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杭州广发行的“供应链”
这个被企业指责是银行设计、主导的通过“拉郎配”而构成的“供应链”，参与对象包括银行、开具商业承兑汇票的企业、贴现企业（即融资平台企业）、供货企业、购货企业、终端企业；每一组“供应链”，除了银行，至少需要三家企业参与。
“供应链”运作的关键或核心，是商业承兑汇票，即银行以商业承兑汇票贴现的形式将资金融出，最终再以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承兑的形式将资金收回。所谓商业承兑汇票，是指由出票人签约的，委托银行以外的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是指资金的需求者，将自己手中未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向银行要求变成现款。
“封闭式运作”是“供应链”的最大特点之一；操作过程之复杂和繁琐，令外行人眼花缭乱，甚至产生“颠三倒四”之幻觉。有实践经验和失败教训的闻连华，以浙江贝斯特为“终端”与广发杭州分行签署的商业承兑汇票授信合同的融资项目为例，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讲述了“供应链”的融资模式和流程：
第一步，浙江永富与杭州广发行签署《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可贴现额度授信合同》，授信额度为1600万元，担保人为无锡中包、浙江贝斯特、闻连华和沈潜（二人为夫妻）；
第二步，浙江永富与无锡中包公司签署《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无锡中包向浙江永富购买铝合金，无锡中包向浙江永富开具商业承兑汇票；
第三步，浙江永富到杭州广发行进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然后再电汇到上海超今；
“此过程银行一再叮嘱我们不得将所贴得的款项直接使用，这样是经不起银监局的检查的，要我们将当天贴出来的款项特意转至别的公司或别的银行，然后再从别的公司和别的银行转回到我公司别的开户银行，而且要求适当增加或者减少转移的金额以伪装成不是同一笔的金额，再回到广发行。”闻连华说，“上海超今是无锡中包母公司，实是一家，据广发行工作人员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逃避银监局的检查。”
第四步，上海超今收款后将货物发往终端，即实际用款人——浙江贝斯特；
第五步，浙江贝斯特将原料加工成产品后的货物出口至美国，回笼资金后汇给无锡中包在杭州广发行的账户；
第六步，无锡中包收到浙江贝斯特款项后到杭州广发行兑付到期商业汇票，资金回到杭州广发行。
“怎么又是广发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马玉忠 李伟|浙江报道
4月底，《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到了浙江省银监局，就多家中小企业与杭州广发行之间因“封闭式运作”“供应链”而发生诸多官司一事进行采访。
“怎么又是广发行？！”听完记者的采访来意，浙江省银监局相关负责人的第一反应便是脱口而出这样一句话。
他说，之前银监局已经接到多家企业来函来人对此事件的反映。但是否调查、何时调查，银监局需要按照相关规定和内部程序来决定。目前还没有启动调查。
对于杭州广发行采用“封闭式运作”的“供应链”这一新业务，既未向总行报告申请，也未向监管机构报批，该银监局人士明确表示：如果这是新产品，杭州广发行必须经广发行总行授权，同时还需到属地的广东省银监局报备。如果杭州广发行没有履行相关手续，便涉嫌违规。
对于“供应链”中企业开出的商业承兑汇票，并没有实际贸易发生，该负责人表示，银行有责任和义务审核贸易的真实性，如果银行直接参与并操控贸易往来，不单是存在道德风险损失，还涉嫌违法。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杭州广发行的创新之举并非只有一个“供应链”。近来发生纠纷较多的还有一个曾经是杭州广发行的“明星产品”的“薪加薪”。
中新浙江网在2009年8月份，曾经以《杭州广发行银行设“连环套”致千万富翁成“千万负翁”》为标题，报道了浙江某商人遭杭州广发行工作人员“连环套”，通过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和担保等形式，替银行填补了其他业务中发生的上千万元的不良贷款窟窿。
一位曾经在杭州广发行工作过的人士告诉记者：“‘薪加薪’曾一度在银行业内称之为‘明星’金融创新产品，但后来出现的问题较多，也发生了法律诉讼，现在已经停止运作。”
他还表示：“杭州广发行的考核制度有问题，只讲业绩，不注重风险隐患，盲目搞金融创新，很多业务人员纷纷跳槽。”
4月25日，杭州广发行的党委书记任清尧约见了记者。
他首先否认了企业所说的“供应链”是银行新产品的说法：“基于业务产品的创新，‘供应链’只是我们顺应企业上下游贸易链中金融怎么配套服务的一个业务流程，它没有完整成为一个产品。”
他说，浙江中小企业发展受限主要是融资难，关键点是“担保难”，而杭州分行主营业务恰恰定位于“中小企业”为主。“2008年前，我们的创新产品很多，金融危机后暴露出一些问题。最近我们刚刚处理完一个‘薪加薪’产品的案子。”
