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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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东京大街旁，一个日本青年靠在车上神采飞扬地和同伴聊天。那个年代里，年轻人追求的是欧美名牌、出国留学和有车有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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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东京地铁里，疲惫的年轻通勤者倚靠在车门旁。高失业率令“平成一代”未踏出校门就已开始忧虑前程。 |
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有希望的社会，应该是，自己努力了就应该会有所回报。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可能会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无法取得自己想要的结果。
努力就有回报，自然就会更努力。无论如何努力都没有回报的话，自然就会消沉下去。或者说，自己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但就是不行。像这样的事情一步一步累积的话，就会变成社会问题。
——日本自民党众议院议员总会长野田毅
当他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股市和房地产同时暴跌。当他们升入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久负盛名的山一证券倒闭。在他们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由于结构改革，日本引以为豪的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日本企业的传统工资制度，指员工的基本工资随员工本人的年龄和企业工龄的增长而每年增加，而且增加工资有一定的序列）神话随之倒塌。当他们成人的时候，誉为“日本翅膀”的日本航空公司宣告倒闭，丰田汽车因为质量问题在全世界遭遇空前的危机。
他们，是出生于1989年4月2日到1990年4月1日之间（日本的学龄）的这一代人。
2010年1月11日，这一代日本人迎来了人生新的转折点——“成人节”。日本法律规定，20岁为成年。每年1月的第2个星期一定为“成人节”，这一天成年的男女将身着盛装参加成人庆祝仪式，即“成人式”。从这一天开始，他们就从父母呵护的孩子成为具有独立责任和义务的社会人，迈向人生的新起点。
当中国同龄人活在国力上升期时，迎接日本这一代人的，却是残酷而冰冷的现实。他们不理解泡沫经济是什么，但他们一出生就开始承受泡沫破裂的痛苦。他们是和日本“失去的20年”同龄的没有经历过日本经济成长的一代。
对物质欲望不强
谈起这一代人，自民党众议院议员总会长野田毅眉头紧皱。“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希望的、混沌的时代里。他们没有经历过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的那个蓬勃的日本，他们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理有着太多的区别。”
这一代人要面对“冷酷的社会”。出生时2.3%的失业率如今已是4.9%，青年失业率更是从3.8%上升到了8.4%，国家债务从266万亿日元增至817.5万亿日元，经济增长率则从5.4%下降至1.7%。
黯淡的数据不止这些。他们要赡养的65岁以上老人也从1489万人增至2941万人，社会保障预算从10万亿日元增至25万亿日元，13.9%的储蓄率下降至2%左右。国民储蓄的枯竭意味着长大成人的他们要掏空口袋支付福利费用。这都是上一代留给下一代的社会负担。
旅日媒体人徐静波称，由于这一代成长在一个消费贫乏的社会里，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物质的欲望不是很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人买的第一样东西是汽车，现在的‘平成一代’，第一样是手机，第二是笔记本电脑，汽车排在第四位，有和没有无所谓，这是他们消费观念的一个很大变化。”日本1989年把年号改为平成，1989年为平成元年，今年是平成22年。在很多场合，泡沫经济破灭时出生的这一代人也被叫做“平成一代”。
但徐静波紧接着表示，虽然对物质的需求不高，但他们对信息和交流的需求却很大。“精神的需求是一种对自我空间的需求，御宅族的大量出现就是例证。”
野田毅说，少子化也影响着这一代人的精神，有兄弟姐妹的孩子越来越少。“我年轻的时候，可以和兄弟姐妹一起打麻将，有什么好吃的就一窝蜂上去抢，生活在一个快乐的集体中。有兄弟姐妹，就有互相帮助，在自己消沉的时候有人鼓励自己，开心的时候有人一起分享，即使两个人吵架，对身心也是有益的。”野田毅说，“而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人，分散在这个社会中，平时的交流很少。”
可能比中国同龄人踏实
