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参考报
一项源于七年前的改革，在改变一座城市和一片乡村的同时，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更广阔的地区。
自2003年起，特别是被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四川省成都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通过全面、系统、深入的改革实践，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在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推动发展方式根本转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初步形成了城乡同发展共繁荣、城乡群众共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一条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型城市化路径
成都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解决“三农”难题要靠城市带动，加快城镇化进程是首要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十一五”末，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7.5%，但有的城市自身发展水平并不高，存在城乡脱节的片面城镇化和缺乏规划的无序城镇化现象，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现象严重。
克服传统城镇化发展弊端，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真正走出一条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成都改革必须破解的首要难题。
基于这样的思路，从2003年开始，成都逐步探索走出了一条以科学规划为引领，以“三个集中”、“三次产业互动”为核心，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路径。
成都的主要做法是：
推动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按照“一区一主业”的定位和工业集群发展规律，成都市优化工业布局，将全市分散的116个开发区整合为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划建设了13个战略性产业功能区和一批区(市)县产业功能区。避免重走东部地区曾经“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老路。2009年，全市工业集中度达到了7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单位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均下降20%。
引导农民向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集中。为顺应城镇化梯度推进的趋势，一面努力推动中心城区和县城加快发展，一面大力实施重点镇优先发展战略，选择了一批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通过政策倾斜和多方支持，促使其迅速转变为现代小城市，产业水平持续提升，人口吸纳能力显著增强；同时，适应农民改善居住和生活条件的迫切要求，加快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7年多来，上百万农民有序进入城镇、农村新型社区和二、三产业，实现了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同时也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
推进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人均耕地不足0.6亩的事实，极大地制约了当地农民增收，也是成都改革中不可回避的现实矛盾。为此，成都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稳步推进土地向农业龙头企业、农村集体经营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种植大户集中，全市1/3的耕地已实现规模化经营，带动67%的农户实现农业产业化，形成了优质粮油、生猪、蔬菜、水果等十大特色优势产业，优质粮油等十大特色农业，现代农业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
“三个集中”有效推进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联动。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走集约、集群发展道路，带动城镇和二、三产业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农民向城镇集中，聚集人气和创造商机，也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进一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每一个“集中”，都意味着对农民权利的释放；每一个“联动”，都是农民权利的“联动”。
规划是科学发展和依法行政的基础。在实践过程中，成都以“三个集中”为基本原则和方法，率先在全国实施“城市规划”向“城乡规划”转变，改变了“规划不下乡”的传统，在全国率先将规划延伸至乡、村一级，变传统的城市规划为城乡规划。在此基础上又制定了“全域成都”规划，在1 .24万平方公里市域范围内，统筹规划中心城区、中小城市、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合理分布的城镇体系，同步推进城市和农村的现代化，并逐步建立完善了覆盖城 乡 、 多 规 协 调 ， 编 制 、 审 批 、 监 督 “ 三 分离”的新型规划管理体制。
