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1000多元的“高薪”-绝望的家人
“王建坡家?前边胡同,栅栏门就是。”
“栅栏门?”
“对,竹坯子门。”
……
“荣凡英家?最矮的土房那家就是。”
“这有两家矮房子。”
“只有他家还住人。”
……
石佛寺有三千多人,村里只有荣凡英一家姓荣；星马村有两千多人,但村里只有三家姓王。小门小姓的背后,是相似的贫困与清苦。
“就这两间正房住了几十年,去年农历6月,他老婆就跑了,穷怕了”,身高1米72的邻居乔强低头进门时,一不小心顶在门框上。此前,弯腰进门的记者已经顶过一次。
“前两年这房的大梁还折了,政府补贴了50块钱。”荣凡英说到这显得很不好意思。
荣家为数不多的可以看见商标的物件是半盒香烟。坐在由三个破旧单人床拼成的“大床”上,荣凡英每隔一段时间就向我们递烟,我们说“不吸”,他便不太熟练地把烟放回烟盒。过一会儿,再拿出来递给我们,如此往复多次……但烟拿来拿去,我们不吸、邻居不吸、他也不吸。
“他是村里的低保户,村里就三四家,其他几家都是没有儿女的老人”,邻居说,“你们能不能反映一下,给他多发点补助?”
王建坡家的条件稍微好点。正房比荣家多一间,而且告别了纸糊窗,但住人的屋子同样只有一间。王凌艳出去打工前,每天睡觉就跟爸妈和小自己5岁的弟弟挤在一个大炕上。
王建坡家的院子很大,正房旁边还有三间土房,房顶已经塌掉,只剩下土墙和没了窗纸的木格窗扇,安静地挂在散乱堆放的柴禾帮边。
“上到六年级,盼盼就不想上学了,想早点给家里挣钱,”王建坡说。
“这个孩子很懂事,跟村里的老人、孩子都很合得来”,王凌艳的伯母说。
不过,内向、不爱说话、胆小,是奶奶、爸妈、伯父对王凌艳的评价。去年秋后,王凌艳到与盐山县相邻的黄骅市打工不到十天,便被妈妈叫回家,“就是担心她,这个孩子胆小,见到虫子都害怕。”
这次去廊坊打工。源于堂哥王凌浩的建议。大年初三,王凌艳就跑到县城的一个电子工厂打工,月薪只有四五百块钱。初六,堂哥说认识富士康的老工人,可以推荐她去富士康,月薪一千多,干好了能接近两千元。
没有太多的犹豫。王凌艳于初七这天动身,由一个叫张蓉毓的老乡介绍,初九便进入廊坊富士康。事发后,王凌艳的妈妈在床上躺了几个月。这个从贵州嫁到盐山的母亲很后悔当初没拦住女儿,“去黄骅工作我都舍不得,怎么就同意她去廊坊呢?”
“说实话,一个月要是能挣2000元,对我们这种地的人来说,那真是顶天了,”王建国说。
“我去年带孩子去了一趟贵州,见到了姥姥、舅舅,”让凌艳妈妈欣慰的是,“舅舅他们都很喜欢她。”
可惜,她的姥姥和舅舅,再也看不到她了。
极端事件背后 隐藏的“信息”
从廊坊富士康王凌艳、荣波的死亡事件中,我们可以读出以下信息:
一、并不仅是富士康深圳工厂存在员工“9连跳”事件,在富士康其他地方的工厂也存在着类似情况。这再次证明了,徘徊在富士康真正的鬼影,是富士康的用工和管理方式。作为一家两头在外的代工企业,即原材料进口、产品出口,富士康号称在物质成本是零利润,那么它赚的就是劳动力的差额利润。所以富士康一直坚守的就是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且一直追逐着工资标准最低方向,由沿海向内陆、由东部向西部游牧。所以类似的事件,也会沿这一曲线不断涌现。 二、发生在廊坊富士康公司的死亡事件,提醒我们,除了接连发生的跳楼自杀事件,还存在着员工猝死的问题。
三、死者王凌艳,还不到16岁周岁。不论是否有意,也许只是个别情况,但富士康存在着招用童工的现象。
四、据现场目击者称,死亡发生在宿舍内,屋里共有6张双层床,能住12个人。死者住其中的一个上铺。医生到达现场时,死者已现尸斑,说明已死去有一段时间。死者口角有白沫,不知道她当时是否经历了一番痛苦挣扎,又为什么没有人关心和帮助她。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媒体以前披露的富士康人为造成了人际关系冷漠。
五、知情人士称,廊坊富士康在王凌艳死亡后通知媒体办作应对准备和请廊坊市安次区委书记协助控制媒体,让我们心生疑问:在富士康廊坊公司、在富士康全国其他厂区的还有多少这样的意外事件被掩盖?
六、不知廊坊市安次区委书记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但从富士康的口气我们可以看出,富士康与当地领导间有着“成熟”的公关渠道。
富士康接连发生自杀、猝死事件,除了其追逐利润的本性所形成的用工管理方式,堪称直接原因外,我们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部门的缺位,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从报告中,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地政府会如此沉默。如果不是本报历尽千辛万苦、拨开层层迷雾,那么至少这两位员工就会这样默默地来、默默地死去。但问题和矛盾依然在积聚,所以就有了深圳富士康的“9连跳”,就有了富士康其他公司的“连环死”。为此我们想问问“安次书记”,我们究竟该怎样对待这样的事,和该负起怎样的责任。
GDP之不能
编者按:
本报记者独家披露的廊坊富士康公司发生的这些极端事件,给了我们一个更宽的视角来看待深圳富士康公司的“9连跳”。然而,这还不够。如果不是这些极端事件,我们为什么长期以来没能注意到这么庞大的公司,和动不动就聚集了的数万、数十万的沉默人群?为什么富士康长期以来就像一个独立王国?根源还要从我们的追求中寻找。我们是否是认为企业只要能交税、项目能拉动GDP就行?那些员工以生命的代价和惨烈的方式,在提醒着的我们,也在呼吁社会管理和服务部门,赶快到富士康去。下面的这篇中新网的文章,对于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似有启发。
年初的全国两会,中央政府降低经济增速预期,为调结构留下充裕空间。然而GDP崇拜了几十年的惯性却令地方政府立刻患上GDP焦虑症,一时间抢夺名人故里、大挖古人坟,甚至恢复裸体纤夫的变相GDP追求充斥各地。相应地,民间也充满浮躁和盲目膨胀,炫富、审丑、网络暴力随处可见。这两大顽疾不除,无疑将影响发展。
最新出版的《求是》刊发了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文章,深谈GDP之不能:“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也“不能全面地反映社会进步”。这样的言论不禁令笔者联想起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竞选美国总统时的著名演讲:“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清廉。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智慧,也没有衡量对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记者田朝晖 李坤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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