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诉丢官”应注重科学施政的示范效应

　　法治观察

　　许朝军

　　在“民告官”案件中，如果行政机关因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败诉，那么，政府在追究这个行政机关执法过错责任的同时，还要追究单位行政首长和责任人的责任。郑州市政府8日下发的《行政败诉案件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11月10日《法制日报》)。

　　按照法理要义，只要上升为官司，就会有胜诉和败诉两种结果，涉案的对象必然会有胜诉和败诉二选一的归宿。而对于“民告官”性质的行政诉讼而言，走上被告席的行政机关和行政单位，也必然要面临胜诉和败诉两种二选其一的最终结果。从表面上看，胜诉或败诉是“民告官”官司的终结归宿，但事实上，仅仅停留在胜诉和败诉的层次意义上，对于“民告官”官司而言，并不是科学的落脚点。

　　任何一个“民告官”官司的发生，都缘于“民”与“官”之间产生的矛盾和纠纷，如果“民”胜，那么必然是“官”方的行政行为错位或者违法。那么对于“官”方而言，最关键的不是一场官司的败诉，科学的态度应该是从“败诉”中吸取经验教训，在今后的施政行为中避免类似现象和失误的发生，这才是行政诉讼追求的目标和实施行政诉讼的最终最佳理想境界。如果是这样，那么对于“民”胜的官司而言，行政机关和行政单位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败诉”的灰溜溜之上的，而应该引以为戒，并从中吸取教训。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对案件进行举一反三的剖析，对败诉事实进行责任的划分和反思，就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从这个意义上看，郑州市在追究败诉的行政机关执法过错责任的同时，追究单位行政首长和责任人的责任，无疑就是对反思的一种程序性的应用，同时也是一种警示性的引以为戒和责任反思，这对于今后杜绝类似的违法行政和过失行政行为而言，无疑极具警示效应。

　　但同时，对于一个行政诉讼而言，如果“民”方败诉，那么这个案例的判决，更是对正确的行政行为的一种法理肯定，如果这种肯定效应仅仅是停留在个别案例上，而不能引申和外延为经常性的行政行为，不能普及并渗透到经常性的民事行为，那么这个判决也就仅仅只能是个个案而已。这对于矫正民众行为，对于扩大科学施政的示范效应，对于强化政府机关正确施政的信心和责任感而言，不能不是一种遗憾的忘却式对待。所以，即便是“民”败的官司，其本身更具有示范效应，一方面对于施政行为方而言，绝对是个行为的肯定和鼓励，一方面对于众多行政行为对象而言，也肯定是个行为的警戒和法理的警示。因此，对于一个行政诉讼行为而言，都不能停留在诉讼结果的层次上，而应该延伸一步，将“民告官”的判决效益进行扩延和普及，这才是最理想的“民告官”官司终结程序。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郑州市推行的行政败诉案件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确实符合法理要义的精神，但对于“民告官”官司而言，这只是科学应对态度的第一步。如何将其判决价值延伸和渗透到“官”方胜诉的价值普及意义上，从而使“民告官”官司的裁决价值更全面、对社会更具有普及和警示意义，才更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