2009年底，成都确立了城市发展的远景规划，放眼未来30年，努力建设体现“自然之美、城乡一体、社会公正”核心理念的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以科学规划为基础，成都探索建立了一套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机制：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基础上，以市场化的思路，积极建立以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为重点的城乡资源要素管理分配机制，统筹解决好了耕地保护的“动力”、城市发展的“空间”和农村发展的“资金”三大难题。
为保护好耕地资源和粮食生产能力，成都坚持严格的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并在全国率先建立耕地保护基金，以市县两级的土地增值收益为主要来源，每年筹资28亿元，按每亩300-400元的标准为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民购买社保提供补贴，惠及全市170多万农户。这一举措完善了耕地发展权的补偿机制，使农民保护耕地的内在动力被激发出来，不但有利于提高耕地保护利用水平，也促进了社会公平。
通过这一系列理念和措施，成都真正将农村、农业、农民从规划、建设和管理上融入城镇化的进程。不但促进了城乡同发展共繁荣，也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从而较好地避免了传统城镇化的弊端，使成都初步展现出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和谐相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乡形态。
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配置的体制
城乡一体化，除了从“硬件”和“物理形态”上统一规划，更要从“软件”和“化学融合”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分割的体制机制。
长期的二元体制分割，使城和乡在公共服务供给上长期不平等，造成了城乡居民之间过大的“福利差距”。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成都从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市场体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管理体制”等方面入手，率先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均衡配置体制。
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成都地区农民居住相对分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下乡”成本高昂，资金利用效率低下。为解决这一难题，全市通过合理规划，实施乡镇区划调整，撤并了30%的乡镇、47%的行政村，引导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在此基础上推动交通、供水供电供气、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城乡联网，配套实施了410所农村中小学、223个乡镇卫生院、2396个村卫生站的标准化建设，基本实现了城乡教育、卫生服务一体化。
与此同时，成都市着眼于从根本上打破行政管理体制上的城乡界限，成都探索实施了城乡贯通的“大部制”改革，对市政公用、交通、财政等30多个部门，实行“大部制”改革；公共政策、公共财政、公共设施全面向农村覆盖。比如，市房管局在职能调整后变更为市城乡房产管理局，既负责城市房产管理，也负责农房管理，实现了城乡房屋同证同权统一管理。
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最为艰难的环节。在2003年以来全市农村逐步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民养老保险的基础上，2008年，成都颁布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实现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统一、待遇一致；2010年，颁布实施《成都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建立城乡一体的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了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并轨。同时，成都将农村劳动者按常住地纳入城乡一体的就业服务体系，并建立起覆盖城乡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体系，实现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统一。2011年4月1日，成都市行政区域内在职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5大社会保险将实现城乡同等待遇，全面消除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碎片化”现象。社会保障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这一改革成果“具有示范意义和在全国推广的重大价值”。
还权赋能 扎实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统筹城乡改革发展，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基础也在农村。
市场体制的二元分割，加之大量农村富余人口必须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的新形势下，由于财产权利的不清晰不完整，农民尽管拥有土地、房屋等大量资产，却难以转化为发展的资本，常常处于用不好也放不下的尴尬境地。
“不解决好产权问题，就激活不了农村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就形成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这是成都上下一致的共识。要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必须让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
