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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1月1日《时代》周刊封面，戈尔巴乔夫成为“十年风云人物”。 |
“戈尔巴乔夫经常在他的办公室里大声朗读国外对他在世界上的伟大改革的评价，这种东西有时他会读上几个小时，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了，而急待处理的大量文件他却还没有看。”
——原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
本报讯与对中日的经济捧杀不同的是，美国曾对前苏联实施过政治“捧杀”策略。上世纪80年代后期，前苏联国内实行政治改革，掀起了否定前苏联历史的舆论狂潮。当时美国认为，苏联的“新革命”不可逆转且大有希望，西方应该鼓励苏联的变革进程，影响苏联朝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据此，美国逐步确定了“捧杀”的策略。
用诺贝尔奖、《时代》“风云人物”“捧杀”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作为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首当其冲地成为美国实施“捧杀”策略中的主要对象之一。1987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发表不久，西方在其媒体上给予大肆的鼓吹，并且借此机会给予其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很快使其个人账户有了100多万美元。
1988年6月里根访问苏联，他在对莫斯科大学师生的演讲中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苏联社会带来了自由的新风，这是“在苏联历史上最令人激动而有希望的时代之一”。1988年10月，戈尔巴乔夫应邀访问美国，美国政府给予了极高的礼遇。美国主流媒体对戈尔巴乔夫的访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连其夫人赖莎也成了天使般的美人。
老布什政府上台后，依然对戈尔巴乔夫倾力吹捧，其中以国务卿贝克1989年9月在莫斯科的一席讲话最为典型。他说：“我在政治界不是新手，见识过很多。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一位政治家像您这样有如此的勇气和如此的胆略。我知道，您受到一定的限制，受到政治框框的约束。我知道，您如此勇敢做出的那些政治决策是多么困难地得到贯彻。我想告诉您，布什总统也持有这样的看法。”
1990年，西方又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戈尔巴乔夫。美国《时代周刊》在1990年1月1日更把戈尔巴乔夫评为“十年风云人物”。戈尔巴乔夫在西方享有“伟大改革家”的“美誉”。甚至西方大街的商业广告也开始捧起戈尔巴乔夫：“请选购我们的牛仔布料吧！它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坚固、可靠！”
这些对于戈尔巴乔夫十分见效。原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回忆说，戈尔巴乔夫经常在他的办公室里“大声朗读国外对他在世界上的伟大改革的评价，这种东西有时他会读上几个小时，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了，而急待处理的大量文件他却还没有看。”
最终，前苏联解体，美国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本报讯 其实，中国官方从未提到过所谓的“中国模式”，更别说输出这种模式了。
观点1：目前应慎提“中国模式” 尽管所谓“中国模式”在2009年成为全球媒体热门话题，但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罕见地发表了4篇集中探讨“中国模式”的文章，均对这一提法表示不同看法，显示出官方竭力在西方媒体“捧杀”中国时保持清醒态度。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在《慎提“中国模式”》中提出，现在就讲“模式”，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虽然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但中国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提升到“模式”就有定型之嫌。而“危险”在于，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所以，李君如认为，现在讲“中国特色”更好，因为“特色”包含了不断探索的含义和要求。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施雪华的文章题为《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文章认为，“中国模式”如被其他国家成功模仿、形成了某类概念时，再提“中国模式”可能更显科学合理。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邱耕田的文章题为《当务之急是注重科学发展》，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这种高代价说明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不成熟和不完善，所以，我们不要忙着人云亦云地谈论“中国模式”，而是应该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我国目前及今后的科学发展上来。
观点2：“中国模式”不适合他国 尽管许多学者鼓吹他国学习所谓的“中国模式”，但这种传说中的模式是否适合他国还是个问题。
《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时候》一书的作者马丁·雅克斯说，从目前来看，中国模式是“地区性的”，包括欧洲、俄罗斯等在内的多数国家可能不会真学习中国模式，因为在他们眼中，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它们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同样也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国家，一个国家的模式不能完美地复制。中国模式的形成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只能给人以启发。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也认为，在谈到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能简单地把“中国模式”的价值，看做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效仿的。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2009年9月26日在欧美同学会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中国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任何打算。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正如中国愿意参考他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的事情。输出“中国模式”违反了中国坚持的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制定政策的原则。“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发展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
观点3：“中国模式”经历巨大挑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也提醒说，尽管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确使人感到骄傲，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看到“中国模式”正在经历着的巨大的挑战,挑战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两个方面,核心就是“中国模式”的可持续问题。
外部方面的挑战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核心力量时，世界各国的经济外交政策都会把中国作为其头等议程来制定其对华经济和战略，从而给中国造成莫大的外部压力；内部挑战主要指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困难。
事实上，金融危机也暴露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弱点，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较高就是其中一个。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部主任弗里曼就警告称：“中国遭遇的最大挑战是以出口为主的经济结构。”
《美元危机》作者、世界著名经济危机理论专家理查德·邓肯则表示“中国的繁荣即将终结”。他认为，中国过分依赖出口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
不论如何，在西方学者热议甚至炒作的“中国模式”面前，重要的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聚精会神谋发展才是硬道理。 (来源：广州日报)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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