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通缉的不是记者 是舆论

　　来源：读者报·影响力周刊

　　“通缉记者”之类的新闻也提醒我们，类似的舆论监督哪怕是建基于事实不偏不倚的，也可能被某些地方公权力机关视为“负面新闻”，欲除之而后快

　　哥通缉的不是记者 是舆论

　　□李晓亮

　　现实中，“记者”早已不是一个通体泛着理想主义光芒的词汇。这门在昔日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职业，似乎一夕间华彩落尽，露出斑驳陆离的困窘底色。无冕之王的锐利和神气，似乎已成为传说，做媒体特别是做舆论监督报道的纠结，或从未像现在这么强烈。

　　比如，日前微博上就突然多了一个热门关键词—“通缉记者”：《经济观察报》的记者仇子明先生，因为报道了上市的凯恩公司内部关联交易内幕，被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以“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在网上通缉。

　　你若耐心仔细地通读一遍仇子明的相关报道，会发现字里行间根本担不起“损害公司商业信誉”这么重的罪名。再者，一家正规上市公司若真觉得某篇新闻报道严重失实，甚至存在恶意中伤的倾向，那么完全可以走法律途径解决。而当地公安部门在记者文章见报前就立案施压，显然不算正常吧：新闻稿6月5日才见报，而遂昌县公安局5月20日就正式立案侦查，真不知一向以讲事实重证据的司法机构行事怎么也像能“预知未来”的半仙一样不靠谱。其间可有什么隐情？

　　再者，一家以理性、建设性为报道理念的公开发行的市场报所刊文章，经单位核实刊发的新闻报道，显然和网上匿名检举的论坛帖不同，其文责承担方式不该仅集中于记者一人之身。现在气势汹汹直奔记者而来，显然有着一定的目的性和预谋性。

　　而一个有责任的媒体，不会坐视自己的记者因为客观公正的报道，而蒙受如此威胁。就如王克勤关于毒疫苗事件的报道被当地卫生厅指为不实时，他供职的《中国经济时报》站出来表示愿意负法律责任。现在，仇子明供职的报社也已发出声明，称记者在报道过程中，相关当事人和记者多次受到利诱、威胁。现在对记者一人的威胁，更像是一种权力的炫耀式示威挑衅。声称这是“有人试图借助公权力压制舆论监督”。

　　记者一人陷困传递出的信号是，整个舆论监督报道都可能遭受权力的通缉。可悲的是，这已不是某个记者遭遇的特例。除了那些文责自负的网上发帖者遭遇的因言获罪的“跨省追捕”外，负有公共监督之责的媒体人陷入仇子明式困境的，就不是一个两个了。相似度最高的，属辽宁张志国导演的所谓“西丰诽谤案”了。权力的飞扬跋扈在“进京抓记者”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其实，除了遭受网上通缉这类极端事件外，普通的监督受挫更是比比皆是。不管是行政官员的随意喝令，还是司法从业人员对媒体人的进京缉拿，这些对监督性报道的过激反应，都是权力躁狂的表现。而媒体监督之要义，正在于以舆论约束力来制约这种失范行为，让公权力运作回归正常轨道，不至于伤及公益民生。

　　我们知道，正是媒体的良知和记者对真相的不懈追寻，公共舆论对坚守正义的不屈努力，才使得罔顾公平正义，甚至践踏法律的恶行，不致甚嚣尘上。假如司法公器竟能沦为私人玩偶，正义的边界会不会退守呢？这也是这类通缉记者的新闻褪尽铅华之后，还能让公共舆论对其保持敏感的深层原因。

　　“通缉记者”的闹剧提醒我们，类似的舆论监督哪怕是建基于事实不偏不倚的，也可能被某些地方公权力机关视为“负面新闻”，欲除之而后快。但这里“正面”与“负面”的界定，显然不能以某个企业，某个利益集团，某些手握公权者的主观好恶来判定，而只能以公共利益为衡量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