为解决这一关键性难题，成都市委2008年初出台《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善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试行)》，启动以“还权赋能”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目标是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
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作为全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首个试点村，率先开始为农村土地、房屋确权颁证。一开始，各级干部疑虑重重：这项工作事关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直接触及农村土地上长久以来因缺乏合理产权安排而积累的各类矛盾。能不能顺利推进？最初的疑虑很快被打消。
鹤鸣村的村民在党支部引导下组成了村民议事会，自主协调解决了确权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面对确权需要统计的大量数据(90多个类别，户均200余项)和复杂的实地勘测工作，干部和村民们一起想出了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将每户土地挨次排列绘制在一起，入户调查时带着图现场测量核准，就在图上直接标明土地面积、类型、权属等基本情况，出现矛盾，则由议事会协调解决，达成一致后，再由农户签名捺指印确认，从而形成了一张一目了然又清晰准确的“鱼鳞图”。用这个办法，不但工作量大幅减少，绝大多数长年积累在土地上的矛盾也都得到了妥善解决。
村民议事和“鱼鳞图”这两项创造，彰显了农民的智慧和能力：只要农民有积极性，不管看起来多么复杂的问题，都能由他们自主解决好。村民议事机制很快在全市得到推广，成为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鱼鳞图”经过完善和提升，也成为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普遍应用的技术手段，并为实现城乡群众财产状况的信息化管理奠定了重要基础。
两年多来，成都坚持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确“实”权、颁“铁”证，严格要求确权以实测面积为基础，切实做到实测与台账、权证、耕地保护合同记载及耕保基金发放面积“五个一致”，系统厘清土地、房屋财产关系。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目前，全市2661个村，35857个组集体经济组织、212万户农户、485万宗农民承包地、宅基地、房屋等农村产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已基本完成。这也意味着成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真实地摸清了农村的“家底”。
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社会学家陆学艺由衷地感慨：“成都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确权颁证过程中，新的探索也在萌动。以双流县兴隆镇瓦窑村为代表的一批村组，在村民充分自主协商的基础上，率先进行了土地承包 经 营 权 和 宅 基 地 使 用 权 “ 长 久 不 变 ” 的 探索，为进一步稳定农村经济社会关系、深化农村改革发展积累了经验。
在5·12灾后重建中，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果在此时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依据国家灾后重建政策，都江堰等地的受灾农户拿出建房节约的部分宅基地的使用权引入社会资金实施联建，不但为自家住房重建筹集了资金，也为长远发展和持续增收奠定了基础。灾区不具备联建条件的很多地方，在确权颁证基础上，利用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引导农户按规划集中建房居住，通过将节余的集体建设用地挂钩使用筹集了大量急需资金，大大加快了重建步伐。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唤醒了大量“沉睡”的农村资产，广大农村焕发出蓬勃生机。从成都的实践中不难看出，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落实好农民的财产权利，不但为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将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落到实处，更重要的是，农民从此能够充分借助自身的力量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大量复杂问题如何处理？村级公共服务改革中的每年20万元怎么花？成都以此为契机和突破口，深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按照“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深入做好群众工作、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原则，采取“有钱办事”与“民主议事”有机结合的方式，探索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由群众民主决定基层事务。
按照“三分离、两完善、一改进”的思路(村级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社会职能与经济职能分离、政府职能与自治职能分离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完善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改进农村党组织领导方式)。从2008年开始，在所有村和涉农社区由农民直选成立“议事会”，构建起了党组织领导、议事会决策、村委会执行、其它经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20万元/年的专项资金使用完全由村民民主议定、民主决策、民主监督。
