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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改造张艺谋 从悬疑到喜闹风马牛不相及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2009年12月23日11:39

  谁在改造张艺谋

  “我说把‘小沈阳’加进去,我知道他会非常认真地思考,因为我的话张艺谋不会当耳边风的”

  《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

  特约撰稿沈培 | 北京报道

  “加入‘小沈阳’,我知道非常冒险,后来我没再给他压力,我知道他会非常认真地思考,因为我的话张艺谋不会当耳边风。”张伟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头戴鸭舌帽,身穿皮夹克。2009年12月10日,新画面影视公司老板张伟平在他的公司接受了本刊采访。

  出生在山东,成长在辽宁,做过房地产生意的张伟平一派豪爽粗犷。

  从1996年与张艺谋合作至今,张伟平为所有张艺谋的电影投资,而且也只为他一个人投资。回望二张合作的电影,从《一个都不能少》到《英雄》,再到眼下热映的《三枪拍案惊奇》,无不留着张伟平的痕迹。

  2009年2月,张伟平看了央视春晚“小沈阳”的表演后,告诉正准备改编科恩兄弟导演电影《血迷宫》剧本的张艺谋:“把‘小沈阳’加进去。”

  “我这是惊悚悬疑剧,‘小沈阳’是喜剧,不可能啊。”开始,张艺谋坚决反对。

  这让张伟平很是笑话张艺谋的“一根筋”,“这还能难过奥运会开幕式吗?”他说。

  张艺谋:从悬疑到喜闹,有点风马牛不相及

  黑毛衣,黑裤子,高粱红的长围巾,12月9日,《三枪拍案惊奇》在北京的首映式之后,张艺谋开始一轮一轮接受媒体的采访。

  《瞭望东方周刊》:张伟平建议你加入“小沈阳”,你当时不太认可,后来这个弯是怎么转过来的?

  张艺谋:他的提议不矛盾,他建议之前就已经确定做一个贺岁档的电影了,不管他是突发奇想,还是深思熟虑。做贺岁档就该运用可能的流行元素,“小沈阳”无疑是今年最大的流行元素,当然最主要还是要做剧本的通盘考虑。可能他(张伟平)后来认为我答应得很容易,其实我真的是认真梳理了全部东西之后,认为(加入“小沈阳”)有可能,才答应的。

  《瞭望东方周刊》:用了多长时间?

  张艺谋:考虑部署,大约两周左右。

  《瞭望东方周刊》:在拍《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时候,张伟平临时想到把周杰伦加进来,是不是对你影响也比较大?

  张艺谋:《黄金甲》是一个商业类型的电影,周杰伦是年轻人的偶像,加入这种流行元素,争取年轻观众,这个也非常合理。周杰伦是个“小天王”了嘛,他来了,自然就要增加他的戏份,不能让他当配角。要是演员知道自己戏份不多,就明白你这是拿人家来做生意来了,就是来当花瓶,来帮你卖片子了。这样,他不见得会接受。所以我们修改剧本。当时小周也表示愿意打,所以我们要给他加打戏。基本上改成和周润发、巩俐三足鼎立的角色。

  那个故事在《雷雨》的基础上来做调整,我觉得还比较快。倒是这次(《三枪》),把原来的悬疑改成一个喜闹风格,把人物改变得这么大,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所以(调整)费了两周的时间。

  《瞭望东方周刊》:情节改动大,所以演员有很多即兴发挥?

  张艺谋:实际上也只有宏观的剧本,真正到了现场,每一场还要再谈,因为是喜闹剧,所以很多即兴的东西,每一场的台词都要重新编辑。演员都知道可以自己发挥,但还是有个基本框架,比如说基本的人物关系是我跟你吵架,而且我吵不过你,演员表演时可能有十种方法,我们就都拍下来,然后从里边选。

  《瞭望东方周刊》:是因为加入喜剧演员才用这种方式吗?你以前和其他演员合作会不会用这种方式?

