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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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企（化名） 18岁，新疆博乐人。15岁时因名字与疑犯相同，而被当地警察抓捕，错误羁押212天 对话人物 |
对话动机
因与疑犯同名，2008年9月，新疆博乐15岁少年王企（化名）被当地警察刑拘。两个月后，他被判处两年徒刑。2009年4月，市法院做出再审判决，王企无罪获释，此时已被羁押212天。起初，王企曾告诉警察自己冤枉。然而，警察的“审讯”让他不敢再说实话。近7个月的羁押，给王企留下了什么？昨日，刚打完吊针回来的王企告诉记者，他现在一想到这些就头痛，也不想再继续读书。本报记者 吴鹏
他们打着我承认
新京报：听说被错抓后，你一直头疼。
王企：对，晚上睡觉的时候，头一直疼。白天一想事情，头就跟针扎的一样。
新京报：是那时候留下的后遗症吗？
王企：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急的。
那天，我在网吧上网，两个派出所的（警察）就来问我有没有身份证，是不是叫王企。他们不问别的，就给我戴上手铐，把我带走了。
新京报：当时没有问为什么抓你？没有喊吗？
王企：我问了，他们就说，到地方你就知道了。然后，直接把我带上车，带到派出所。关了一下午，又把我接到公安局，当晚送到看守所。也不给我讲为啥。问他们，他们也不说。
第四天，提审我的时候，我问咋回事儿，（他们）也不讲，直接就一句话：你犯什么事儿进来了？你抢劫了吧？
新京报：直到第四天，才告诉你因为抢劫？
王企：对。
新京报：可是你没抢劫。
王企：对啊。我说了，他们都不信。（他们）打着（我）承认的。
新京报：什么时候挨的打？
王企：就是讯问我的时候。（他们）打我的肚子、脖子、脸，下巴也有。用拳头、巴掌，还用膝盖顶我。
新京报：为什么打你？
王企：我说我没有抢劫，他们不相信，就打我说：你赶紧承认。当时我哭了，我说我没有，真没有。他们说：你哭啥？本来就是你，还不承认。我告诉他们还有另一个王企。可是，那天我说啥，他们都不相信，就像跟我有仇似的，就说是我。
新京报：可是口供显示，随后你还是认了罪。
王企：那时候我才15岁，（警察）给我说：你赶紧说，说完了，就放你回家。（他们）还给我读了那个主犯的口供，我就跟着胡说一通。
看守所里说冤枉，遭到同伴嘲笑
新京报：被打认罪前，一直没见到父母？
王企：我在看守所时才见他们（父母）。当时有很多看管，我想说（我被冤枉），但是到嘴边也不敢说。当时我爸就给我说，在里面要好好的，就像当兵一样，我就哭了。
新京报：从看守所到庭审，你也没有反映冤情？
王企：我们未成年人关在一块，我给他们也说过（我是冤枉的），他们不信。他们笑说：如果你没有犯事儿，怎么会呆在这里？我还跟他们吵架。
新京报：你难受吗？
王企：难受。每次都一个人躲在墙角哭。
新京报：开庭前那段时间，你没有向看守所管理人员申冤吗？
王企：在那里说，根本没用。
新京报：说过吗？
王企：我只跟关在一起的（未成年人）说过，再没有跟别人说过。
新京报：为什么不和管教说？
王企：不敢说。
新京报：为什么？
王企：我前面已经被打得认罪，那种情形你想象不到的。我啥也不懂，那时才15岁，被打怕了。所以没敢再说。
新京报：判决时，律师为你做了有罪辩护。法庭上，你也没有说你无罪，为什么？
王企：那时在检察院，因为根本没有（抢劫），我就（与口供）说反了，检察院办案的人说：你跟我好好说，你现在说的就又（和口供）不一致，不然，我还让公安局来收拾你。（他）说了这个，又把笔录给我读了。
新京报：因为这个，法庭上也不敢说？
王企：特别害怕，不敢说，害怕有人打我。我心里就是怕他们。离开派出所，我一到那边就说了。
新京报：那边是哪儿？
王企：判完刑，被送到少管所当天，我就给队长说了（我被冤枉）。他们还是有点不信。抢劫的主犯也在那儿，第二天他就跟管教反映了，管教通知我爸妈，爸妈和律师来看了我好多次。此后，我被宣布无罪。
戴着脚镣手铐低着头“现身说法”
新京报：判刑后，你还被叫去“现身说法”？
王企：当时判完了，人还在看守所，管教让我去三个学校演讲，说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去。我也不敢跟管教犟。当时，我出了门，直接把手铐和脚镣戴上。“现身说法”的稿子是管教给我的，就把名字改成我的了。从下午四点出去一直到回来，我都戴着（手铐脚镣），还有摄影拍照片，我心里特别难受。
新京报：台下坐的人多吗？
王企：好多人，都是学生和老师。
新京报：没有抢劫，能读出来吗？
王企：我真不想读。没办法，读着就哭，结巴着读。特别难受。
新京报：下面的学生什么反应？
王企：我低着头，不敢抬头看他们。戴着脚镣手铐，读完了，走路我都低着头。我觉得他们在嘲笑我。（叹气）
新京报：这事让你不想再上学？
王企：我不想让他们（学生）误会我。我演讲的时候，（他们）还给我上新闻。可是现在，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知道我是被冤枉的呢？
新京报：近7个月的羁押，让你改变很多？
王企：我感觉就跟完了一样，以前心情特别好，现在就像变了一个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一下子进去了，跟做梦一样。
新京报：现在身体怎么样？
王企：比以前差多了。以前我全身有劲儿，十几年很少病。现在身子虚虚的，头也疼。住了三次院。心情也不好了。
新京报：有他们打人的证据吗？
王企：当时下巴肿得好高，在里面一个月才好的。可待了那么长时间哪还有伤？哪有证据？不过，我现在脖子还是不舒服，跟抽筋一样。
想让他们在我现身说法的地方道歉
新京报：你恨他们吗？
王企：恨，说心里话，真恨。但是恨的是冤枉我的（警察）。最恨打我的。
新京报：他们道歉了吗？
王企：到现在没有（声音变大）。
新京报：你打算怎么办？
王企：我就想尽快把这个事情解决完。我现在天天心里面想这事儿，但是一想头就疼，一想头就疼。他们也不给我办，一拖就是几个月。从我出来到现在，拖了快两年了。
新京报：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王企：我那时（现身说法）去演讲了，现在他们要给我恢复名誉。
新京报：怎么恢复？
王企：怎么说呢，我认为，好多人一定认为是我干过那事儿。我想让他们知道，我是被冤枉的。我想让那些人（打人警察）道歉。他们再去学校，到我当初演讲的地方，公开道歉。
新京报：假如他们道歉了，你以后怎么打算？
王企：我现在（停顿），不想想（这些）。
新京报：还想上学吗？
王企：不想上。那个事儿之后，已经一年半了，再上能跟得上吗？真的跟不上了。
新京报：再从初二开始，你愿意吗？
王企：不愿意，毕竟十八岁了。而且，学校都知道我演讲（现身说法）的事情，都见过我。
这反映出我们对国家赔偿的根本期待：这其实是一种压力，倒逼着公权力执行者管好自己的手脚，减少对公民的伤害，而这种倒逼中，追责，无疑是最有效的。[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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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真正的忏悔，就永远不会收获错案最深刻的真相;没有重复错案倒逼出的法制进步，无论多么圆满的善后处理，也难以被宽恕。因此，无论职务升迁，还是工作岗位异动，都不能勾销当年办案人员该担当的责任，无论于情还是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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