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问题官员复出该高调还是低调？

　　再雷人的事情，发生得多了，也就见多不怪。惯例，也就这么来了。

　　曾经引咎辞职的官员在不长的时间内悄然复出，这已不是什么新闻，而似正在成为一条新的干部任用惯例。最近与“三鹿”有关的官员复出事件引起舆论的普遍质疑。有评论指出官员复出应该有理有据；有评论则呼吁应该将消息尽早公之于众。

　　“问题”官员复出，组织部门自然是有规章可循的。官员的复出是低调还是高调，什么时候出山，在什么岗位履新，这些细节当然应该尽早告知民众。“曝光”是迟早的事。这年头，哪有偷偷摸摸做“公”务员的？

　　毫无疑问，这一新规不无待改进之处。公开，会形成一些约束力。但公开并不必然带来合法性。我有理由怀疑，仅仅公开，并不足以消除公众的疑虑。在官员复出事件的背后，有一个更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即官员作为个体的职责到底如何界定？这直接关系到官员的复出是否正当。

　　这显然不是一个容易搞清楚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公务员制度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科层体系。从权力分配的角度，这一体系是一个至下而上的金字塔结构。职位由低逐级爬升，其所拥有的权力则由低级到高级逐渐加大。所有官员都处于这一结构的某个位置。在理论上，根据责权对等的原则，官员的职责也应随着权力的扩大而加重。但在现实社会，我们不难发现，官员的职责分配并没有金字塔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被扁平化了。一旦出现问题，处于系统之中的公务员的责任似乎被整个体制分摊了一些去。作为个体的官员承担全部责任的风险被大大降低。

　　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曾深刻地洞见到这一伦理悖论。20世纪60年代初，她以杂志特约记者的身份报道对一名纳粹战犯的审判。她发现，这个罪犯是如此的平庸无奇，完全不同于人们想象之中的恶魔形象。这个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的科长，忠实地执行了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计划。与其说他是个十恶不赦的魔头，不如说是一个在办公室尽职的官员。但正是这些“平庸的恶”导致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当职责被体制部分地卸解掉，我们是否就无法追究政府官员个人的错失了呢？当然不是。加强舆论监督，完善任用制度也许不失为治标之法，但权力的相互制衡才是实现各负其责的根本。当权力无所顾忌，它尽可以操弄推卸责任的把戏。这并非掌权者的主观故意，而是出于权力的本性。权力从来不会愿意将自己束缚起来。

　　事情的另一方面，更容易为我们所忽视。当体系内的个体职责被摊薄的同时，身处体系之外的个体，在面对强势权力时，其本应承担的责任却面临被扩大的危险。法律，本是防御此类危险的最后屏障，一旦失守，则滥刑成为必然。权力的逻辑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对于一个庞大的体系来说，杀死一只有害无益的知更鸟，如同碾死蝼蚁一样轻而易举；但对于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来说，哪怕是最小的无辜伤害，都是应该避免的不必要的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