  张艺谋:是,喜剧性的人物,所以才用这种灵活的方法,传统的文艺片还是比较严谨的。这只能是在中国,不知道在外国会怎么样。听说外国改一个台词都要打电话给老板,而且还要问编剧,如果不同意就不能改,那种是高度工业化的流水线分工。如果我们改一个字也都要问编剧,那真没法弄了。

  张伟平:做电影,艺术家必须放下身段

  “老板”张伟平与张艺谋合作始于1996年。彼时,张艺谋经历过《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辉煌后事业上进入低潮,新片找不到投资方。当时做房产中介的张伟平出于哥们义气,拿出2000多万给张艺谋拍片。

  他们合作的第一部片子《有话好好说》(1997年)没引起多大动静,第二年的《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先后斩获威尼斯金狮奖、柏林银熊奖。张伟平看中了张艺谋的品牌,坚定地做起了“张艺谋专卖店”。之后,所有张艺谋的电影都是张伟平投资,而张伟平的新画面公司也只做张艺谋一个人的电影。

  《英雄》一直被认为是张艺谋的转型之作,其实在它之前,从2000年的《幸福时光》开始,张艺谋已经摸索着走上商业电影之路。剧中请了当年春晚“小品王”赵本山做主角,实力派演员李雪健做配角,但票房失败。后来,张伟平总结失败原因是“既不商业,也不文艺”。

  《英雄》是中国本土第一个在票房上打败好莱坞大片的电影,开创了中国商业大片的先河。之后中国电影开始走产业化道路,商人开始投资电影,建电影院,政府也开始对中国电影进行扶持,包括配合宣传,安排院线最佳档期等。

  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质量粗糙而宣传疯狂的国产商业大片被国人深恶痛绝。也可以说,制作水准尚且过得去的《英雄》开了过度重视商业因素的“恶例”,尽管票房盆满钵满。

  《瞭望东方周刊》:《幸福时光》为什么赔钱?

  张伟平:那也是题材的局限,走的是文艺片的题材,但是我们选赵本山,他是喜剧演员,不能很好地发挥,如果当年《幸福时光》定位为喜剧,赵本山可以淋漓尽致地发挥,结果就不一样了。

  《瞭望东方周刊》:就是因为有《幸福时光》“既不文艺,也不商业”的教训,才有了《英雄》的大转型?

  张伟平:对。做电影,艺术家必须放下身段,你拍的电影,观众看不懂,就不买你的账,没有市场的电影就是死路一条。好莱坞的电影有几部观众看不懂的?没有,一部都没有,所以说明我们的导演太自恋了,把电影当自个儿的事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思路对张艺谋很有影响啊。

  张伟平:因为我的思路务实,务实是有市场的,你老弄那种形而上的东西,老百姓看不懂,肯定就不买你的账。

  《瞭望东方周刊》:在《英雄》上,除了在国外融资,你还出了哪些主意?

  张伟平:营销。《英雄》之前,所有的国产影片,对于电影的营销发行没有任何的概念,认为开个记者招待会就算发片了。一部电影的营销宣传对于成功至关重要,不吆喝就没人来买你的货。张艺谋是种萝卜的,我是卖萝卜的,这萝卜卖不出就烂在家里了。我对《英雄》采取全新的包装和营销,所以《英雄》在当时中国最高票房纪录只有两三千万的情况下,一下子创造了2.5亿的票房。

  营销包装和大规模的宣传,开幕式用演唱会的形式,而且在人民大会堂。选在人民大会堂也是为了吸引全国人民的目光,因为它在中国人的心里是很神圣的地方。

  《瞭望东方周刊》:那政府公关也很重要啊。

  张伟平:可以说政府公关是很轻松的。

  张艺谋: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什么堕落

  因为是张艺谋执导奥运会开幕式之后的第一部片子,在《三枪拍案惊奇》还没有拍完的时候,好莱坞的索尼经典公司就买走了它在中国之外全世界的版权,成为近年来第一部被好莱坞买走、全世界发行的电影,而且新画面公司参与全球分账。

