漯河农民状告乡政府被关精神病院6年半电击55次

徐林东在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写下“救救我，想出去”，并署上姓名、日期。（摄于4月17日）
　　当着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面，神智清醒的徐林东拿出笔，在黄色稿纸上写下：“救救我，想出去”。末了，他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写上日期：4月17日。

　　这时的徐林东，已被关在精神病医院6年半。因为怕徐林东出院后继续告状，当初把他关进精神病医院的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县大刘乡政府（记者注：2004年，郾城县撤销，大刘乡改为大刘镇，划归漯河市源汇区管辖），6年多来坚持每个月向医院缴纳1000多元费用，让徐林东与世隔绝，失去人身自由。

　　据徐林东的家人叙述，1997年，好打抱不平的徐林东，因看不惯一家都是残疾人的邻居张桂枝在宅基地纠纷一事上吃了乡政府的亏，开始帮她写材料、到各级部门反映问题。2003年10月，不堪徐林东“找麻烦”的大刘乡政府，把正在北京上访的徐林东抓回来，将其送到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关起来。2009年12月7日,大刘镇政府又将其转移到漯河市精神病医院。

　　4月21日，记者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看到了徐林东2009年的住院病历和收费票据，所有证据都证明徐林东是在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大刘乡政府送进精神病院的。

　　4月22日，三弟徐桂林到漯河市精神病医院，提出让徐林东出院的请求。该院副院长丁红运当场拒绝：“那肯定不行，这得通过乡政府，你家属没这个权利。”

　　被电击55次，两次逃跑、几度自杀

　　4月17日周六上午，正是家属集中探望的时间，中国青年报记者与东方今报记者以徐林东家属的身份，在漯河市精神病医院见到了徐林东。“唉……”一见面，徐林东就一声长叹，“快6年半了。”

　　接受采访的1个小时中，徐林东逻辑清楚、谈吐清晰地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被关6年多，被捆绑50次，被电击55次，两度逃跑，几度自杀。

　　据徐林东回忆，1997年，他开始代理张桂枝的官司。2003年10月，正在北京帮张桂枝上访的徐林东，被大刘乡政府从北京抓回来，先在当时的郾城县拘留所关了10天，后又被送到空冢郭乡一个皮革厂里关了4天。

　　2003年10月30日，大刘乡政府把他送到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

　　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的徐林东，被强制进行各种“治疗”。徐林东说，医院给他打伏晨针（音），打完针之后，他的血压升高到180，后来又打伏晨，血压升高到200，“最近这5年之中，脑袋一直昏昏沉沉的”。除了打针，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6年多里，徐林东共“被他们捆绑过48次，过电过了54次，那滋味真不好受，有一次过电把我这儿（指着额头两处）都烤焦了，过了1个小时还多。”

　　因为不堪被强制治疗之痛，徐林东两次尝试逃跑。有一次，他趁大家洗澡时，下楼偷跑，跑出医院外，但因地形不熟，被医院的人骑着摩托车追上。逃跑不成，徐林东还几度尝试自杀。“他们给我打伏晨，我实在是受不了啦。有一次我把吊扇上的电线弄开触电，没死成。后来在厕所我用头使劲撞墙，也没死成。” 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期间，徐林东的身体不断恶化，不断生疮、生癣，“他们又不给我治疗，一直在里边关着，也不叫出去”。而徐林东的家人，直到2007年7月，才知道一直下落不明的徐林东被关在精神病院，这才到驻马店探望。

　　关于在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的治疗费用，徐林东肯定地说：“政府交的钱，大刘乡政府交的。”虽然徐林东没有亲眼见过乡政府的人交钱，但曾有护士跟他说起此事：“一开始一个月1300元，后来一个月1500元。”从护士口中，徐林东还得知：“如果我再上访，再找事儿，乡政府的当官的就会就地免职，所以不让我出去。”

　　2009年12月7日，徐林东被大刘镇政府转移到了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其原因，徐林东说是“因为他们（指弟弟和张桂枝）为了营救我不断（奔波），后来医院也不知道咋知道有报社（得知了消息），律师也来让我签代理协议，可能害怕这种事，所以才通知乡政府把人接走”。

　　据徐林东回忆，从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转出来时，东王村村支书徐铁钢和大刘镇政府的人一道，去了五六个人。“因为我穿的是精神病院的衣服，出来时得换衣服，他们就去给我买衣服，弄了一件裤子和袄，其他啥都没有。没办法，我就把在驻马店医院的一件病号服也穿过来了。”徐林东掀开外套，露出里面的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病号服，上面印有“市精神病医院”字样。

　　6年多来，视力越来越差，他现在写字都得拿放大镜。不久前，徐林东向张桂枝要过笔和本，说要写此前的经历。在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黄色稿纸上，记者看到，徐林东所写的仍全部是与张桂枝案件有关的申诉——关于自己的遭遇，则只字未提。

　　整个采访过程中，徐林东多次向记者说“谢谢”。离开时，记者给了徐林东一包烟，看到他的眼里含着泪。

　　祸因，只为帮邻居讨公道

　　如果不是因为张桂枝，徐林东不会在精神病医院一待就是6年多。

　　张桂枝是徐林东的邻居，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东王村村民，丈夫耳聋，大儿子是脑瘫患者，而张桂枝自己则因为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这个五口之家只有女儿和二儿子是健全人。

　　1997年2月，张桂枝开始考虑大儿子的婚事，打算拆掉老房建新房。麻烦来了。她先是和邻居王永安发生了宅基地纠纷，后又和乡土管所所长陈永和发生肢体冲突。她坚定地认为，乡政府在自己的土地使用证上做了手脚。

　　得知张桂枝的遭遇后，徐林东不顾家人反对，当即让张桂枝一家人在一个全权委托书上按了手印，帮助张桂枝状告乡政府。1998年6月，在两审皆输的情况下，徐林东带着张桂枝开始到北京“越级上访”。

　　2003年10月14日，徐林东被大刘乡政府派人从北京“抓”了回来。这就有了徐林东自述中提及的先关看守所后进皮革厂再送精神病院的那段经历。

　　徐桂林说，2003年冬天，家里知道二哥被乡政府接回来后，大哥徐林甫和姑父赵改正曾去乡政府送过衣服，但当时徐林东已不在那里，打听下落也没人告知。

　　直到2007年7月，徐林东通过一个去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看病的漯河老乡，才将消息传递给了家人。大哥徐林甫和姑父赵改正赶去探望，这是徐林东在精神病医院4年多后第一次看到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