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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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郑明辉举了一个著名的事例，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曾经被人用二恶英投毒，中毒后血液里二恶英浓度是正常人的5万倍，但三年后，他基本恢复了健康。
郑明辉：我觉得当年那个杀手对二恶英的认识有点局限了，他可是只知道它比氰化钾毒多少倍去投毒去了，如果他当时要用氰化钾的话，可能是另一种结果。
解说：但赵章元认为，二恶英难以降解，排放标准再低，也要考虑累计效应。
赵章元：0.1纳克，但是它在人身体里蓄积，时间长了还是要发病的。我认为是这么一个道理。
郑明辉：0.1纳克每立方米这样一个标准，经过高空烟囱的这样一个排放，在最大落地点它的稀释可以达到一万倍以上，二恶英的沉降和没有这个焚烧场，没有区别。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城市空气中（二恶英）都比这个浓度要高得多。所以如果怀疑0.1的安全性，那就是怀疑我们现在能不能呼吸的一个问题。既然我们现在能够呼吸，我们没倒下，那肯定是没问题的。
记者：反对焚烧的人士，他们会告诉我们，在垃圾焚烧厂周围，会出现癌症病人上升的这样一种现象。
郑明辉：在达标排放的条件下，我们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的监测，它不会造成周边人群的一些健康的影响。但是存在着另一种情况，就是说，它没有达标，或者说它没有按照法规的一些要求去做，那就有可能成问题。就是说，不是垃圾焚烧厂一定会造成污染，而是说，不达标的，或者违法的企业会造成污染。
解说：但是，恰恰是在未来的焚烧厂能否达标排放这一点上，居民们心存疑虑。
黄小山：你政府现在不要去说，我能达标，你把现在全国已经运营的，正在运营的垃圾焚烧厂，包括垃圾填埋厂，集中地去整顿，去改善，你让它们达标。我买房子一样，我先去看样板间，对不对，如果我去的样板间天花板是脱落的，马桶是堵的，厨房是漏水的，那你怎么能推销你的房子呢？
解说：在居民们看来，现在能看到的“样板间”让他们难以放心。
黄小山：阿苏卫的填埋厂，经常恶臭。填埋厂和焚烧厂相比，运营管理要容易一些，现在你都管理不好。
王维平：这个提得太有道理了，我觉得。你现有的垃圾填埋场是按国家标准建的，严格操作，你不会造成那么大面积的臭味。所以把现有垃圾处理厂管好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它不仅是一个治理污染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取信于民的事。
记者：所以就在这个基础上，市民提出来的，你现在都没管好这些初级的，你高端的焚烧技术我能相信吗？
王维平：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这种担心能解决问题吗？你就是愁死，你也解决不了问题。首先我们要承认噎这个事，把这个噎从嗓子眼里给它拎出来，但是废食，我们也必须得指明是不必要的。
解说：居民们最迫切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是国内现有的垃圾焚烧厂运营情况究竟如何，但是，现在即便专家谈论的，也大多是国外的数据。
徐海云：我们政府的有关部门应该拿出数据来说话，比较遗憾的是，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完整的调查数据。
记者：怎么会您也没有呢？您就是搞焚烧技术的。
徐海云：搞焚烧技术，但是环保监测从我们国家来讲，应该是环保部来监管这里。据我了解，有80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在运行，这个里面究竟排放的水平分别是多少，没有系统的研究报告。
解说：在刚性的调查数据出炉之前，围绕垃圾焚烧的争论恐怕还将继续。不过，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经过沟通，对于垃圾焚烧技术本身，阿苏卫的居民们正在增加了解。但是，他们也正与政府、专家探讨另一个问题：在垃圾焚烧之外，是否还有更好的选择呢？
记者：走在垃圾场你会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当你扔这些垃圾的时候，他们对你来说是那么的不值一提，一文不名，它太渺小了，但是当你置身这个垃圾场，特别是阿苏卫填埋场，相当于60个足球场那么大一个面积，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人变得非常渺小，好像被自己扔掉的东西反而凌驾着，包围着。这时候你会感觉到，垃圾真的是人的一个强大的对手，它是人自己造出来的，而且对垃圾来说，人其实不是一个无条件的绝对的胜利者。