  好莱坞在没有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就买下来,跟张艺谋执导奥运会有直接因果关系。“奥运会之后,张艺谋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是无可置疑的。”张伟平说,他认为奥运会之后的张艺谋品牌价值有四个亿。

  张艺谋也很清楚,奥运会开幕式导演的经历“是一个无形的资产”。

  《瞭望东方周刊》:你早期的电影都表达一定的人文思想,后来的电影走商业化路线,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张艺谋:我早期的电影表达一定的艺术思想,那个时代的电影和思潮都是这样的。但2000年以后不一样了,我们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电影是多元化的,我们也开始大张旗鼓地说电影产业,说商业片,说票房等等,从《英雄》开始,有了这么一个意识。从中国社会的转型来说,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什么堕落,不是今不如昔,只是不同的社会对电影有不同的考量标准。

  我自己觉得导演应该是两条腿走路,不应该像第五代导演成长的时候那样,只拍文艺片。所以我有意去拍一些所谓的商业片,锻炼自己,而且我本来也喜欢动作电影,喜欢武侠电影,也不是违心的。

  我不愿意定位在某个类型上。所谓的文(艺)怎么样,商(业)怎么样,高雅怎么样,庸俗怎么样,进步怎么样,退步怎么样,我根本就不想纠缠在这些徒劳的讨论上,两类要拍好都不容易。

  《瞭望东方周刊》:你将来要拍的《山楂树》是一部文艺片吗?

  张艺谋:我觉得是一个文艺片。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到时候张伟平又给你打电话,又要加人,又要改成一个商业片呢?

  张艺谋:那要太违心了⋯⋯我觉得张伟平也不会违背这种基本的艺术规律。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商业和你的艺术追求发生矛盾,你会站在哪一方?

  张艺谋:这很难简单回答。我觉得好的电影两者都应该兼顾,得了天大的奖,又卖了天大的钱,那是全世界电影人的梦想,是至高无上的雅俗共赏的标准。

  张伟平:不能自我膨胀到没有任何危机感

  “每次的主要策划思路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张伟平说,他的新画面影视公司员工也只有十几个。张艺谋经常跟他开玩笑说:“公司有你一个人就行了。”

  《瞭望东方周刊》:从《英雄》到《黄金甲》,明星大腕的宣传和包装做到了极致,而这次《三枪》的市场思路又有不同,为什么?

  张伟平:以前采取明星走秀形式,老百姓先看热闹,再看电影。这次《三枪》我们用“星光大道”,老百姓最喜爱的舞台,发布了主题歌。而且全部起用内地演员,从孙红雷到闫妮、“小沈阳”都是内地的,内地演员片酬低啊,三个相当于香港一个演员,“小沈阳”片酬也就是周杰伦的十分之一,一下就把成本降下来了。

  《瞭望东方周刊》:在《黄金甲》之后,国产“大片”的国际市场在萎缩。你怎么评价国产电影?

  张伟平:这是事实,《英雄》、《十面埋伏》在海外卖得很火,但是《黄金甲》之后就不行了。我听说《赤壁》上下集在国内卖了5个多亿的票房,但是到了美国,在两家电影院上了三天就下了。香港电影被好莱坞冲击,我们内地的电影在香港也不好,所以中国电影人要有忧患意识,不能自我膨胀到没有任何危机感,虽然我们的电影院在一天天增加,但是我们的电影质量在一天天下降。

  不能把电影当生意做,当生意做,肯定是把电影毁了。七八十年代内地的观众都喜欢看香港电影,现在连香港人都不看自己的电影了,都看好莱坞大片,从铜锣湾到尖沙咀所有电影院放的都是好莱坞大片,结果怎么样呢?香港电影人全跑到内地来,这不是一件好事,虽然把我们内地市场做大了,但它是一个危险信号,我们不能重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电影的覆辙。

  《瞭望东方周刊》:是啊,很多国产所谓大片,观众出了电影院就骂,“什么东西嘛”!

  张伟平:还是要考虑老百姓,提高电影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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