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中国艺术家权力榜

　　顾铮

　　全力提升中国摄影界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上海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许多年轻摄影师是读着顾铮的摄影专著成长起来的，也以能被他“策展”为荣。被顾铮“染指”的摄影家多达五六十位，几乎将中国当代摄影界的代表人物一网打尽

　　顾铮 1959年生于上海，因喜爱摄影，技校毕业后进入中国最早的海鸥照相机厂组装相机长达10年。80年代中后期成为民间摄影团体“北河盟”成员，宣布“以谁也不能替代的眼睛，去认识谁都面临的世界”。1991年赴日留学，攻读人类文化研究科比较文化专业。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已出版《观念的街头》、《城市表情：19世纪至21世纪的都市摄影》等十余部摄影专著，既是声誉鹊起的摄影评论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影展策展人，首届亚洲摄影双年展（韩国汉城），以及首届广州摄影双年展等重要摄影展都出自他手。

　　顾铮走在街头，随身背着的大书包里携一只佳能S90，轻便小巧的数码机，没有专业摄影家长枪短炮的派头——他的肩膀和颈椎受不了重负，而且，从心理上，他抗拒过于仪式化的创作姿态。“摄影应该是生活里的一部分，我带的相机就像是作家的小本子，随手记录点什么。”

　　莫干山50号的全摄影画廊正在展出顾铮与阿兰•朱利安（Alain Jullien）的“对策”，两个优秀摄影策展人互“策”对方作品，三十来张黑白照片静静地挂在那里。阿兰是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创办者之一，据说马克•吕布是他舅舅，不过，顾铮一直也没想起来要向阿兰当面求证此事。“看顾铮的照片总让我联想起爵士乐。”阿兰说。阿兰那些画面充满张力与冲突的作品仿佛一连串鼓点，相比之下，顾铮的“爵士乐”太平淡了，他的幽默藏在无表情之后，连节奏都是隐形的。

　　相机厂被“帝国主义”打垮了

　　最早接触到相机，是在同学家里，当时相机是报社记者与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权。最初，这些中学里的孩子只是互拍合影，后来合影不过瘾了，索性把同学父亲“文革”前的肩章制服、大檐帽穿戴上，化了妆，拍摄设计情节的剧照。有一次，顾铮化了妆在同学家里拍摄，拍“戏”时间长了点，到了吃中饭的时候，同学家里不管饭，只得顶着满脸油彩，一路低着头冲回了家。

　　为了更方便把玩相机，中学毕业后，顾铮干脆进了照相机厂工作。“那是中国最早的照相机厂，先是生产海鸥，后来还生产引进的美能达，厂址在松江，现在已经没有了，被帝国主义打垮了。”10年里，他动手组装了无数台相机。

　　“‘文革’时期，《苏联画报》是我家中能够看到的不多的几种杂志之一。”当时生活条件很差，《苏联画报》上的食物照片太鲜明太丰美，顾铮的妹妹用手狠劲地抓着翻开的画报，想把图片上的美食抓起来送进嘴里。

　　未来的大多数

　　经历过精神和物质双重饥荒的时代，一切资讯都显得弥足珍贵。到了80年代后期，台湾摄影家阮义忠所写的介绍西方现当代摄影的两本书——《20位人性大师》、《17位影像新锐》，在内地受到了如饥似渴的欢迎。

　　全新的摄影理念和叙述方式，催生了活跃的民间摄影组织。“北河盟”最初的成员不过十人，名字是1986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提出来的，据说灵感源自张抗抗的小说《北极光》。

　　“北河盟”决非独有现象。“八五美术新潮运动”、“星星画会”、《今天》……几乎都出现在同一时间，艺术的各个领域不约而同发出了要求自主与独立思考的声音。

　　“我们都对传统宣传意味的摄影比较反感，对唯美的花花草草的摄影也比较反感，社会变动开始剧烈，摄影能否反映个人的感受？”顾铮起草了北河盟第一个展览的前言，宣称要“在黑白中寻找色彩，在静止中寻找运动，在局部中寻找整体，在生命中寻找宇宙，在瞬间中寻找永恒”。这是顾铮“个人策展史”上迈出的第一步。