“代民做主”向“群众自主”的转变，使基层大量深层次矛盾、历史遗留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有效调动了群众改革积极性，推动了改革，强化了基层政权。
本刊稿件均由本报记者丛峰、肖林、陈健、许茹采写
解读成都的投资“磁力”
就在最近，沃尔沃正式宣布，在成都投资建首个中国生产基地，参与和支持中国西部大开发。
几乎是同时，“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通过国家验收并揭牌，汇聚于此的英特尔、富士康、戴尔、德州仪器等一大批知名企业，将在2015年形成5000亿元产值的IT产业集群。
2010年底，《福布斯》杂志发布的全球“未来10年发展最快的城市”排行榜中，成都位居第一。今年3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成都这一投资热土今后将更具吸引力。
成都投资环境的“磁场效应”是怎样形成的？
中国经济增长新的一极
对于成渝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青年学者、成都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汤继强博士说，这增强了成都的核心竞争力和总体支撑能力，并且大为增强了成都与世界对话的话语权，同时还扩大了我国经济的回旋空间。
作为成渝经济区的核心，成都正在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在成都高新区，2010年宣布落户的戴尔、联想、仁宝、纬创等项目，正按计划推进，到2011年10月将形成1亿台的电脑生产能力，占全球总产能的约20%。“这将彻底改变整个IT产业的布局。”汤继强说。
记者从成都高新区有关方面了解到，在富士康项目的“争夺战”中，郭台铭表示可以考虑成都，但条件严苛：必须在3个月内建成几十万平方米的厂房，半年内厂房达到170万平方米，厂房要建在综合保税区内，富士康项目用地要4平方公里，另需10余平方公里做生活配套。
对此，负责与郭台铭商谈的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当即表示：3个月建好厂房没问题，并坦然地在责任书上签字。仍存疑惑的郭台铭在得知葛红林曾是上海钢铁研究所高级专家，并在上海五钢集团公司、上海宝钢集团公司任领导，是钢构厂房方面的权威时，郭台铭欣然拍板，敲定了成都项目厂房用地、地点、规模及预定投产日期。
2010年10月22日，富士康集团在蓉投资的首个生产性项目投产；而76天前，生产大楼所在的地方，还是一片空地。富士康集团投资长庄宏仁在投产仪式上说：“成都项目76天建厂并投产，创造了富士康全球建厂史上的一个新的纪录。”
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葆调研富士康成都产业基地厂区建设和企业生产情况时，称赞富士康的“成都速度”创造了世界纪录，并强调要抓住这一轮电子信息产业向西部转移的机遇，发挥好富士康等知名企业的带动效应，推动四川电子信息产业迅速崛起，跨越发展，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赢得竞争新优势。
如果说2003年8月英特尔宣布在蓉投资，是电子信息产业成为成都经济发展新引擎的起步之举，那么引入富士康成都项目，则是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实现崛起的标杆。紧随富士康项目落户成都，戴尔、仁宝、德州仪器、联想、纬创……众多城市都在“争抢”的重大电子信息产业项目接踵而至，相继落户成都。
汤继强分析，如此高的签约密度、如此众多的世界级电子信息企业，将带动众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形成年产值几千亿元的IT产品产业链，合力使成都的电子信息产业走上世界舞台。
直奔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
成都近年来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跳出只有工业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发展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的传统发展模式，优先配置资源、政策和人力，直奔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从而构建起符合自身发展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增强自身的产业竞争力优势。
高端产业聚集迅速，推动成都高新区成为成都经济发展跨越的“引擎”。如今，三大主导产业集约集群发展态势明显，在全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达到80%。其中，电子信息产业已形成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集群、集成电路产业集群、光电显示产业集群和通信产业集群(3G关键技术研发、制造)；生物医药产业已形成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等领域特色；精密机械制造产业以航空维修及零部件制造和精密模具为代表，形成配套和支撑。
伴随着沃尔沃的落户，在位于龙泉驿区的成都经济开发区，汽车产业集群正在形成，实现了“八车四机”的产业布局，八车包括一汽大众、一汽丰田、吉利、沃尔沃、川汽、大运重卡、一汽专汽、一汽客车等，四机涵盖神钢、卡特彼勒、海瑞克、普什重机。到2016年，成都经开区的年产汽车能力将超过100万台，从而奠定其在中外汽车产业中的重要地位。
公开资料显示：富士康成都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的总产值将达到2000多亿元，是四川全省此前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的1.6倍。正如庄宏仁所分析，富士康将与成都一起，完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产业链升级，把全球领先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放到成都，加快引进上游配套厂商，在西部形成完整产业链，加速产业链各环节在四川、成都的立体构建。
