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煤老板不愿做维权出头鸟:司法是最后的底牌

　　2009年9月，戴北平与温州当地及杭州主要律师事务所联合成立温州煤老板维权团体，试图通过法律维护温州人在山西煤改中的权益。

　　戴是温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浙江越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他坚信，自己在做的将是一笔毫无悬念的业务大单。因为在2009年开展的山西煤改中，民间煤业资本陆续退出市场。而山西的民间煤业资本以浙江为主，尤其是以浙江温州为主。

　　“基本上只能拿回50%，这还是明的损失，暗的损失不好说。”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向记者表示，山西煤改使得在山西的温州煤老板投资损失过半。

　　但半年多来，山西煤改给戴北平一种近乎失望错觉：“至今为止，没有一个煤老板找过我们律师团，我们律师只是一头热”。

　　温州煤老板徐德佳（化名）或许代表了煤老板的担忧，“司法是最后的底牌，枪打出头鸟，现在还可以再等等看”，徐在山西宁武有一座年产15万吨的煤矿。

　　强令退出

　　2009年4月15日，山西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发[2009]10号文，下称10号文)，将矿井数量控制目标由1500座下调到1000座，并将矿井年产规模由30万吨调高到90万吨。

　　随着10号文的出台，温商在晋的煤矿投资也宣告结束。

　　“基本都退出了。”周德文表示，温商在山西的投资的煤矿基本都被兼并，“一般都是拿钱走人，只有一家留了下来，还有极少数通过挂靠当地国有煤企留了下来”。

　　对于温商而言，能留下来是最好的选择，如若不行，只能拿钱走人。在周德文看来，没有温商愿意把煤矿作价入股给当地国有煤企，因为“温商只能获得（当地国有煤企）百分之零点几的股份，而且当地国有煤矿的运营效益非常低，搞不好就等于白送”。

　　温商在晋的煤矿投资总量亦无法统计，据山西温州商会提供的数据，至2007年，山西省60%的中小煤矿被江浙“炒煤团”承包，投资额高达500多亿，而他们控制的煤矿年产量，占到山西省的1/5。周德文估计，温商在山西的投资不下500亿。

　　“到底总投资有多大，损失有多大，我觉得无法统计，太散了。”徐德佳在山西省宁武县有一个煤矿，“当地有约70个煤矿，大部分都不是本地的，其中至少20多个是温商的”。

　　徐德佳于2008年6月，联合其他两人买下一个年产15万吨的煤矿，“买矿花1个多亿，后来又进行一系列改造，总共大概1.5亿元”。

　　在10号文后，徐德佳于2009年12月与山西焦煤集团签订兼并协议，“价格还算可以，大概在1亿左右，现在只剩拿到钱就走人”，按协议，兼并款将分四期支付，协议签订的10个工作日内，徐德佳将拿到50%，20个工作日内，拿到80%，再过6个月拿到90%，再过10个月拿到100%。

　　煤矿暴利

　　对于山西煤矿而言，徐德佳是一个晚到者，但煤矿的暴利并没有结束。

　　温州人在山西从事煤炭生意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与徐德佳合伙的人中，就有一人长期做煤炭生意。

　　据周德文介绍，温商最早是在山西做煤炭贸易，然后一步步做大，最后做煤矿。在徐德佳看来，过去都是“小打小闹”，后来终于积了钱，买下煤矿准备“大干一场”。

　　“煤矿是暴利行业，跟房地产差不多。”据周德文估计，山西煤矿的投资年回报率在30%以上。

　　21世纪以来，随着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煤炭资源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特别是在2002年后，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开始逐步市场化，引发煤价飞涨，占市场一半的电煤价格由2002年150元/吨左右涨至2010年600元/吨。

　　另外，2004年到2006年，山西省进行煤矿产权改革，民间经营煤矿获得山西省政府的认同，山西省政府甚至宣布：只要足额缴纳资源价款，煤老板们就可以将手头的矿一直挖到没有。

　　在多方因素的推动下，虽然于2008年才买得煤矿，但徐认为：“我的矿储量有3300万吨，这么好的矿没觉得有什么风险。”