　　他们的展览遭到了上海摄影家协会领导的反对，但协会理论研究室的朱钟华老先生来看展览，并在留言本上写了这样一句话，“你们是今天的少数，但是将来的多数”。

　　直到现在，顾铮还是不喜欢明信片式的风光摄影，并拥护杜尚的那句箴言——“愉悦视网膜的艺术是所有美学形式中等级最低的”。

　　谁敢偷拍？扭送派出所！

　　城市里的镜头总有一种伺机而猎的意味，被拍者也许会将之视作一种冒犯。顾铮有过因为拍照被“扭送派出所”的荒诞经历。

　　故事发生在4年前，某个商业品牌赞助的艺术展上，他正拿着相机随便拍拍，闪光灯过处，某姑娘冲上前来，“你拍我了！”

　　顾铮很老实地回想了一下，说，“我感觉我好像没有拍你。”他当时拿的是胶片相机，没办法当场调出照片来证实。争执间，姑娘的男朋友跑过来，劈手抢走了相机。“我马上就打110。”警车很快来了，把顾铮、姑娘以及另一个摄影家带上了车。在双方各执一词的争端面前，警察简直显示出了所罗门断案的智慧，他直接把车开到附近蛮有名的冠龙照相器材商店，希望马上冲出相片。当时是下午五点来钟，照相馆已经歇业，旁边某个热心的老大爷说，他儿子是北京电影学院学摄影的，有自己的工作室，可以帮他们冲洗照片。于是老大爷也被装上了警车，一路向老大爷的儿子那儿开去，仿佛一部黑色幽默电影的片段。

　　老大爷的儿子认出了顾铮，“啊，你是顾老师！”他手脚麻利地把胶片冲出来了。警察、疑似受害人以及嫌疑人围举着一条湿漉漉的胶卷，眯着眼睛寻找证据。

　　胶片上根本没有姑娘的影子。事情至此，有些尴尬。这位自称“美籍华人”、刚刚回国不到两月的姑娘下不来台，嘴里嘀嘀咕咕骂着“Shit”。警察不干了，“侬才Shit呢！侬当阿拉听勿懂？阿拉上海警察全是本科毕业！”

　　从下午5点一直折腾到晚上11点。顾铮与警察告别时，警察告诉他，“我也是摄影爱好者。”

　　为摄影展出体系竖立标杆

　　1999年归国之后，顾铮开始把注意力投向中国当代摄影家的创作，这个曾经的个人创作者，把摄影作为当代视觉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更多地承担起了提升整个摄影界的工作。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许多年轻摄影师是读着顾铮的摄影专著成长起来的，也以能被他“策展”为荣。被顾铮“染指”的摄影家多达五六十位，几乎将中国当代摄影界的代表人物一网打尽。“中国当代摄影越来越有意思了，有这么多有意思的摄影家，他们有意思的实践勾起了我写写说说的欲望。”

　　作为“开山鼻祖”，经他策展的首届亚洲摄影双年展和首届广州摄影双年展，为整个摄影界的展出体系竖立了一个很高的标杆。

　　他策展的照片，往往“限量冲洗15张”，这是出于商业收藏的考虑，只有健康规范的收藏制度建立起来，摄影展览才会有健康发展的空间。

　　拥有大量的视觉资料，以及留学日本研究比较文化的经历，练就了他筛选照片的眼光、策划展览的国际化操作思路，以及纵观摄影史的底气。在中国摄影专业策展人严重缺失的前提下，一部分具备学养和眼力者从摄影家队伍里分化出来，担任起摄影策展的工作，这是个人的自觉，也是行业的必需。

　　在顾铮看来，学摄影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看原作，展览意义巨大,“中国的美术馆、博物馆目前给大家的眼睛施肥料的机会其实并不多，所以我们努力的余地很大。”除了策划各种摄影展览，他还想成立Printed Room，让大家可以直接戴上口罩，戴着白手套，把摄影大师们的照片和版画原作拿在手心里仔细捧阅。“面对原作，要一个人静静的，个人和作品有一个对话的空间和时间，通过和银盐照片的物理接触，产生一种心灵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