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在富士康成都产业基地调研时指出，四川省电子信息产业基础好，科技和人才优势突出，要紧紧抓住电子信息产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的契机，承接大项目、好项目，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加快优化升级。要通过引入行业领军企业，有力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和项目，形成产业链，壮大优势产业集群，增强电子信息产业的竞争力。
事实上，富士康、沃尔沃及众多“巨头”的落户，正推动成都直奔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抢占国际产业分工的制高点，加快建立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现代产业体系。这不仅带动城市整体性跨越，也进一步增强了在成渝经济区乃至西部的聚集辐射能力。
以高新区为龙头，成都软件产业蓬勃发展。近日纬创集团成都制造基地项目也在成都双流县破土动工。到2011年10月，成都将形成1亿台的电脑生产能力，占全球总产能20%左右。这意味着，全球生产的电脑，每5台中就有1台是“成都造”。按照计划，富士康成都基地将共建52条iPad生产线。按照计划，今年内，全球2／3iPad将由富士康成都基地制造。
2010年成都市服务外包合同登记3 .36亿美元，同比增长99%，列西部示范城市之首。截至目前，全球排名前10强的服务外包企业中，埃森哲、IBM、威普罗等3家先后落户成都，此外，摩托罗拉、育碧、安捷伦科技等20余家跨国企业在成都建立了内部共享服务中心或研发中心，马士基全球单证处理中心及物流处理分公司，D H L成都服务中心和中国区财务结算中心，西门子全球IT运营中心等陆续投入营运。
而作为未来发展前景最广阔的新能源产业，成都也在全国占据重要一席。2009年，成都新能源产业销售收入位列中国西部第一，2010年1-11月，成都规模以上新能源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72.34亿元，同比增长42.6%。发展重点涉及太阳能、核能、风能、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照明、储能装置、智能电网以及生物质能等。根据成都光电光伏产业集群规划，到2017年，将实现工业增加值260亿元，主营业务收入700亿元，到2020年将形成千亿元的经济规模，建成中国西部的光电光伏产业基地。
为产业发展提供支撑能力
日前通过国家验收并揭牌的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创造了多个全国之最：审批效率全国最高，从申报到批准设立只有86天；建设速度全国最快，从批准设立到通过国家验收仅用了4个多月；集保税出口、保税物流、口岸功能于一身，是目前国内功能最全、政策最优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汇聚了英特尔、富士康、戴尔、德州仪器、莫仕连接器等20多家企业……
今年2月，中国中西部规模最大的航空货站，成都双流机场航空货站一期正式投用。到2012年，双流机场第二跑道正式投入使用后，成都机场将成为国内第四大国际性枢纽机场。
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这是四川省在新时期对自身发展的一次全新定位。其核心，在打造枢纽。作为四川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前沿，成都率先谋划，积极营造新的区位优势。
“要始终把"两枢纽、三中心"(交通枢纽、通信枢纽；物流和商贸、金融、科技中心)建设作为强化城市功能、推动产业升级、实现追赶型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基础摆到优先发展位置。”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提出。
近年来，成都作为中国西部交通枢纽，加快构建铁路、航空、高速公路及市域快速路等综合运输通道、综合客运枢纽、区域物流中心、综合运输管理和公共信息平台，加快形成成都至贵阳、兰州、昆明、西安、武汉4小时交通圈，至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8小时交通圈。强化面向世界的成都航空枢纽建设，将成都的辐射腹地扩展到印巴、中亚、东盟等更加广阔的“大西部”。同时，构建以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快速通道为主体的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形成成渝经济区1小时交通圈和成都经济区半小时交通圈，实现“同城效应”。
成都市政府颁布的各项政策，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创造了优质的环境，一批主营业务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物流企业编织起成都快速的物流网络。成都提出，到2010年建成西部地区重要的物流中心，物流业对成都经济的贡献率达到13%以上，成为成都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到2020年，物流业将实现增加值1300亿元，对成都经济的贡献率达到17%。
人才资源优势，为成都的发展源源不断地补充强劲的动力。成都是西南地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最集中的城市之一，有近60万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可为企业提供10余万大学生和8万余专业技术工人。丰富的人才资源为成都的产业功能区建设提供了支撑。
强化政府对产业的服务
“尽最大的努力，创造最多的条件，为企业搭建快速发展、健康成长的"温床"。”这是成都的承诺。“高效率、快节奏”这是投资者对成都这座城市高效服务的评价。
成都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敬刚说：“产业发展是高新区的生命线，政府要服务企业、服务项目。产业的事、项目的事、企业的事、老百姓的事比天大。”
