞大群体的养老问题会累积成社会问题。

　　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目的就是解决养老问题。实际上，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允许退保的。作为近20年才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新社会群体“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肯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停止退保政策是个关键。只要不允许退出，养老保障就不可能是一句空话，就一定能够实现“老有所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