当然，最让这代人担心的就是就业。
媒体敏感地观察到成人节时东京神社挂满了数百个绘马（写有愿望的木板），内容大部分都是“愿能在4年后大学毕业”、“祈求社会保险劳动社的考试合格”、“为了在博报堂（广告公司）就职竭尽全力！”、“请给我一个恋人”等等。明治神宫的木板上写着的，比起无畏的希望，更多的是为糊口生存的祈愿和对命运的哀叹。
野田毅告诉记者，不光担心工作，这一代人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担心年纪大后的问题，充满不安。“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有希望的社会，应该是，自己努力了就应该会有所回报。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可能会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无法取得自己想要的结果。”他说。
这种环境自然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就有回报，自然就会更努力。无论如何努力都没有回报的话，自然就会消沉下去。或者说，自己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但就是不行。像这样的事情一步一步累积的话，就会变成社会问题。”野田毅指出。
“平成一代”脑子里没有过去辉煌的记忆，徐静波打了个比方，如果以前是吃肉的，现在变成喝汤了，会觉得日子过不去；但这一代是喝汤长大的，偶尔能吃到肉，他们就觉得很幸运。跟生长在中国国力上升期的中国“90后”相比，徐静波反而觉得，相比之下，日本这一代年轻人会更加踏实。
但野田毅却对这一代显得悲观，“虽然作为一名政治家，我很不情愿这么说，但是，他们是不幸的一代。”他依然皱紧眉头。
本版撰文 早报记者 王国培
20岁的关谷圣实刚刚参加过“成人节”，但她和她的朋友至今还不太明白这个节日有什么意义。 “我们区政府花了很多钱，准备了很丰盛的食物，但年轻人根本就是抱着参加同学会的心情来的。”让她印象深刻的还有新宿区议员上台讲话时对他们这代人的不满——“都成人了，还不懂得尊重别人、认真听别人讲话，成何体统！” 在她看来，冈山县的“成人节”可能还有点意义，因为举行了模拟选举投票，以增强年轻人的民主参与意识。
关谷圣实：一个日本“90后”的自述
有关自己
我不是宅女。空闲时会经常跟女朋友们一起去卡拉OK，逛街，去表参道、涩谷、原宿，但只逛不买，window shopping。大家从玻璃外面看到什么可爱的，就叽叽喳喳讨论一下，然后就走了。累了就到咖啡厅里，一直聊天说话，说很多很多很多的话。现在日语里还有专门的名词，叫girl's talk。到现在为止买的最贵的东西是数码相机，其实很便宜，才2万日元。平时在面包店当收银员，但父母还是会给我零花钱。
不过现在日本确实有很多很多御宅族，御宅族与年龄大小、优秀与否无关，东京大学也有很多御宅族，似乎聪明人占多数，理科的占多数。他们大多很年轻，二三十岁。秋叶原被称为“御宅族的圣地”，那里有很多动漫、电子产品的店，宅人进去就像进入了梦里，兴奋得不能自已。
有些御宅族会让人觉得生厌。比如对动漫、电子游戏、铁路（叫“铁路宅”）很着迷的话，会让人觉得讨厌。但是也有特别喜欢历史的宅女，叫“历女”，或者喜欢大佛、佛道的宅女，叫“佛女”，这也是一种御宅族，她们不会让人觉得生厌。
平时我几乎完全不读报纸，不过如果开始找工作了，有时候会看看报纸，找找最近国家有什么政策，也是为了应付面试和笔试。相比之下，倒是经常上网，玩mixi，类似于Facebook，几乎所有的日本学生都在玩。大家在自己的主页上，写自己的事情，上传自己的照片，能够了解朋友们每天的生活。我有个幼儿园时特别要好的朋友，但是小学后就分开了，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会再次相遇，但前几天我搜索幼儿园时竟然发现了她，十几年后又联系上了。
有关未来
虽然我今年才上大二，但从现在开始就不得不考虑工作了。前辈们只要稍微进行下求职活动一般就能拿到职位的，但现在却不可能了。
如果找不到工作，只能先干兼职，也有人就考研究生，但这样也不保险。实际上，与研究生相比，我们把本科毕业生叫“新卒”，在就业方面更有利。我不会去读研究生，我学的是日本文化，专业是美术，但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个专业当成职业。高中的时候只是想，在大学四年里好好学习自己的兴趣，等工作时，干个事务性的工作也好。
关于工作的事，不怎么和父母讨论，考大学的时候倒是跟我说了很多，希望我进入好的大学。当时我说我想学美术，他们就说，你学这个将来找什么工作？大人似乎是把大学专业和将来工作联系起来考虑的。我和父母有代沟。
有关人生
我希望自己能够使某一个人幸福。我想将来等我结了婚，生了孩子，孩子长大后，参加很多的志愿者活动，比如帮助无家可归的人，做饭给他们吃；比如听有烦恼的人倾诉，让他们忘记烦恼。我觉得，自己能够让一个人幸福的话，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前几天，我还进行了资金募集活动，红十字会的活动。每次有人来到我面前向我的募集箱里投钱，我都特别开心。虽然自己没什么回报，但一想到自己做的事情可能使某个人幸福，自己就非常开心。
我小学时得了特应性皮肤炎，就是像湿疹一样浑身长满红斑，同学都觉得很恶心，就欺负我。正因为体会到过那种痛苦，所以对被偏见、歧视的人很有同情感，总想给这种人更多的关怀和保护。
虽然不想把这个当作工作，但是希望能从自己的生活中抽出一部分精力来做这些事情，度过我的一生。
