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如说，法制完善是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建设是改革的重要目标，法律体系也是改革的有力保障。在象征着改革开放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讲“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由此可见，中国的改革，经济是与法制同步的，因为，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市场交易形态，更是一套法治权利体系。以物权法为例，物权立法历时13年、历经8次审议和多次讨论，在2007年通过。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必须要有保护私人财产的基本法律，这是维护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原则。

　　回顾改革与变法，古今之“法” 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法”对于改革的重要性，从来都是不可忽视的。

　　比较当代的改革与历史上的变法，自然会给人许多不同的感受，比如古代的变法强调至上而下的推动，今天的改革强调民主决策、全面协调推进。其中，还有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变革进程中被人记住的人物。历代王朝的变法，被人们称道的是推动改革的高官重臣，有的改革甚至以官员的名字冠名；当代的改革，让更多的普通人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尽管有的是缘于偶然。

　　翻看每年的“十大法治人物”名单，十年法治进程中的人物图谱鲜活生动。这些年度标志性的人物，大多是自己的职业或者专业背景与法律相关，比如公检法司系统的公职人员、法律专业学者、律师，还有一些日常与法律距离比较远的普通公民，来自民间的“小人物”，他们有的没有接触过多少法律知识，只是按照自己对公序良俗的朴素理解执着行事；他们有的认准了只有法律能改变自己所处的困境，在“讨说法”的道路上顽强坚持……正是这些“小人物”，尽管每年入选的人数不算多，却是当年“法治人物”中的亮点。因为，在他们身上，体现的社会公众正在生长的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正是推动改革与变法不可或缺的力量。

　　所谓公民意识，是社会成员对其在现代国家中的角色定位、理想价值的反应，从国家社会的角度来说，是信仰与认同，从公民个人的角度来说，是权利与义务，简单地说，可以概括为“一份社会责任感”。

　　这让人想起2006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之一——“反酒第一人”王英。河南女教师王英的丈夫因酗酒引发胰腺炎死亡，为此她开始了长达8年的诉讼，先是针对酒厂，再是针对工商部门中的商标管理机构，她的要求是在所有的酒类产品的商标上标明“饮酒有害健康”。

　　颁奖词把王英的诉讼概括为：“从简单的一己之愤的宣泄变成满腔热血地为公众利益代言”，可谓恰当。一己之力挑战一个行业、一项惯例或者传统，不管“反酒”诉讼的结果如何，不管王英现在是否还在坚持，她的付出已足够让人心生敬佩、同时自觉惭愧。

　　法治社会从每个人维护自己的权益开始。王英他们这些“小人物”的坚持是令人尊敬的；选择法律途径，是因为他们心中还有希望，他们对法治的信心是令人感动的；纵使孤立无援，依然百折不回，他们的坚持是令人难忘的。

　　实际上，这些“小人物”的勇气与奉献，不管是主动作为还是被动受到关注，已经推动了许多法律法规的修改，触动了相关方面的制度改革。孙志刚死亡事件引发收容遣送办法废止，这类悲剧触动改革的事例让人印象深刻，但其复制重演人们不愿意看到；张先著提起“乙肝歧视第一案”，他的胜诉促进了国家公务员体检录用标准的统一，助力消除歧视，这样的案例完全可以成为常态。

　　社会成员树立一种公民意识，培养“一份社会责任感”，将汇聚成推动法治建设的强大合力。而背离法治精神的制度观念，正是改革的对象。“改革是一场革命”。我们的改革，当然是包括民主法治建设在内的全面的革新。强调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就是充分尊重人的个性、尊严和权利，而且首先要让人知道自己拥有的个性、尊严和权利，让个性、尊严和权利成为人的习惯意识、价值判断。而个性、尊严和权利，正是公民意识的内核。所以，树立公民意识与坚持以人为本，实在是“一体两面”的解读。

　　回头再看改革与变法，今天的改革不同于历史上的变法，本质的区别更为清晰，那就是公民意识在其中的作用。改革是公民意识的培育与彰显，公民意识是改革的支撑与动力。如果今天的改革要套用“变法”的说法，那么，与“变法”之名相联系的，应该是中国公民。

(责任编辑：刘芬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