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改变，是人的改变 4年中，刘娘府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比如，这里的农民工们甚至拥有了一份自己的“报纸”：《同心社区通讯》。这张只有4个版的社区报已出了12期，印数也从100份增加到了1000份。
刚发行的时候，有的打工者捧着报纸左看右看，“这是报纸么？咱也能上报？”
孩子们是投稿最踊跃的群体。有人在文章里表示，自己那个只能躺在市场货架上睡觉的爸爸“是世界上最最伟大的爸爸”。有人则写：每天放学回家如果家里找不到妈妈，那准是在废品堆里。辛苦的妈妈，我爱您。
不过，更大的变化发生在打工者身上。一个经常参与公益活动的社区妇女曾经问过马小朵这样一个问题：“是爱心超市对这个社区帮助更大，还是儿童中心对这个社区帮助更大？”
“是你们。”马小朵脱口而出。
来到刘娘府后不久，马小朵就发现，很多随丈夫来打工的妇女，每天除了带孩子没别的事做，很孤独，邻里之间也没什么来往。因此，她决定从这个群体中培养“社区服务者”，因为“她们对新事物有热情，也渴望通过帮助别人去证明自己”。
“你和她们一聊，就知道哪些妇女热心肠，她们不知道什么叫公益，但她们一听社区里的大事小事，眼睛会亮起来的啊！”
有个叫李晓静的女人来自河北，因为长得漂亮，丈夫不放心她出去工作，在社区住了近10年，大部分时间都和床上的二手电视相伴。
为了说服她参加社区服务，马小朵一遍遍地上门去与她沟通。在这个过程中，马小朵被她家的狗咬过，也被她一岁大的女儿推过，到最后，全家上下都觉得这个女人惹人烦，反倒是李晓静终于决定试一试。
在一次培训中，辅导教师让李晓静画画，画自己想要的东西。她画了很多，画了给父母的大房子，还画了给丈夫孩子的礼物。画完后，老师问她：“你自己在哪里呢？”
这个女人愣了一会儿，“哇”的一声，哭了。
李晓静试着当上了幼儿园的妈妈老师，白天，她跑到城里的幼儿园去旁听，半夜，她在床上背教案，早上，她对着镜子练习。
很快，她成了幼儿园里最受欢迎的妈妈老师，孩子们总围着她转，以至于她自己的女儿都吃醋，不时用手拦着别的孩子。
现在，李晓静已经考取了成人自考的幼教专业，开始脱产学习。在最近的一次社会工作初级证书考试中，临近几个社区的居委会主任纷纷落马，她得了80分。
在刘娘府，这种与成长有关的故事并不难找。
一个叫石国平的女人，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去放牛。她从没想过，在参加了社区工作以后，自己还能走进南开大学，去参加慈善交流会。
负责为爱心超市整理物资的谢琴，现在经常把丈夫拉来一起工作。最近，她还为自己挑了一件新的工作服——城市志愿者的短袖T恤，尽管她从来不是一名正式的“城市志愿者”。
有的人，参与了社区工作后，不喜欢别人叫自己店长或是其他称呼，而是更喜欢“社工”这个对他们来说很新鲜的称呼。
还有一个年轻打工妹，在同心希望家园帮助社区妇女们联系的一次免费体检后，主动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了下来。她告诉马小朵，如果谁需要献血，她愿意，献骨髓，她也愿意。
这些都让马小朵欣慰不已。“他们对这个社区有了感情，进而对社区的成长产生了天然的责任感。和给他们一个家相比，更重要的，是培育一份家人意识，所以说，4年来，
最大的改变，是人的改变。”
只有家里人才能管好这个家 现在，逢年过节，妇女骨干们会自发组织社区里的打工者搞联欢，最多一次去了上千人。居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曾私下问过马小朵，“我们好吃好喝的招待，他们不来，怎么你们一搞活动，他们就来？”
马小朵给出了她的答案：“因为你们想出来的节目是扭秧歌，我们想出来的节目是打工者唱歌。”
在刘娘府的4年社区建设经验，让马小朵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真的只有家里人，才能真正管好这个家。”
刚闯进来的时候，马小朵曾启用过专业的社会工作人员，也请过满腔热血的大学生。但呆了一年后，因为和社区的流动人口“实在没有共同语言”，这些人纷纷抱拳告辞。她也请来过城里幼儿园退休的职业教师，结果老师因为嫌社区餐馆里食物太不干净，愤然离去，临走还抛下一句“你们这里是旧社会”。
曾经有个打工者告诉她：“没有人比我们更加了解这个群体，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管理社区，往往比政府自上而下的统筹模式更有效率。”
同样的经验，马小朵在到美国进行“社区建设”考察时，也体会过。
2003年年初，她接受一个组织的邀请，到美国纽约的唐人街，用3个月时间亲自感受移民社区的建设。为了让她能看到最真实的移民社区，组织者没有派人招待她，而是把她“直接扔了进去”。
她先是住在一个打工者的家里，那家的女人做保姆，男人卖豆腐，每天，马小朵还没起床，他就开工，马小朵睡觉时，他还没回来，所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她竟没见过男主人几次。
