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谈医改：大部分医生没有收红包

　　2010年3月7日9：30，在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多功能厅举办主题为“政协委员谈医改”的集体采访。政协新闻组副组长、《人民政协报》社社长邬旦生主持本次集体采访，解放军150医院院长高春芳、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岭医药集团董事长吴以岭、陕西协同生殖医学研究所所长董协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医学基础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吕爱平、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教授温建民等五位委员将出席并回答记者的提问。

　　检察日报和正义网记者: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改善医患关系。但现在医疗红包的现象还是破坏了这种医患关系，按照相关制度和医疗改革方案，社会各界应该从多角度、多方位来解决医患红包，请大家谈一下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温建民: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我是搞临床的，我是骨科大夫，天天开刀，我这一辈子，一个红包都没有收。我不知道你这个根据从哪儿来的，这是第一个，所以不能把医生医疗上的个别的害群之马，把一些医生放大化。希望媒体的同志们理解我们当医生的难处，而且要看到他的阳光面，不要把医生的个别害群之马放大。

　　温建民:医患关系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当医生的，当时我刚毕业的时候，医患关系非常和谐，到了把医疗推向市场以后，医患关系开始紧张了，到了九十年代末，到了现在二十一世纪，越来越紧张，紧张到我们很多医生跟我说，我现在看每个病人，我首先把他当作我的一个原告，我是一个被告。为什么现在医患关系紧张到这种程度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是把医疗推到市场以后，好象医患之间的关系是金钱的关系。二是现在的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疗医改的进行，现在有些地方医闹已经形成了一股黑社会势力，严重影响了医院医生的职业环境。所以我认为，要搞好医患关系，首先要加强医生队伍的建设。红包的问题，现在各医院纪检部门都有对收受红包约束机制，我们一发现收受红包，就要做很大的处理。所以可以说，基本上我们医院没有人敢收红包，因为不值得收这个红包，你收一百个红包，有一个告你，可能你的执业资格就丢了，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医生是没有收红包的了，但是有没有收红包的？应该有，是个别的。另外，也是希望媒体对我们医务人员的工作有理解。

　　医疗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而且是高智能、高体力的一个职业，每天面临的压力很大。你们天天可以看到一些笑脸，我们天天看的是愁眉苦脸，甚至面对着一些死亡的病人，你想，几十年下来，医生的压力很大。所以，医生在很多职业里不是寿命高的人群，寿命是比较短的，而且医护人员当中得高血压的人很多，得心血管疾病的人也很多，得抑郁症的很多，甚至自杀的也有，在自杀率里是排前三位的。这次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要改善医患关系，我觉得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不光是医生的努力。

　　董协良:其实核心问题是国家举证倒置出台以后，医患矛盾的问题突出了，医生不得不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来保护自己，所以不该做一些检查，做了不该进行需要鉴别诊断需要的检查，相关的内容也就增加了，这样患者的负担就加重了。如果国家从法律的角度上把条例进行修订，我想医患矛盾的问题会得到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