调查采访中，记者意外发现了由中信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的《金融道——一家“弱势”银行的崛起》一书。此书内容讲述的是“杭州广发行如何在短短十年内，从无到有地造就一间业绩骄人的省级分行的故事”。
此书的封面折页的阅读提示是这样写的：一群从未干过银行的“门外汉”，一家不到十年历史的小字辈银行，在金融业中无疑属于“弱势群体”，但是，“弱势”的他们也因此疯狂。广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他们在十年的历史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金融业极其发达的浙江省，这家省级分行的总资产利润率排名第一；创造了中国银行史上几乎闻所未闻的极低的不良贷款率……
书中还写道：2001年—2005年，在仅核销1305万元坏账的情况下，广发杭州分行的不良贷款率始终保持在1%以下。截至2006年年底的不良贷款率为0.28%。
此书对杭州广发行的“超强的个人业务能力”表示了惊叹：分行的多项个人金融业务产品销售额竟占广发行全国系统销售总额的50%。而另一项产品的销售能力上，竟然是竞争对手——另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省级分行的5倍。2006年，杭州广发行在销售某一基金产品时，前10天的销售额，竟然达到了某国有商业银行在全国销售总额的1/4。
对于杭州广发行创造的如此奇迹，书的作者感叹道：“老到的金融家也为之叹喟：这可能吗？”
此书的封面上，有一句醒目的话——金融之道，常常在金融之外。
金融业切莫挑战游戏规则
葛丰
这是一则罗生门式的纷争，只不过，无论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内中过错究竟归谁，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原本以为“干了一件一举多得的美事”的借款人，应该懂得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当然，应该明白这个道理的绝非仅止于那些初则贪、再则悔的“输家”。社会进化至此，但凡取巧者，最后的结局终归逃不过“弄巧成拙”四个字，这一点，哪怕“天才”如华尔街投行者概莫能免。
原本三岁幼儿皆知的事理无需赘述，然而令人惴惴不安的是，这桩官司事涉现代经济核心部门——金融领域，而其非同一般处在于，金融行业外部性过强，稍有不慎即或造成系统崩塌，最后连带覆巢之下人人受累，例证有如仍在肆虐的次贷危机。
因为深刻体察到了这种外部性，我国政府不惜巨资数次救助金融机构，其中用意按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诠释就是，金融稳定的风险实际上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宏观政策是否适当；另一个是微观经济是否健康。如果微观基础中的金融机构不健康，金融稳定就难以保持，因此，不能认为只要中央银行制定合适的利率和汇率政策，中国金融就能稳定。如果不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健全作为微观基础的金融机构，宏观的金融稳定必定是句空话。
经过艰难试错，本轮金融改革终于落脚至以上市为标志的产权制度改革，而作为阶段性成果，眼下已有大批中资银行先后实现公开上市。未上市者如广东发展银行，亦有报道称“正在论证上市的地点、方式以及规模”。此潮流在乐观者看来，通过上市，可以引入过硬的内外部监督，从而迫使长期角色含糊、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的中资银行真正转为现代企业，并与中国飞速发展中的市场经济相适应。
然而从逻辑上来说，“可以”并非“一定可以”，在中国并不完善的市场条件下，这样的反例更是比比皆是。只要看看A股市场那些漠视游戏规则、漠视道德良心的公司就能知道，即使是在上市后，本该切实承担起与之权利相对应的责任义务的公众银行并不必然就会随之而来，徒有其表而无其实的危险始终存在着。
如果监管不能及时跟进，这种危险甚至可能演化出更糟糕的局面，即在公司化、商业化驱动下，上市之于中资银行公司治理的效力主要体现在，投资者当期满意度成为了考核经理人绩效最为直接的评价标准，为此，高利润、高派现几乎成为了这些银行惟一的追求。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用其惨痛教训再一次说明，未受到恰当监管的金融自由化不仅不能降低风险，反倒以几乎无人预见到的方式使得风险更为集中且放大，而这种伪创新背后，金融机构的收益短期化、内部化与风险长期化、外部化的错配，恰恰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最大的挑战。
可惜（也许更应该说是所幸？）世上终归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那些漠视商业伦理的金融机构不受制衡的短期化、内部化的利益，全球经济深受打击至今未愈，而那些自以为计得的金融机构，其中包括长期位居华尔街“五大”的美林、雷曼、贝尔斯登，更是早已身名俱灭。
殷鉴不远，但愿根基薄弱的中国金融业愈加警醒，切勿孳生不管不顾之下不仁不义的不良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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