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老板的转型烦恼
文_本刊记者 廖海青
2010年3月28日，位于月坛南街的国家发改委大楼沉浸在阴雨绵绵之中。
传达室里人头攒动，仅有的几条凳子早已经被人占满，人们三三两两的低头耳语，不少人身后还拖着行李。来自山西的胡润贵站在门口的角落里，焦急地不时掏出手机来看。按照规定，外来人员要进入发改委大楼，必须得到里面人的首肯，并到传达室交验证件，方可获得进门的通行条。为了等待来自“里面人”的指令，胡润贵已经足足等了一个小时。
5分钟面试
终于，从传达室的窗口传来一个女声：“山西的胡润贵是哪位？”胡润贵赶紧冲过去：“我就是！” 传达室的大妈连眼皮都没抬，“身份证带了没有？”
这种冷淡让胡感觉有些小小的不适应。他曾经任山西某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现在是一家大企业的总裁，在当地也算叫得响的人物。但在这位门房大妈面前，似乎脾气也没有了。
不过，当接过门房大妈递过来通行条时，他还是长长松了一口气。要知道有很多老板在发改委门口转悠了半年，请客送礼无数，上当无数，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跟这些人比起来，他已经算幸运的了。
胡润贵登上6楼，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最西段的农经司年度计划处。门是半开着的，不大的办公室内摆了5张办公桌，显得拥挤甚至有些凌乱。但这个看似简陋的办公室，却掌管着全中国年度农业投资计划的审批大权。
接见他的是年轻的处长，温和亲切，满面笑容。胡润贵连忙将材料递过去，充满期望地看着对方。谁知迎接他的却是兜头一瓢冷水：“你们来得不巧，年度计划今天刚刚发下去了。”处长微笑着说。
没等胡润贵反应过来，处长又接着说：“再说，你们个人企业应该先报到省里，再到国家发改委备案的，直接找我们没意义啊！”
“我们担心的是省里通过了，结果国家发改委通不过，等于白忙活，所以先到您这里来了解情况，也好有个底。另外我们还担心，如果先报到省里，省里会不会往上报呢？”
“你投资这么大，省里如果没有配套资金，肯定也不会往上报的。”
胡润贵显得有些失望。但他自然不甘空手而回，短暂的沉默之后，他问道：“不管怎么样，关键您看看这个项目有没有审批的可能？”
处长把材料摆在桌上翻了翻，不禁哑然失笑：“你把这么多不同的项目打包上来，哪一个司都不敢批啊！你拿回去好好改改。”
会见就此结束。胡润贵抬腕看表，整个过程没超过5分钟。
煤老板的烦恼
胡润贵垂头丧气地打车来到位于王府井的东方君悦酒店，在那里，公司董事长赵一山正在等他的好消息。
生于1961年的赵一山农村出身， 曾是山西省古交市的一个煤老板，中等身材的他，腆着个大肚子，一袭金黄色的唐装，右手戴着一颗新买的祖母绿戒指，跟记者握手时，他“啊”了一声——被戒指硌痛了。
赵一山的第一座煤矿正式开采是在1994年，彼时，一吨煤价值17块钱，随后一路猛涨，最高时涨到1000多元一吨。业务最红火的时候，他一天的收益超过百万。从2003年起，古交小煤窑的转手价格被节节炒高， 赵一山又出手购入了3个煤矿，转让费用过亿。然而，在经历本轮“国进民退”之后，赵一山日进斗金的故事被划上了休止符，他的煤矿被悉数收编了。
“每个矿国家只赔了900万，实在是太亏了。”他摸了摸额头，把脸转向一边。
但日子还要继续。农村出身的他决定转向他熟悉的行业——农业。其实要说熟悉，也仅仅限于会种地而已。
去年，他和一个自称留美博士的人合作建设纯种安格斯牛培育基地，基地还没建起来，那人就卷款潜逃，至今杳无踪迹。
赵一山现在最大的项目是有机肥厂，已经投资了8000万。此外，他的计划书上还包括5万只规模的养猪场、2000亩生态林、7000平方米的连栋智能温室等，总投资超过10亿。
他计划把这一揽子项目打包成一个大项目向发改委申报，从而获得国家的大力支持。文化不高、对政策了解有限的他，为了方便和政府部门打交道，不惜重金把曾任副县长的胡润贵请过来当总裁。按照他的设想，随着公司转型发展，不仅可以解决大量当地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在给农民增收创造条件的同时，还可以发展当地的农业旅游资源。
煤老板赵一山天真地以为，有了这么多好处，国家发改委没理由不批。但胡润贵的汇报让他彻底断了念想。
“闹了半天原来我们是一厢情愿啊！”他不无懊恼，把戒指摘下在桌上猛敲几下。
“看来只有把项目分拆了，但这样的话，国家发改委最多给你200万的专项资金，地方配套大概指望不上了”。胡润贵说。
“那就没意思了，毛毛雨，还要给他们做账……”赵一山撇撇嘴，有些不屑地说。
