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医院狭路行

　　《瞭望》文章：一度讳莫如深的医院改制

　　在有着悠久私人行医历史的中国，公有制医疗机构的改革转制缘何一度那般敏感？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现在总能听见私立医院的提法，可在当时，这四个字硬是断送了张斌的前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卫生界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这个“当时”是在2000年，张斌时任卫生部新闻宣传处处长。

　　他因为在《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我国医院将分公立私立》一文，引起卫生部领导震怒，后被调离。

　　张斌撰文的背景是，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体改办等部门的《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建立新的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制度，将目前的医疗机构分成非营利性（即公益性）和营利性（即私立性）两大类。这意味着，当时中国6万多所公有制医疗机构中，有半数可能成为营利性的私立医院。

　　张斌在文章中判断：“对几十年来一直被人们当作救死扶伤的公益事业的医疗机构作这样的‘分类’，带给医疗界和整个社会的心理冲击当是巨大的。”

　　反弹的确相当剧烈，张斌的去职即为注脚。

　　在有着悠久私人行医历史的中国，公有制医疗机构转制当时为何变得讳莫如深？

　　检视历史，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政府接受了一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教会医院和国民党政府的医院，大量的公立医院则是在1952年后陆续建立起来的。比如，由美国洛克菲勒财团1921年出资兴建的北京协和医院，即在1951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接管。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在医疗机构建设方面，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政策：一方面大力发展公立医疗机构，另一方面，允许私立医疗机构存在和发展。1951年4月，政务院批准发布《卫生部关于调整医药卫生事业中公私关系的决定》。根据这一文件，对于卫生事业中的公私关系，要在为人民服务的共同原则下，实行分工合作，使公私卫生事业各得其所，各尽其力。

　　从1956年开始，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许多私立医疗机构也转向“公办”，或者“公私联办”。在1962年和1963年，卫生部先后制定《农村联合医疗机构和开业医生暂行管理办法》和《农村医生集体办的医疗机构和开业医生暂行管理办法》，这两个办法虽然都肯定了“个体开业医生是独立脑力劳动者，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卫生事业的补充和助手”，但在开办私立医疗机构上作出了程度不一的限制，总的原则是“不妨碍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卫生事业的巩固和发展”，1962年的办法规定为：“应该允许一部分适合开业的医生个人开业”，1963年的办法改为“可以有领导有控制地允许极少数适合开业的医生个人开业”。到1965年，全国城乡个体开业人员由1950年的48万人下降到4.4万人。

　　到“文革”结束，个体开业人员则不足2000人。

　　1980年8月，卫生部就个体开业行医问题请示国务院，认为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卫生力量弱，光靠国家办、国家包，是包不下来的，还要靠集体办，并且要允许医生个体开业，以补充国家或集体力量的不足。经国务院批准，恢复了允许个体开业行医的政策。

　　到1994年2月，国务院发布《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一次把私立医疗机构放在了与公立医疗机构相同的法律地位，规定凡是医疗机构都要取得执业许可证后才可以开业，并统一了不同性质的医疗机构的申请条件、开业程序和执业要求等。

　　此时居主体地位的公立医疗机构，已经暴露出较为严重的弊端：医疗机构人员臃肿、效率低下；卫生资源相对过剩与相对不足并存；特别是由于国家财力不足，医疗卫生界“补偿不足”、“嗷嗷待哺”的呼声此起彼伏，甚至还要为不多的财力是否做到了公平分配而争论。

　　事实上，面对日渐萎缩的财政补偿，中国公立医院早已悄然开始操作补偿主体和补偿渠道的多样化，比如，科室承包责任制、开设特需病房、租赁或贷款购买大型先进医疗仪器设备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公立医疗机构或多或少都已经不是单纯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了。

　　有鉴于此，有人主张，政府应迅速从“办医院”转型为“管医院”，与医疗机构建立一种“只管医院不办医院，你办照我审批，你经营我监督，你违规我处罚，你盈利我收税，你倒闭我验收”的关系。

　　这恰是张斌文章论述的主旨。

　　他在文章中写道：“国家财政对医疗机构补偿不足，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多渠道筹集资金创办卫生事业是必由之路。”

　　其具体主张是，将营利性医疗机构让位于民营资本投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真正做到保防保、放医疗，保科研、放一般，保基本、放特殊，将有助于形成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相互接替和补充的办医结构，更快更好地增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综合能力。

　　以上提法与2009年新医改方案中公立医院改革等有关表述相比，内在精神并无二致。只是张斌走在了政策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