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法律对新型职务犯罪不能束手无策

　　民间正常拆借资金，利率不过10%左右，但曾为江苏省海门市建设局局长、海门市副市长的张永斌，仗着职权，“主动”把钱借给有求于己的公司，一借就是100万或200万，当然，利息也不含糊，到案发时，他实际捞到的利率高达40%；仅这一项，张永斌得到410万元。今年4月中旬，南通市中院一审判决张永斌有期徒刑15年，没收财产70万元。(6月22日《扬子晚报》)

　　贪官以借高利货来变相受贿，这是一种新型的受贿方式。近些年，贪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财物和好处的方式层出不穷，变幻多端，令人目不暇接。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收受财物的现象，司法机关是追在贪官屁股后面，出现一个新型现象就出台相应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来堵塞漏洞，但许多形式的“受贿”按照现行法律根本无法堵塞漏洞。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性贿赂”，这些年来，有关贪官“性贿赂”的问题一直在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不过，在法律上却是束手无策。比如同是警官接受“性贿赂”，深圳市罗湖区公安局原女局长安惠君接受男下属的“性贿赂”，并没有受到刑法的追究，但在香港，曾被誉为香港警队“明日之星”、在警队服务26年且屡获高度赞扬的高级警司冼锦华因为接受“性贿赂”就被判入狱3年。再比如国美集团原董事局主席黄光裕，因为涉税问题被查，找到关系户摆平，但关系户并不直接收他的钱，而是让购其股票，黄光裕在关系户购股票后，先压低股票价格，而后拉高股票，让关系户出货，从而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对此，目前也没有相应的法律加以规范。

　　法律之所以在贪官屁股后面转甚至对一些问题束手无策，根源于我们的法律规定的受贿对象是“财物”，这样，我们对于“财物”的判断就要不断地作出解释，而“性贿赂”之类的现象也无法归结为“财物”。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受贿的对象则使用了“不正当好处”的概念———既包括了“财物”，也包括了其他好处，其范围要比财物宽泛得多。“包括可以通过金钱购买的、能够满足人的某方面需要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各种物品或服务，以及无法用金钱购买的某种利益。”再如《美洲反腐败公约》，其规定的贿赂犯罪的对象包括“任何财物或其他利益如礼物，便利、承诺、或优惠待遇等”。

　　由此可见，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其他一些国家所规定的受贿对象，比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受贿对象范围要广的多。如果我国刑法也将受贿对象规定为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不正当好处”，那么，我们就不用再为贪官利用“高利贷”“赌博”等形式进行收受财物是不是受贿而纠缠不清了，而包括“性贿赂”和黄光裕利用股票为关系户牟利也就有法可治了。(杨涛) (来源：海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