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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城市化中更应注重农民权益 消除城乡障碍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1年02月15日02:41
  访谈

  访谈嘉宾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

  李强:清华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院长 博士生导师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系列报道《记者还乡》展现了故乡的各种变化,在这些对故乡真实的记录中,许多篇章关注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问题。本报记者采访3位专家,进行分析解读,希望能给社会的和谐发展建言。他们认为政府应将更多的公共服务向农村、向农民覆盖,使城乡良性发展。

  “过去与现在同时并存”

  新京报:《记者还乡》系列报道是否能体现当下中国的某些方面,你从中读到了什么?

  党国英:报道能反映出中国城乡变迁脉搏。我能够读出的是,家乡是过去,城市是未来。只有在中国这样一个变迁中的国家,才能使过去和现在同时存在。请注意,我说的家乡是过去,不是指农业成了过去,而是指家乡那种社会关系的过去。农业是可以现代化的。

  新京报:能否对过去与现在作一比较?

  党国英:作为过去,消极的东西多;作为未来,积极的东西多。

  新京报:你说过去消极的东西多,可也有很多人对消失的一些过去表示遗憾,比如说年味淡了。

  党国英:年味淡了未必就是坏事。其实,礼数也会给人带来痛苦,如鲁迅的批评,是吃人魔鬼。

  “农村有凋敝也有繁荣”

  新京报:据我们观察,随着城市化,有些农村出现了凋敝,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张鸣:其实情况也不尽然,有些发达地区如沿海的浙江、福建的农村社会在走向繁荣。

  新京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张鸣:因为这些地区的工业化不是城市工业化,是包括小城镇在内的成片工业化,小城镇的带动下,农村不太可能凋敝,反而会发达。

  新京报:这种状况有可能会改变吗?

  张鸣:目前的情况有些变化,过去中西部是迁出地,沿海是迁入地,现在有些企业开始西迁,从业人员也跟着西迁了。

  新京报:发达地区的农村会存在什么问题?

  张鸣:环境污染、社会治安会是这些地方所面临的问题。长三角、珠三角至今也没有治理好环境污染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又是必然,但环境恶化到今天这等程度是不应该的。

  “农民应该是种职业”

  新京报:记者观察的很多落点最后都落在农村,当前农村发展中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党国英:现在有些农民已不是农民了,却没有市民的权利;许多农村已经以非农产业为主了,有的干脆没有了农业,但还被当作农村,政府的公共服务没有覆盖它们。

  张鸣:城乡的关系没有理顺。农民虽然人口众多,但不是社会主角。

  新京报:城乡之间该如何良性发展?

  张鸣:正常的城乡关系应该是农村是城市的粮食和蔬菜的提供者,但现在不是。城乡之间如果良性发展的话,农民就不该像现在一样是种身份,而应该是一种职业。

  新京报:为达到这样的良性发展,是任其自然发展,还是应该有人为干预?

  张鸣:应该是任其自然发展,但政府应有意识地消除障碍,比如完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人为干预应该是顺应潮流地引导。

  “祠堂是一种寄托”

  新京报:此次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不少地区的农村都在兴建祠堂,兴修族谱,你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李强:首先,对于一种文化模式我们很难去评价它的对与错。

  我想牵头修祠堂的人,在修的过程中,通过联络社会资源,也会扩大社会资本。这是祠堂在农村再次兴起的现实基础。

  另外一个原因是,如今许多人缺乏精神寄托。祠堂则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寄托。

  新京报:能否详细解释?

  李强:中国自古就不是宗教社会,不是宗教国家,但人总要有精神寄托。中国崇尚祖先,族谱作为寻根的载体,很有文化魅力。

  新京报:很多学者认为,之所以现阶段祠堂文化兴盛,是因为市场经济还不完全,进入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祠堂文化就会消失。因为市场交换要的是平等,而不是人际关系。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李强:理论上推,确实是这个逻辑。今后的家族、宗族观念与以前的相比,一定会很大的变性和变种。祠堂文化建立在宗族、血缘之上的不正常的社会关系网,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消退。但不变的可能就是血脉的传承。

  “城市远非天堂”

  新京报:一些农民向往城市,但城市就没有遗憾了吗?

  党国英:城市远不是天堂,城市化也给人们带来痛苦,如环境和工作场所引起的病患,就是一种代价。城市的自由是打折扣的,甚至可以说新的束缚替代了旧的束缚。但农民进城义无反顾,说明农民自己有一个比较,而比较的结果,是城市比家乡好。

  新京报:这样的趋势会不会使中国农业衰败?

  党国英:我不担心这个。当农业能挣钱的时候,大学生也可做农民。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但城市化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且农业要存在,农民的社会地位要转化。

  新京报:新的城乡转轨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党国英:有两点要注意:第一,这个转型过程容易出现不平等问题,事实上已经有这个问题,必须把贫富悬殊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第二,在体制上,不要把城乡二元机制搬到城市,形成城市内部的二元机制,事实上,这个情况也已经存在,必须要统筹解决。

  乡村的“过去”能不能转化为“未来”?城市的“未来”能不能更自由、更人道?这是两个根本问题。 本报记者 钱昊平 (来源:新京报)
(责任编辑:黄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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