黄小山：现在我看到垃圾真正的感想，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产出这么多垃圾。政府该做什么，我们百姓应该做什么，不要都送到填埋场来，不要都送到焚烧厂来。
解说：国际公认的最佳垃圾对策是减量化，其次是资源化，最后才是无害化处理。居民们认为：与其花巨资修建垃圾焚烧厂，不如向减量和资源化方向去努力。
居民A：日本人口在增加，为什么垃圾每年是负增长，我们是正的，他们是负的，这个问题在哪里。
居民B：塑料、纸都可以回收，木头都可以回收，对不对，我们不能想这个办法吗？非得盯着个烧。
黄小山：尽管垃圾围城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抓紧时间把我们的重心从垃圾处理的末端前移。全部放在末端，等于我们任凭垃圾长，压力越来越大，我们饥不择食，又赶紧烧吧，烧最快。
王维平：这是出于无奈。因为我们末端的处理设施，再过四年都要满了。目前这投资100亿，投于末端，垃圾处理设施是必要的，这是过去欠账，现在还账。
赵章元：借口，完全是借口。如果现在我们开始搞垃圾综合利用，完全来得及。
解说：赵章元认为，通过垃圾资源化利用，也可以化解垃圾围城的危机。
赵章元：餐厨垃圾占百分之六七十，可以做肥料。塑料占10%以下，这样去掉了一大半，80、90%都利用了，矛盾也就不那么紧急了。
徐海云：我们在教科书里面都有一句话，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但是从现实上，把90%都能回收利用，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
解说：“主烧派”专家也都赞同减量化、资源化，但他们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修建焚烧厂。
徐海云：日常要进行运动，进行预防疾病来保证健康，和医院看病这个不能对立起来，不能说我应该强调的是前面，我就不搞医院，这不可能。至少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它没有办法全部回收利用。
赵章元：谁都知道资源化利用也难，但是难到什么程度，我分析来分析去，觉得不会难到它像制造我们的原子弹那么难吧。
王维平：随地吐痰，60年了，禁住了吗？难道它不比原子弹难？一个纯属技术问题，一个是社会可接受性和管理的问题。这两者之间硬牵扯过来比较，这是通用的诡辩术。
解说：阿苏卫的居民们则强调，不论来不来得及，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尽快开展全民垃圾分类。
黄小山：那我们就求同存异，从我们共同的认知开始。尽快地开展全社会的垃圾分类活动，它一定是对的，哪怕最后你要烧，我觉得都是一种降低风险的措施。
解说：北京市政管委表示，在这一点上，政府和居民的想法并没有分歧。
卫潘明：我们也不建议，不推广这种混合垃圾燃烧的方案。一方面是我们推广垃圾源头分类，可能需要十年，比较长的时间，那么我们现在第二条腿走路，我们要采取机械筛分的方法，适合焚烧的，才进行焚烧。
解说：市政管委认为，居民对北京市垃圾处理的思路有所误解。焚烧只是未来的处理方式之一，按计划，新建的焚烧厂都要配套建设自动筛分线，阿苏卫的筛分线就已经先于焚烧厂建成。此外，已经建成了两座生化处理厂，来处理分选出来的厨余垃圾。
卫潘明：如果大家不关注它，可能觉得这件事没做，实际上我们这项工作是在逐步地开展的。我确保是把这我部分应该焚烧地去焚烧了，而其它的垃圾是通过其它的方式来处理。
记者：都能够做到？
卫潘明：不是都能够做到，是必须做到。我现在就是做了尽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那么你说，那也不行，那么这个垃圾有何出路呢？必须有一个出路。
解说：当人们陷入垃圾的困局时，回头看去，才发现它的形成，由来已久。这是1994年阿苏卫填埋场刚建成时的画面。当年的平地，今天已经变成了一座山。
王维平：你看这上边下边，像山一样的，都是垃圾。
记者：那将来这整个就是一座绿山了。
王维平：大垃圾山，外边看是绿色的。
解说： 每个人每天都在产生垃圾，但它却最容易被人忽视。当经济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它的另一个侧面，是同样每年增长8%的垃圾。当人们发现不得不正视它时，已经身陷困局。
聂永丰：长期以来我们投入不足，现在国家要投入了，正好大家的环境意识也提高了。我们国家可能也发展到这么一个阶段，一个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不能到了要拉屎的时候才想着去挖茅坑。