　　煤矿暴利的具体情况无法从财务上验证，但在温州民间融资市场上可见一斑。

　　煤矿借钱是不多的几个放款人求着借款人的事，“向煤老板借钱得削尖的脑袋钻才行。”戴北平透露，由于煤矿借款利息高，月息大概为3%，而平时能有1.5%的月息就很可观了，因此一般人要借钱给煤老板还有点难，“当时别人找你借钱给煤老板，被称为一种关照”。

　　“利润太丰厚难免引起纷争。”周德文称，山西煤改就是山西省当地的利益集团与外地利益集团的博弈，“这一次当地几乎全胜”。 被迫退出

　　“都是被逼退出的。”周德文称温商并不想撤出在晋的煤矿投资，但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好走”。

　　对于徐德佳而言，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实在是“从没有想过的结局”。

　　据徐介绍，在买矿之初就考虑了政策问题，当时最具权威的文件，莫过于2006年6月国务院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意见的批复》以及2007年3月山西省颁布的《山西省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工作总体实施方案》。

　　徐认为，按当时的政策，山西煤改将于2010年年底完成，即使煤矿在2010年时被兼并，也有两年半的生产时间，“本钱肯定能拿回来”，而且当时的政策是如果煤矿能达到年产30万吨，那就不会被兼并，而徐所拥有的煤含量为3300万吨，可以把生产规模提到年30万吨”。

　　不过令徐德佳始料未及的是，山西省于2009年突发命令，要求煤矿必须达到年产90万吨，并且把整改期限提前一年。

　　周德文透露，山西省政府要求煤矿更换相关证件，否则不能运营生产，而要换证的条件就是达到产能标准，或者被兼并。

　　“年产90万吨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煤矿无法使用机械法采煤。”徐德佳为了自己的煤矿，四处奔波。

　　先是联合当地的煤矿，宁武县当地有20多个温州人投资的煤矿都无法达到要求，旋即被告知，联合也不能换证。徐德佳转而寻求挂靠，即把自己的煤矿挂靠于某一大型煤矿企业下，“我们找中煤集团、河北的国有煤矿企业谈，都谈得差不多了，但最后山西当地政府不允许外地矿企进来”。

　　而同为温州人的黄祥苗则幸运得让人眼红，黄在山西昔阳的煤矿不仅没有被兼并，甚至他还获得兼并10座当地煤矿的机会。

　　“很突然。”徐德佳称，黄祥苗的出现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前没听说有人能单独留下来，“没看出他跟我们有什么区别”。事实上，黄亦确认，当初其所拥有的30万吨煤矿亦是被兼并的对象，一度认为“真的玩完了”。

　　“这只是一个特例。”在周德文看来，黄祥苗的存在“没人说得清”。“黄为什么能留下，而其他人没法留下？”

　　只剩等待？

　　“能拿到七八成的钱就行了。”现在，对于徐德佳而言，关键是尽可能多的拿到兼并款，徐称，按协议他现在应该能拿到80%的兼并款，但到手只拿到了一期的50%，“还被扣这扣那，实际也就40%左右”。

　　不过，在周德文看来，徐德佳已很幸运，“很多温州煤老板的矿被兼了，但协议一直还没签”。

　　徐德佳还在等，因为之前政府曾承诺，2010年两会后会解决这个问题，“等等再看吧”。

　　在山西，徐德佳恐怕也只有等了。

　　去年，戴北平曾与温州当地的律师组成煤改维权团体，并组织研讨会探索煤老板的法律维权方式，“向外公告的研讨会没有来一个煤老板，只来了一个煤老板的亲戚”，自煤改事件发生至今，“没有一位煤老板找我们谈过”。

　　戴北平介绍，煤改维权团体曾制订多个维权方案，其中比较好的方案是就山西省的煤改政策向国务院法制办申请行政复议。

　　对于法律维权乃至戴北平关于行政复议的提议，徐德佳并不陌生，“但那需要一个申请主体，而谁也不愿当这个主体，怕枪打出头鸟被搞死”。

　　或许对于徐德佳们而言，法律维权是最后的底牌，现在还未到用这个底牌的时候。

　　“虽然有点亏，但不至于破产。”徐德佳透露，只要能拿到70%-80%的协议兼并款就行了，“有了这些钱，基本上可以把借的钱都还清，只是把自己的本金给亏了”。

　　“山西煤改也给温州老板上了一堂政策课。”周德文表示，过去那种只看什么赚钱投什么，怎么样赚钱就怎么做的做法要改了，今后要把法律和政策的许可作为投资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