“你不要以为他们条件多么好，他们和我们的打工者一样，要拼命地赚钱，才能勉强糊口。”她说。
但3个月过去了，马小朵发现，那里的社区看起来无序、混乱，但和国内的民工社区比起来，却有着强烈的群体参与意识。
无论是一场社区里的文艺晚会编演，还是一次声势浩大的上街游行，很多人都会亲自参与讨论，“他们习惯了参与社区建设的决议，而不仅仅是参加社区活动”。
在一次交流会上，一个人类学教授告诉马小朵，在美国的阿拉伯人社区，社区构建的模式叫做大哥哥制度，即由政府购买阿拉伯人社会组织的服务，最大程度地发动社区内居民的自组织力量，结果发现，“一个阿拉伯大哥哥可比一个白人管理员厉害多了”。
不过，马小朵发现，在国外很普遍的观念，国内并没有太多人认可。去年年底，街道计生办的干部曾经邀请马小朵去某个度假村开会。席上，一个主任似醉非醉地建议，可以在附近给马小朵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把爱心超市搬过去。
“但那是个楼区啊，也没有流动人口，我去那里干什么？”马小朵问。那位主任则当即表示，可以用车把流动人口接过去买东西。
这次对话让马小朵感慨，“要真的对这些打工者有感情，才能真正给他们家的感觉。”
被扼杀的成长 在刘娘府，打工者们已经开始琢磨怎么建设自己的“家园”。替爱心超市运货的司机黄师傅告诉马小朵，他想把爱心超市开到他的老家河北永清，一个贫困的县城；幼儿园的几位小朋友已经上了小学，正在向马小朵申请，要回到儿童中心做小志愿者；社区妇女吴国平开始在《同心社区通讯》上开了小专栏，写起了打油诗。
马小朵也在心里畅想着一些宏大的计划。比如，她曾想将爱心超市开到10个，这就意味着能多给打工者们提供一些工作机会，也能让更多人买到便宜衣服；她还幻想过申请资金，把整个猪场都承包下来，让住在社区里的那些建筑工人，像搭积木一般盖起漂亮的合作住房。
和4年前相比，刘娘府更像马小朵心目中的“社区”了。在爱心超市，在儿童乐园，以及在其他社区服务活动的场所，某种比地域联系更紧密的社区关系正在建立起来。许多专家闻讯前来考察这个社区的成长，并把它当成罕见的成功案例。
马小朵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的梦想眼看着就要在刘娘府实现了。但最近，贴在墙上的《拆迁公告》让这个梦想一下子又逃得很远。
和北京许多曾经的农民工聚集区一样，刘娘府如今面临拆迁。房子的主人们开始盘算自己能拿到多少补偿，而那些租住在这里的打工者，却开始为找一个新的住处发愁。
这些打工者并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纸质文件里，也并不在居委会主任与拆迁公司负责人的窃窃私语中。“那些外地人挺可怜的，这下没地方住了，石景山的空楼房多了，他们租不起啊。”80岁的当地老人王通戴着红袖章在社区里巡逻，他说，社区里每天都有人被房东轰走。
和房子相比，打工者更关心的是孩子读书的场所。这里的3所小学也将随着拆迁消失，他们要为孩子找到读书的地方。
这个逐渐成型的社区一下子烟消云散：有的打工者已经搬走了，里面包括两个社区服务的妇女骨干；剩下的人们则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交换着最新的信息，还有没有不拆的地方，或是哪里有便宜的住处；幼儿园里的孩子已经走了十几个，剩下的依旧在“讲礼貌、讲秩序、讲卫生——做文明有礼的北京人”的红色条幅下面蹦跳。
马小朵一直相信，当打工者与自己所在地方一草一木都产生稳定联系时，他们就会想建设好这个社区。但现在，她只能看着这种辛苦建立起来的稳定联系被拆毁。
她正在为这个曾经存在的群体做最后努力：记录下居民们的口述历史，并编进一本社区故事集。
这是马小朵留给社区的最后一份礼物，故事集的主要撰写者是社区里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志愿者们，故事中的30位主人公都是这个社区里最普通的居民。
这里面，有人在刘娘府生活过十几年，靠一家名为“自强”的五金店养活两个偏瘫的孩子；有个人一只眼睛失明，但每天凌晨三点就会起来，经营自己的煎饼摊。
30个受采者聚在一起时，马小朵发现，这个群体远比她想象中的更加坚强。有个刚搬走的小伙子兴奋地告诉她，他租了个15平方米的大房子，比原来的大三倍。
故事集的名字叫《我们，一起走过》。马小朵说：“总应该有人去记录这些曾经顽强生长过的生命，还有，我们即将消失的家园。”
据说再过一个月，这片城中村就要消失了，规划中，它将变成一片别墅区，名叫“加州小镇”。而马小朵还不知道，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会不会在别的地方继续。
(责任编辑：杨建)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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