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强：县委书记群体形象的60年变迁

　　县委书记在社会不同时期承载着不同的历史使命。按照历史使命的不同，沿着社会发展的轨迹，我们将县委书记群体形象的变迁分为四个阶段来逐一品读。

　　古人认为“郡县治，天下安”，这一看法即使在今天也仍不失其重要意义。目前全国有 2000多名县委书记，数量不可谓不多；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县委书记居于县级政权的权力中心位置，集财权事权人权于一身，权力不可谓不大；县级政权是离基层最近的一级地方政权，作为该政权的“一把手”，县委书记是中央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执行者，起着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责任不可谓不重。可以说，管好用好了县委书记这支队伍，就牵住了党的事业发展的“牛鼻子”。而县委书记群体形象如何，直接决定着群众对党的形象如何评价，影响着社会的整体走向。在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对县委书记群体形象60年的发巨乳变迁进行探讨，无疑是回顾历史、审视今天、展望未来的一扇窗口。

　　一、不同历史时期的县委书记们

　　县委书记在社会不同时期承载着不同的历史使命。按照历史使命的不同，沿着社会发展的轨迹，我们将县委书记群体形象的变迁分为四个阶段来逐一品读。

　　第一阶段是建国初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当时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建设主要表现为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如“大跃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县委书记的职责能力主要体现在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如何摆脱贫困，战胜挑战方面。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众所周知的焦裕禄。46年前焦裕禄在灾害严重的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带领全县人民顽强斗争，奋力改变兰考贫困面貌，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为人民的利益死而后已，为我们留下了伟大的焦裕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当时县委书记群体形象的理想概括，它表现为：在角色上主要体现为同志、公仆、领头人；在思想品格上体现为信仰坚定，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人民服务，迎难而上、无私奉献、鞠躬尽瘁；在行为上表现出走群众路线，没有官架子，“与群众打成一片”。至今，焦玉禄的光辉形象仍铭刻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非常温暖的回忆。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进一步扩大开放的1992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我们干事创业的行动指南，新形势要求县委书记首先能破旧立新、敢做敢为，吕日周堪作其形象代表。八十年代初，吕日周在山西原平县担任县委书记，他根据当地农民的改革实践，创造发展了一种崭新的城乡经济组织形式，即风靡一时的“政府搭台，群众唱戏”，使三年之后的原平县“咸鱼翻生”，实现财政收入相当于周边12个县总和的佳绩。风靡一时的电视剧《新星》，即以吕日周为原型塑造了县委书记李向南的形象，这就是：有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年轻、果断、有魄力，成绩显著，在强大的传统保守势力的抵抗和压制下能始终保持必胜的信心。

　　第三阶段是从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到本世纪初。南巡讲话解决了令人困扰的、争论不休的姓资姓社问题，使各项改革的目标更加明确，加快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步伐。仇和自1996年12月起在江苏沭阳县委书记的位子上开始“个性执政”：铁腕反腐、招商引资、教育的民营化改革、医疗机构的股份制改革、干部任用公推公选公示制度改革等等。在他身上所体现的锐意改革、公道正派、敢于创新、德才兼备，民主集中，以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优秀品质，无疑代表了当时县委书记这个群体应有的社会形象。

　　第四阶段是进入本世纪以后。这一时期是我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而努力的关键期。从宣传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县委书记虽然缺乏以往那样有广泛影响力的代表，但从全国来看，8个省出现厅级县委书记，湖南今年就提拔了19位县级书记为副厅级，湖北省提出“特别优秀县委书记可直接提任正厅级领导职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群体中的优秀者数量较先前更多，公众所盼望的县委书记群体新形象正在稳步确立，这就是：心系群众、亲民爱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一时期关于党政“一把手”的腐败等违法违纪案件较多，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县委书记的群体形象。

　　二、变迁的内在逻辑：时势造英雄

　　县委书记的形象大致由公共权力和个人魅力两部分构成，公共权力主要包括党赋予他们的职责和使命，个人魅力主要包括自身的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因此从主客观两方面而言，公众对县委书记的期望如何，县委书记自身表现怎样，成为这一特殊群体树立自身形象的逻辑起点。

　　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对县委书记的形象宣传侧重于精神层面的鼓舞。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工作讲求大一统、清一色，致使群情激奋、个体淹没，主要工作都首先顾及政治影响、审视政治利益。县委书记这个群体也不例外，其权威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能遭致非制度非程序的消解甚至颠覆，而这一时期的县委书记之所以能进行最迅速最广泛的社会动员，激发工作热情，凝聚社会力量，除了他们自身的努力，主要来自上级和基层两个方向的力量。正是他们对党的宗旨的信仰，以及改变当时国家一穷二白面貌的巨大压力和开展运动的从众力量，对当时以焦玉禄为代表的县委书记形象的塑造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可谓时势造英雄。

　　改革开放后情况就有了很大不同。全国工作的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领导干部必然承负前所未有的重担新局开创，县委书记的权与威都迅速得到加强，其形象树立主要在经济建设主战场。这时，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企业改制、基层政权建设，还是招商引资、干部制度改革、推进依法办事进程，工作中的“千条线”都须向县委书记的“针眼儿”里穿，于是他们由演员变成了导演，由国家计划的执行者转变为地方发展战略的设计者。这一时期，县委书记的形象宣传除了精神鼓励，更主要的是体现个性的做法和地方经验的借鉴推广，公众对于这一群体的形象期待是能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改革家、实干家。吕日周和仇和之所以能广受赞誉，正是由于这样的县委书记形象与群众的期待大体吻合。

　　进入新世纪，我国恰逢社会的转型关键期和矛盾凸显期，县委书记的群体形象也似乎变得复杂起来。这是因为，依法行政、党政分开、公务人员各循其份各守其责已经成为依法治国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县委书记除了把握地方大政方针，主抓党的组织和作风建设外，其他如维护稳定等工作基本都由县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承担。压力大，责任重，加上条条与块块之间责权划分上的摩擦和不顺，感觉大权在握、风光无限的县委书记许多时候也有难以伸展拳脚之感。加上各种复杂因素，县委书记这一群体也容易在权钱交易的门槛上马失前蹄。2007年安徽皖北有18个县（区）委书记因卖官受贿被查处，其中一个县的三任县委书记也前腐后继接连落马。其他如“阅兵书记”、“最牛县委书记”等滥用自身权力的个体，难免使县委书记这一群体的形象蒙尘。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使人们对县委书记这一群体形象的认识也有了更多角度的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