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呼吁让90后农民工成城里人

　　2005年，我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具体主持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后来，因为到地方工作，没有再做专门研究，但一直在观察农民工问题。通过多年的研究和观察，我日益感到，对新一代农民工即1990年后出生的农民工，应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这不仅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和政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推进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尤其是城镇化具有特别意义。

　　三代农民工

　　据多部门的分析估算，一般概念上的农民工约2亿多人，其中进城务工的在1.5亿人左右。对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农民跨地区打工现象，我一直是观察者和亲历者。1987年，我在团中央当青农部长，同当时的国务院“三西办”（甘肃的定西、河西，宁夏的西海固地区扶贫办）合作，开展了农村青年“东西互助、以劳助学”活动——组织“三西”地区的农村青年到苏沪浙地区的乡镇企业打工，让他们学知识、学技术、学管理，开阔眼界。当时的想法是，为西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培养一批员工，同时增加西部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当然，随着活动的扩大和发展，越来越多的西部青年留在东部地区，没有再回家乡。可以说，这批人是最早的打工仔和打工妹。20多年过去了，组织那场活动所带来的东西部地区观念碰撞的强烈程度、东西部青年沟通的重要意义以及远距离跨地区劳务输出带来的种种问题，至今仍历历在目。不过，对当时那样一个创意性活动所具有的时代意义，我是后来才逐渐认识到的。

　　从那时起，由于工作原因，我一直在关注农民工现象，亲见、亲历了三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是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政策放活以后出来打工的农民。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后，生产效率提高，地不够种了，劳动力有富余，同时农民又有了自主支配劳动的权利，于是一部分农民就出来打工。当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在乡镇企业打工，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时至今日，这一代农民工早已人过中年，除了少部分具有技术专长或管理能力的人成为企业经营者，大部分人已回到农村。因为是“洗脚上田”、进厂务工，他们应该算作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民，随着90年代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外向度大幅提高而外出打工。这部分人是目前农民工中数量最多的，是我们重点研究和政策针对的农民工主体。外出进城打工是这代农民工有别于上代农民工的显著特点，他们一般都有10年左右的打工经历，大多在建筑业、加工业、纺织业、出口企业打工。这部分农民工的城镇化走向是有所不同的：一部分有技能、有管理能力的人成为企业生产骨干，留了下来；还有一部分有文化的女工也留了下来，不少嫁给了城里人；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随着年龄增长，挣了一些钱而选择回乡。近几年，农民工队伍中出现了一个新群体，就是上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当然模糊一点也包含80年代末出生的，可统称为“90后”，他们算是第三代农民工。最近几年新增加的农民工主要是这部分人，他们基本是进城打工，估计有4000万人左右。虽然在数量上他们还不占主体，但由于其特殊性和今后的成长性，值得高度关注、深入研究。

　　“90后”农民工的新特点

　　“90后”农民工有别于前两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他们从来没有种过地，对土地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对农村没有父辈那样的依恋。这是其最鲜明、最突出的特点。他们进城打工，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生存需求，而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把打工作为寻求进城的机遇和途径。简而言之，他们出来打工，根本就不想再回农村。第二，这批人都念过书，具有初中文化，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具有高中文化。因为有文化，再加上他们是在电视机、手机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比较了解外部世界，知道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城市文明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到城里不管干什么都比在农村好，是他们比较坚定的信念。第三，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独生子女，有些就是上一代农民工在城里生的孩子。他们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概念。因此，他们在城里打工，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这一点已经在就业结构中体现出来。上一代农民工很多是制造业的操作工，在生产一线就业，而“90后”农民工则主要在服务业就业，如卖服装的、卖保险的、搞推销的较多。这也是近两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向型、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一方面生产困难、另一方面招工困难的原因之一。第四，他们心理平衡度较差，难以接受“被歧视”。他们的父辈进城打工，尽管遇到很多困难，吃了很多苦，有很多不如意，比城里人干得多却挣得少，有时还遭人白眼，但通过纵向比较，总觉得比在农村好，比其他农民好，因而比较能够接受城里的不公平待遇。而新一代农民工受现代开放社会影响，已经具有了朴素的但有时又有些盲目的平等和民主观念，对城乡差距、一城两制现象不认同。他们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现在开始增多的劳资矛盾以及农民工维权的呼声和事件，与此不无关系。

　　农民工融入城镇化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年均新出生人口估计约为1500万，其中大部分出生在农村，他们是今后一段时间最主要的新成年劳动力。其中，一大部分人没有进入农村劳动力行列，而是走出农村，进入城市。由此将会出现两种现象：一方面是城市里“90后”农民工所占比例大幅提高；另一方面是农村务农的青年劳动力缺乏。从城市方面来讲，需要前瞻性地研究“90后”农民工大量增加带来的新问题以及应当采取的新对策。

　　让“90后”农民工有序成为城里人。这应该是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现实出发点。其主要理由：一是我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城镇化，需要大量产业工人，也必然造就一批新市民，实际上现在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已离不开农民工；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管理体制已经没有办法把他们拒绝于城市之外，或者把他们再送回农村，不管你是否欢迎他们。近两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速下滑，大量农民工失业，但“90后”农民工并没有返回农村务农。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城里游荡，或在农村闲逛。鉴于此，积极的思路是使他们有序地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在这个思路的基础上，剩下的问题就是研究怎么解决，采取什么政策，条件和进程怎样。

　　放开发展中小城市。我国的大城市、一线城市与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逊色，落差大的是二线城市和中小城市。我国人口膨胀也表现在大城市，而中小城市特别是县城仍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这将是我国经济发展、产业布局和城镇化扩张的重点。应该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敞开城门；加快县城建设，发展县域经济。从农民工的角度讲，他们到城里打工，然后回到小城市居住和生活，既符合他们的进城愿望，也符合他们的收入水平。中小城市和县城，将成为农民工城市生活的新家园。

　　做好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工作。应加强对“90后”农民工的思想引导，减少其由于进城务工心理准备不足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城里的教育、文化、法律机构和教育、文化、法律工作者应重视他们的存在，把他们作为城市重要的生活群体来对待，向他们开放城市文化设施，将其纳入城市文明、法律和公共规范的轨道上来，使这些新市民和老市民有机融合、和谐相处。总之，城里人对他们的态度应该是：用城市文明和城市文化同化他们，而不是排斥他们。绝不能在城市里再搞出个“二元结构”，防止出现一些国家现代化大城市边缘的“贫民窟”现象。

　　发展面向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加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村初中毕业生进行适应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职业培训；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招收农村高中毕业生，使他们能够适应未来企业的工作和城市的生活。无论是从工业化、城镇化的需要还是从提高产业工人队伍素质的角度来考虑，都要大力发展农民工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

　　支持和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采取政策措施支持返乡农民工发展规模种植业、规模养殖业、农产品初级加工业以及农村服务业。农民工中的能人和在城里打工的少部分成功人士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返乡创业将会给农村发展带来活力。这方面已有一些成功典型，应该大力宣传。

　　考虑到“90后”农民工的现实特点，在农民工的城乡双向流动中，从城市流回去的数量将会大为减少，从农村净流出的速度将会明显加快。农民工成为新市民以及我国基本完成城镇化的进程，有可能加快。我们在宏观决策、工作部署、政策积累上都应有相应的准备。

　　（作者为农业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