赵一山当初决定进军农业，一方面是因为熟悉，另一方面出于“国家扶持农业的力度将持续加大”和“农产品价格将上涨”的预期。这两个预期不能说错，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赵一山的身上体现。
“幸亏当初没有一头扎进去，不然就进退两难了。”他悻悻地说。
碰了壁的赵一山打算转向另一个领域。他2008年在广西东兴和河北邢台买了两块地，打算开发房地产，但出于对楼市泡沫的忧虑一直没有动工。现在农业的项目眼看是要黄了，而房价又节节高升，进入楼市就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转身之难
赵一山是山西煤老板转型发展的一个样本。
经过本轮国进民退，到2010年底，山西省原有的2600座煤矿将只保留1000座。这意味着，山西数千名煤老板将从煤炭产业退出，进入新的投资和产业领域。据业内人士估计，山西各地“煤老板”手中大约有3000亿元的资金，而国内投资渠道狭窄，煤老板的巨额资金将投向何方亟须政策引导。
据山西省煤炭工业协会一位官员介绍，煤老板转型在山西已经是普遍的现象，但成功的并不多。“煤炭太容易让人暴富了，利润太高，操作难度又不大，大家都在找项目，但还能有哪一个行业能像开煤矿这样赚钱呢？”
“小煤矿利润大，但属于粗放式管理，高科技和服务业，既要求精细管理，更有技术门槛；人才、管理技术跟不上显然具有很大经营风险。” 山西省中小企业局局长周明定表示。
上述煤炭工业协会人士称，山西省小型煤炭企业主大多数只有初中文化水平，这几年各地加大了对他们的教育培训力度，也限于煤炭业的政策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
“这些土生土长的煤老板再重新选择一个产业来创业很难，受本身素质能力所限、产业转型所需市场环境不成熟等因素，容易因为轻率冒进而失败。”
对多数出身农村的煤老板来说，选择农业和养殖业是自然而然的事。据了解，目前山西省共有610个煤焦铁企业创办和转产农产品加工业，形成投资总额68亿元，其中投资上亿元的企业有23家。但农业受自然和市场风险双重影响大、周期长、利润薄，这对习惯了日进斗金的煤老板们来说不啻是一种考验。
同时， 民营企业投资受到的制约和瓶颈很多，也是“煤老板”转型困难的重要原因。土地、资金、人才、管理、技术、信息缺一不可，这些要素的取得，对于国有企业可能容易一些；但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获取成本依然很高。
山西省农业产业化领导组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一些转型企业尽管在社会上形成一定影响，但考察中发现大都还在建设中，没有形成生产能力。”山西省农业厅厅长孙连珠亦承认，山西省进行农产品加工业的龙头企业规模小、布局散，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带动能力还不够强。
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指出，在一些煤老板转型成功的同时，还有不少煤老板的重新投资带有盲目性，建议政府采取措施，运用金融、产业政策的“杠杆”给予更多的引导和支持。使其走上有利于全省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来。
对整个山西省来说，煤老板的回归关乎当地经济结构调整大计。 2009年8月19日，山西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意见》，提出实施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513”工程。11月10日，山西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513”工程启动，作为配套，省财政等部门拿出大约3亿元用于扶持龙头企业发展。省级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金融部门也有相关的优惠配套措施。
但这些措施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煤老板投资到农业上来，以及投资后能否实现良性发展，这一切尚待时间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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