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腐败60%以上跟包养情妇有关 几乎无人监管

　　腐败官员“包养情妇”现象

　　在法庭上，谢再兴以“误杀”和“自首”为自己罪轻辩护，他还拿出巨款赔偿给死者亲属，并得到了后者出具给法庭的谅解书。在谢的老家台州和工作地温州，有关谢被判死缓的传言在网上爆炒，但跟帖者一片怒骂声。

　　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省首个杀死情妇的处级官员，案情轰动全国。有舆论指出，身为区委书记的谢包养情妇8年并最终酿成惨案，当地监督部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样道德败坏的人究竟是如何被列为组织部门重点培养的对象？又是怎样一步步升为县长、书记的？

　　自谢案发至今大半年，台州和温州民间始终热议不减。一名三门教师说，谢再兴与邵慧灵好了七八年，三门老百姓几乎都知道了，难道当地组织、纪检、监察、人大等监督部门会不知情？反而让他边腐边升呢？

　　浙江的一位组织部门官员透露官场中的“无奈”：谢属省管干部，平级管不了，而上面太远难管，当地谢是“一把手”，无人敢管。

　　该官员还透露官场这样一种倾向，选择干部时，只要政绩突出，经济不出问题，包养情人等属个人私生活，属于小节，只要不闹出事来，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一些官员还把有情妇、会玩女人当成炫耀的资本和面子。一些单位官员用权势和淫威逼迫下属女职员成为其情妇，而有些女职员为追求工作安稳或升职也情愿作官员的情妇。

　　据报道，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调查发现，官员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系，被查处贪官中95%的人有“情妇”。在200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

　　有媒体归纳了近年以来震惊国内的包养情妇官员：闹市炸死情妇的济南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被11名情妇组成的“告状团”扳倒的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有100多名情妇并写“性爱笔记”的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用MBA知识管理情妇团队的安徽宣城市委原副书记杨枫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分析认为，这表明部分领导干部公共伦理沦丧，折射出不以包养情妇为耻、反以为荣的官场文化，这种观念长期潜移默化，给官员带来影响。官员对情色问题心理负担很低，很多案件表明，在这些问题上官员往往变得很弱智，只体现出人性的本能，如闹市炸死情妇、分尸情妇等等。

　　毛昭晖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现在贪官潜伏期越来越长，虽然包养情妇也是路人皆知，但仍然会出现边腐败边升迁现象。这与我国干部由上选下的选拔考察制度弊端有关。这说明“私生活”纳入反腐视野目前仍无有效的操作方式。应在干部选拔标准上加以完善，包括刑法上也应制约。

　　“另一方面，现在推行干部异地交流，一般情况下不带家属，而官员权位在身，8小时之外没有家庭约束，从人性角度来讲，一些有利可图者就会加以利用。如何使领导干部有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应有相应的制度配套。”

　　官员“私生活”再入反腐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官员“私生活”已经被中央纳入整个反腐体系。而事实上，在近年“落马”的一系列官员中，被指控“生活腐化”的不在少数。

　　2006年6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因生活腐化堕落被免去职务。2009年1月21日，刘志华终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样生活腐化而落马的贪官，前后还可列出一大串名单，包括成克杰、陈良宇、李嘉廷、王宝森、胡长清、孙善武、杜世成、庞家钰、陈绍基、许宗衡，还有李真、慕绥新、马向东以及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沈阳市中级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和副院长梁福全、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天津市原政协主席宋平顺，等等。

　　多位专家认为，官员作为公权人物，如果生活腐化堕落，不但会带坏整个社会风气，也会严重损害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诱发官员其他犯罪行为的发生。

　　有关官员情妇“引爆”的恶性案件近年来也频发，包括雇凶杀人、爆炸杀人、杀人分尸等，引起了中央高层关注。

　　近一个月来，中办、国办先后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要求县处级副职以上干部，每年报告家庭财产、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外等事项，并明确规定瞒报谎报将受纪律处分。这两个制度再次将官员“私生活”纳入反腐视野，也是继2007年相关制度的延伸。

　　“反腐败介入官员的私生活是必要的，法理上和学理上都是不成问题的，虽然公权力在介入过程有可能与私权利相冲突，但你作为领导干部，不是普通老百姓，是应该容忍的。”毛昭晖说。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指出，就官员的实际收入来看，如果他们一旦生活腐化，想要支付巨大的个人开销，那就只有寻找权力出租，由此也诱发了其他犯罪行为的发生。可以说，目前绝大部分贪官的产生，生活腐化是重要的催化剂。

　　虽然在谢再兴案中，检察机关的起诉没有涉及其经济问题。但有举报称，谢在三门县任县长期间，涉嫌将7000多亩土地未经审批非法转让，从中牟利，至今大量土地荒芜。谢任瓯海区委书记期间，喜欢结交企业老板，号称有“四大徒弟”，喜欢过问重点工程建设等经济事务……不过这没有得到官方证实。

　　2007，谢的父亲去世，谢再兴曾指使身边工作人员将消息传开，前往吊唁的车子排成了长队，谢也收取了巨额礼金。

　　“谢当时收受礼金多达几十万元，实际上是很严重的违纪，但最终查处的结果还是不彻底。”温州市委机关一名官员透露，“如果当时撤了谢的职，也许对谢是一种挽救，也就不会出现后来如此严重的刑事犯罪了。”

　　“对官员私生活进行监督这个问题，已提出很长时间，但目前收效甚微。”李成言说，“虽然有的地方出台了一些规定，要求官员把自己的婚姻及家庭涉外情况进行申报。但这些规定要么没有强制性，要么没有可执行性，禁令成为一纸空文，或流于空架子，根本于事无补。”

　　毛昭晖指出，我国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性贿赂，法律只认定单纯美色与金钱交易，实际上还有权色的交易，但在我国法律上很难认定。而在发达国家法律上对性贿赂有明确规定，只要是满足需求的，这个需求不管是财产还是非财产，不管是钱还是色，都可以认定贿赂。

　　在毛昭晖看来，中央最近出台的两个反腐制度，尚未涉及性贿赂的方面，中央应该考虑出台相关规定加以明确。

　　“可以改革对官员的评价机制，使官员私生活监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李成言建议，“发动全体群众参与监督，发动舆论力量参与监督，使普通群众对官员拥有监督权、评价权，且评价意见影响到官员政绩考核。只有这样，有些官员在私生活上的放纵才会有所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