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为富士康“跳楼门”感到羞愧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今年以来，深圳富士康多次发生员工跳楼、坠楼事件。据不完全统计，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至少有6名富士康工人因跳楼致死或伤残。这家著名的企业因此陷入争议之中。近日，富士康集团管理人员接受媒体的采访，婉转地承认，对新生代员工的“人文主义关怀不够”，在管理和企业文化方面有需要“检讨”的地方。

　　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如此频繁地出现员工跳楼的现象，当然是管理方面存在问题。这样的“检讨”一点都不新鲜。去年7月，富士康员工孙丹勇从12层楼跳下身亡之后，富士康集团商务长就承认内部管理不足，在排解职工的心理困扰方面做得“不够细腻和有条理”。现在看来，富士康这方面的问题暴露得更为严重，已经不能用“不够细腻”来形容了。对自己的员工以死寻求解脱的独特企业现象，富士康早就不该王顾左右而言他，而应当郑重地向整个社会表示道歉。

　　对富士康的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存在多种非议。孙丹勇跳楼之后，曾有人注意到其他员工的冷漠反应，并将那种没有同情和悯惜的心理称之为“狼性化管理”所导致的自私和偏激。也曾有媒体通过深入的采访，直截了当地批评富士康是“血汗工厂”，结果遭到了富士康的天价索赔。虽然该案件以当事双方“互致歉意”和富士康的撤诉而告终，但富士康对“血汗工厂”名头的强烈不满仍然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漫长的非议和争议过后，人们多少对富士康这家企业的诡异内部景观感到厌倦。以至于，当员工自杀的风潮如此密集地袭来时，只不过在社会层面激起了轻微的涟漪。不得不说，这是非常奇特的人文景象。

　　对富士康感到厌倦的，可能还不只是普通民众。很容易就注意到，富士康发生多起员工跳楼事件之后，地方政府劳动部门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没有表示惋惜，没有开展聆询和调查，没有对企业做出任何处罚。劳动部门的这种没反应，在外界看来，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已经默认那是企业的家事，无须政府插手。

　　早在三年前，深圳市总工会就以创新的思路向富士康派驻了分支机构，从那时起，富士康的工人就有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当时，中华全国总工会有关人士曾表示，深圳市的做法“令人欣喜”。毫无疑问，以外部派驻的方式在富士康内部成立工会，能够在企业职工维权和劳资谈判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几年的实践下来，富士康工会承认自己的救助系统“推进的力度不够”。据介绍，富士康里的许多年轻工人沉溺于网络虚拟世界，自我维权的意识更强，很少与同事沟通。自然，他们也就很少向工会寻求帮助。不用说，工会组织在富士康遭遇了外界所不了解的工作困难，他们在预防员工自杀方面很难起到有效的作用。如果工会的表现只能如此软弱，则人们冀望工会改良富士康文化的路径可能就会落空。

　　企业承认管理不足但没有做出改进，工会一直在努力但捉襟见肘，地方政府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肯出手，富士康的劳工权益维护由此走入了独特的“富士康死结”。数十万工人劳动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王国里，除了他们自己，似乎没有人在意他们活得怎么样。只有当他们中有人以决绝的方式离开人世，人们才蓦然发现，在安宁祥和的国度里还有这样一个庞大的群落。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法制社会而言，对于一个强调以人为本的时代而言，这难道不是一件足够奇怪的事情吗？

　　一个工人不是机器，也不仅仅是可以奉献出利润的劳动者，他还是某人的儿子、某人的父亲或兄长。每一起坠楼事件的发生，所了断的并不仅仅是当事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的幸福和欢乐。它伤害的不仅仅是亲人和朋友，也严重打击了人们对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的美好想像，它在整个社会的文化肌体上留下了创伤。如果我们明知还会有人从富士康的楼上跳下去，却不做任何努力去阻止和挽救，难道我们不该感到羞愧吗？

　　附：富士康员工死亡记录(截至2010年4月12日)

　　2010年4月7日

　　2010年4月6日15时许

　　2010年3月29日4时

　　2010年3月17日8时富士康龙华园区,一名田姓女工从宿舍楼跳下摔伤。

　　2010年3月11日晚富士康龙华基地内的生活区,一男子从五楼坠亡。

　　2010年1月23日4时许19岁的员工马向前在富士康华南培训处的宿舍死亡。

　　2009年8月20日富士康23岁员工郑鑫崧在游泳池溺水身亡。

　　2009年7月15日富士康25岁员工孙丹勇跳楼自杀。

　　2009年7月15日富士康25岁员工孙丹勇跳楼自杀。

　　2008年3月16日富士康烟台工业园28岁员工李某猝死在出租屋内。

　　2007年9月1日富士康员工21岁的刘兵辞工两小时后突然死亡。

　　2007年6月18日富士康一名侯姓女工在厕所上吊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