有关时代
我们这代人被称为“余裕（悠闲）的一代”。
在我们上小学时，政府开始实行“余裕政策”。在那之前，学校都是把教学内容填鸭式地往学生脑袋里面灌，学费高，课程多，上课时间长。但是，这样的教育方法，使得学生没有独立思考的空间，不能促进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大家就像机器一样。
因此，国家就制定了新的教育政策，所以，我们上学时，上课时间和科目减少了，休息天增多了，上学变得很轻松。但这个政策现在被证明是失败的，因为导致了学生学习能力下降，因此我们这一代也被称为“失败的一代”。
现在，教育政策又改回以往，但我们这一代人却不能够再回去了。
有关日本
作为日本人，我觉得幸运的是，日本的传统文化，比如赏樱花，那种从过去一直传承到现在的喜欢美的事物、享受四季的美的那种心境，到今天依然没有丢失。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歌舞伎那种东西，可能太高级了，所以喜欢的年轻人不多。但是喜欢相扑的就很多，学习花道的也很多，我小学时候就学过，还有茶道。我现在所在的大学也有专门教授花道、茶道、香道的课程，可以自由选修，柔道、武道、剑道的课程也都有。
正因为有了这些，日本人才能够不至于忘记这些传统的东西，使得这些好东西不至于消失。
日本国民如何重找自信
“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好比是两个社长，但一个是穷人的社长，一个是富人的社长。两个人喝咖啡，鸠山在喝的时候心里就嘀咕了，今天这咖啡钱谁给，他身上没钱的话跟谁借，是不是要跟咖啡店先赊账。鸠山很痛苦，在喝咖啡的时候一直在想钱的事儿。相比之下啊，温家宝底气就很足：没关系！我请！喝咖啡要1000块，他口袋里有100万。不光咖啡，点个蛋糕吃也行。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旅日媒体人徐静波用一个形象的比方，描摹出当下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心态。
泡沫经济破灭给日本经济带来了重大破坏，但对国民心理的打击更加致命且深远。“泡沫经济让日本人丧失了信心和乐观的心态。”自民党税制调查会会长野田毅说。
徐静波就此把日本人和中国人做了对比。“中国人很少有危机感。举个例子，上海威海路上一栋房子，五年前每平方米不到一万块，当时谁都不愿意买，觉得太贵了。我两个朋友刚好手里有点钱，就买了两套。现在4万一平方米，发了财。这样的机会让所有人感到眼红，所有人都想赌一把。”徐静波说，“但日本人却不敢。他们尝过这个苦头。泡沫经济时期1个亿的房子，现在只值2500万。日本人觉得，没有明天了。中国有明天，这是最大的区别。”
每年采访两会的徐静波对去年两会上温家宝的一句话印象深刻：“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帮助日本国民找回当年的自信，是每一个日本政治家面临的艰巨任务。
“但是要重新拾回自信谈何容易？光靠回忆过去的荣光是不行的。自己对自己说，日本从战后那样子的情况下能够一度发展得那么好，日本是优秀的，这样自信就会回来么？这是不可能的。这需要背后如脊梁一般强有力的支撑。”野田毅说，“毕竟，这不是一个个人的课题，而是需要制度上的设计。”
略显疲惫的野田毅抛给记者一句话：社会需要一个对未来的展望和目标，这样所有人才能朝着那个目标奋斗和前进，但是在眼下的日本，这样的展望是一个奢侈，它被泡沫经济遗留下的“溃烂之绳”紧紧勒住了脖子，所以，自信才无从重拾。
日本紫绶勋章获得者、京都大学政治思想史教授山室信一：
“泡沫破灭重塑日本人价值观”
20年前经济泡沫的破灭对日本经济的打击诚然是毁灭性的。但事物都有两面性。
在山室信一教授看来，正是从那时起，被摧毁了“物质”的日本人开始反省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从狂热中冷静下来的日本国民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和生活的幸福感。日本传统的家族观念、共生观念得以复活。
昨天，受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之邀举行系列讲座的山室信一教授向东方早报讲述了日本人的心灵变迁。
物质欲望减退
东方早报：泡沫经济破灭给日本国民心理带来了什么影响？
山室信一：最明显的是，日本人的欲望减少了。
泡沫经济时期，日本国民都以购买3C[Car(汽车)、Color TV（彩电）和Cooler（空调）]为目标。在那个年代，汽车是从来没有过的东西，所以大家都以拥有一辆汽车为目标。而汽车买了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房子。当时，去国外也是每个年轻人的梦想。每个人都为此拼命努力。
但是现在，大家完全没有购买的欲望。日本一个很大的旅行社JTB不久前做了一个调查，在过去10年中，去过海外的19-29岁的年轻人的人数下降了35%。同样，去国外留学的人数也减少了。因为当那股狂热被泼了一盆冷水，再回过头来看，大家都觉得物质的、浮华的追求都是虚无的。况且，汽车也好，出国也好，已经不稀罕，已经失去了作为目标的吸引力。汽车就像最普通的家用电器一样，它不能给你带来任何虚荣。你炫耀说你有汽车，就跟炫耀说你家里有冰箱一样，别人会以为你是傻子。
东方早报：现在大家追求什么？