记者：需要一个前置透明的一个沟通。
聂永丰：对。而不是寄希望于有什么问题了，这个时候被动地应付，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大家一般都不太会相信这里边的可信度，容易产生一些对立情绪。
解说：最初，阿苏卫周边的居民们，也是偶然得知附近要建焚烧厂的消息。
黄小山：一个邻居无意中去小汤山镇政府，在一个最不起眼的地方，看到了在阿苏卫建垃圾焚烧厂第一次公示。你不应该贴在镇政府的一个角落里，你让我们百姓不放心。
解说：对于政府和居民双方来说，今天的沟通都来之不易。
记者：如果没有市民的抗议和反对的话，这种沟通会开始吗？
王维平：不会。
记者：多少有些被动。
王维平：初期，往往政府的运作都缺少透明度，缺少沟通，我觉得民主政治的建设，也是一个逐步认识和逐步丰富完善推进的过程。老百姓有话语权，他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应该倾听。
黄小山：起码政府跟我们现在走上了一条比较良性的道路，哪怕你是反对的，至少我们能说话，政府也愿意听我们说话。
记者：你觉得政府真的在倾听吗，还是说只是为了完成自己既定的方案在说服居民？
黄小山：我认为他们现在是在听。不管是最后结果是什么，其实我们和政府一起，其实我们都在创造历史。
记者：创造了什么历史？
黄小山：那就是创造了一个政府和百姓发生了争议的问题，是一种高度的一种沟通。
解说：近几个月，北京市政管委对现有垃圾填埋场启动了集中整治工程，并要求所有垃圾处理设施陆续对公众开放，接受公众的监督。5月，北京市全民垃圾分类正式启动，第一批600个小区开始试点生活垃圾分类回收、运输和处理。
黄小山：当时报纸广播，我和我的邻居们都非常高兴，我觉得北京市政府确实充分听取了民间的意见。
记者：你觉得这个事跟你们当初的呼吁是有关系的吗？
黄小山：我们自恋点说，也许我们可能推动了北京市政府垃圾分类的进度。
解说：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将会按照程序，等环评出来后进行公示，征求居民意见。
记者：如果说现在北京市垃圾分类比较顺利地往前推进了，你们在垃圾焚烧厂建不建的问题上，这个态度会有什么变化吗？
黄小山：我觉得我一直坚持这个，你只要把分类去做好，你该燃烧的，去焚烧的部分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去焚烧，我们也不会反对。
解说：阿苏卫的垃圾困局，最终能有一个双赢的结局吗？现在，仍然未知。
又一天清晨，北京的各个垃圾转运站照常开始忙碌起来。一辆辆垃圾车，开往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要把这座城市今天新产生的1.8万吨垃圾收集起来，运往它们现在能去的地方，暂时远离人们的视线。但是，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它们并没有消失。
记者：阿苏卫，新的一天。工人们在重复着相同的工作，而垃圾填埋场却每一天都和前一天不同，它一点一点地升高，直到它的库容全部耗尽。16年了，这里的垃圾已经从平地变成了一座山，说句实在的，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多年来一直忽略了它的存在，直到有一天有关垃圾焚烧的争论让垃圾问题一下子凸显在了人们面前，这时候人们突然发现，北京等许多大城市在惊呼“垃圾围城”。而中国有600多个城市，还有2000多个县城，还有20000多个中心城镇，还有广大的农村，那里的垃圾又有多少得到处理呢？没有处理的垃圾，又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又该得到怎样的处理呢？可以说垃圾一天一天逼近我们的生活区域，而它也在逼着我们每一个人去面对和回答这些问题。
采访人物
黄小山
卫潘明 北京市政市容委固废处副处长
郭 威
王维平 北京市政市容委总工程师
聂永丰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赵章元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徐海云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
刘申伯 高安屯垃圾焚烧厂顾问总工程师
李易达 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副总经理
郑明辉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二恶英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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