山室信一：与当年的物质欲望比起来，日本人更加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和生活的幸福感，追求有个性的生活。比如在从事职业方面，建筑工人、面包师等这些在我们当时看来很不屑的工作，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梦想职业，因为价值观改变了。他们觉得这些工作能够实现他的最大价值。虽然不能够挣很多钱过很富裕的生活，但可以满足生活的基本要求，并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感。
现在的日本人更追求个人解放。泡沫经济时期，人人都把自己的一生与公司联系在一起。从进入一个公司，就打算一辈子不走。公司倒闭了，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了，因此而自杀的人也很多。但现在不一样了，日本人更多希望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因此，跳槽现象增加了。泡沫经济时候的那种公司中心主义消失了，个人中心主义成为了主流。
我认为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人的心境进入另外一个阶段。那种浮躁、攀比但其实心很累的生活态度消失了，人们更关注自己的实际需求，追求更具幸福感的生活。
共生观念回归
东方早报：这么讲来，泡沫破灭对日本人来说也不全是坏事。
山室信一：实际上，在泡沫刚刚破灭的时候，日本人是慌乱的。大家一下子失去目标，以前是追求车、房子、名牌，现在不知道追求什么好了。在泡沫破灭后的“失去的十年”中，日本人的价值观一直在彷徨。只是在最近10年，日本才渐渐找到方向。但不是一个社会的方向，而是每个人自己的方向，社会成为一个多元发展的社会。
不过，这种新的社会文化的形成，日本才刚刚起步。如何把接下来的路走好，是今后很长时间内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东方早报：如果提到泡沫留给日本的遗产的话，你首先会想到什么？
山室信一：我想是这样一种思想变化：日本传统的家族观念、共生观念又复活了。
日本传统的家族观念原本是很浓的。结婚之后，大家还都住在一栋房子里。大家相互依赖，相互帮助。但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到泡沫经济时期，日本社会变成了一个人人竞争激烈的社会，大家都往大都市涌去，与家族分开，导致了人人独立剥离的状况。
泡沫破灭后，由于价值观产生的混乱，日本人很迷茫，这时候他们开始寻求宗教的帮助，希望宗教可以给他们指明方向，同时他们觉得依托于共同信仰的集体生活也很有魅力。不过，这种集体生活，如果领导者犯错的话，这个集体就会一起犯错。邪教奥姆真理教毒气事件便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所以说，宗教虽然有其重要的一面，但是如何和社会生活协调好，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而今天，这种共生的观念在进一步回归。比如，现在由于经济不景气，许多人找不到工作，东京就出现了安置没有工作的人的“派遣村”，让这些人在这里一起度过新年。人们再次聚集在一起，这使许多人感觉到，一个人是不行的，需要大家一起互帮互助。
在这种共生的社会中，人人不是激烈竞争，而是相互欣赏相互理解。每个人看重的是如何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并实现自己的价值观。
这里说一句题外话，关于东亚共同体的建立也是一样的道理。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如今都是政府主导的，但真正的共同体的源泉应该来自底层，即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们在通过往来、交流产生的“共生感”，这才是共同体形成的基础，这才是应该推进的方向。即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
大彻大悟的心境
东方早报：如果当时泡沫经济不破灭的话，日本现在会是什么样？
山室信一：如果泡沫没有破灭，可能日本人到今天还在疯狂着，只盯着钱和物质，不知满足。正是泡沫破灭，使得日本人有机会开始反省。现在谁也不期望当NO.1了。现在日本人想的，不是说日本要第一或怎么样，而是自己怎么样，他们更多的是考虑自己怎么才能更幸福。这是一种思维的转变。要达到这种转变，没有泡沫破灭那种经历的话是做不到的。人是很可怕的生物。只有到某种极端的情况下，经历了那个极端之后，才会发现新的东西，并发生转变。不到那个极端，永远不会明白。
东方早报：日本还会发生泡沫吗？
山室信一：应该不会再发生了，因为已经没有那种条件了。国民心理上的条件没有了，经济上的条件也没有了。人们对投机那种东西已经没有兴趣了，而是更加关注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这种对事物实实在在的兴趣不会导致泡沫。
如果泡沫没有破灭，可能日本人到今天还在疯狂着，只盯着钱和物质。正是泡沫破灭，使得日本人有机会开始反省。……现在日本人更多的是考虑自己怎么才能更幸福。这是一种思维的转变。要达到这种转变，没有泡沫破灭那种经历的话是做不到的。
——山室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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