为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成都不断增强投资环境比较优势。从2001年开始，成都市就大刀阔斧地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后取消(调整)行政审批事项1059项，削减了91%，成为全国同类城市中保留行政许可最少的城市之一。对需保留执行的107项行政审批事项，全面优化审批流程，企业准入类审批实际办理时间最短只需要1小时8分，平均时间为3个半小时。
2007年7月，成都市率先在全国试运行并联审批，将行政审批从“一站式”改为“一窗式”。2007年9月11日，成都市并联审批在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上获得“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
从2008年1月1日开始，成都全面实施投资建设项目分段式并联审批，使投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时间由160多个工作日压缩为80多个工作日。
作为国家首批“创建世界一流园区”试点，创新能力和更细致的全方位服务，是成都高新区得以快速发展并吸引众多高新企业落户的“法宝”。成都市长助理、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韩春林说：“做产业要持之以恒，要耐得住寂寞，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必会先行先试先成功。”
近年来，高新区致力于优化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健全创新机制，培育创新人才，初步走出了一条内生式发展的创新之路。目前已经建成了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以8个国家级孵化器为骨干、23个企业创办的孵化器为辅翼的孵化体系，成为全国最大的科技创新载体，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平均超过3%。
不仅是高新区，政府优惠的政策、高效的服务让众多投资商青睐成都。“水、电、气”是企业生产的基本要素，成都在保障企业这些要素需求方面尤其到位。为了方便企业生产，在企业选址建设的同时，水、电、气相应的配套服务都全部跟上，真正做到了“企业投资”与“要素规划”同步。
今年3月初，成都正式启动电网“腾飞工程”。总投资超过250亿元人民币，根据该工程计划，到2015年末，成都将基本建成坚强智能电网，年供电能力将突破500亿千瓦时。一流的电网势必成为成都招商引资搭建更为有力的发展平台，富士康、仁宝、戴尔、一汽大众、沃尔沃等成都重点项目，在成都的生产都将拥有全面的供电服务保障。
资金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如何使这根链条更加牢固，成都市创新金融服务中心建设，积极破解企业融资难的瓶颈。近年来，成都加大了对外开放力度，支持引进各类符合条件，尤其是对健全辖内金融服务体系有促进作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在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上，成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担负了重要角色。自1999年成立以来，公司注册资本逐年增加，担保能力持续放大，已累计向中小企业提供担保163亿元，仅2008年就实现中小企业担保额73亿元，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成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更是加大了力度。投资成都之初，英特尔专门把成都当地法院的知识产权案例逐个进行了研究，最后得出结论成都市对知识产权保护态度积极、处理及时。这个结论坚定了英特尔投资成都的信心。
2010年，成都实际利用外资64.1亿美元。截至目前，189家世界500强企业选择落户成都。成都的世界500强数量和实际利用外资额，在中国中西部居首位。
打造“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成都市新津县兴义镇三面环水，风光秀丽。由于位置相对偏远，无法吸引工业投资，全镇的老百姓九成以上以农业为生。他们呼吸着最新鲜的空气，但梦想能够过上富裕的日子。
2009年4月，台湾企业家姚祖骧来到兴义，被这里纯朴的民风和没有污染的自然环境所吸引。他联合了有机农业专家田月皎和景观生态规划专家詹鸿维两位专业人士，在多次实地走访后向当地政府提出：以有机农业为核心，把兴义打造成为一个有机生态小镇。
田月皎说，他们来兴义搞有机农业，看重的是这里良好的生态环境，但最重要的，还是成都市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理念，从规划上就保护好了兴义镇的山水林田。现在，兴义镇已成功引入社会资金20亿元，一座以有机农业为核心的生态小镇正在蓬勃兴起。
成都自2003年起，探索走出了一条以科学规划为引领，以“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和“三次产业互动”为核心，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路径。“三个集中”抓住了“三次产业互动”发展的内在规律，实现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联动推进。
2009年底，成都确立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和长远目标，沿着城乡一体化的科学发展之路继续前进。按照目标定位，未来的成都将是一座城乡一体化、全面现代化、充分国际化的区域枢纽和中心城市，城乡繁荣、产业发达、居民幸福、环境优美、文化多样、特色鲜明、独具魅力。
七年来的持之以恒，成都探索走出的这一新型城镇化道路，不但促进了城乡同发展共繁荣，也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从而较好地避免了传统城镇化的弊端，使成都初步展现出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和谐相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乡形态。
紧邻富士康等众多项目的周边，一个为企业配套、可容纳数十万人的“高新西区郫县新城”已拔地而起。围绕一个产业构造一个综合生活环境，社区里除了富士康的员工，还有其他企业的员工，有中层管理人员、外籍管理专家，有城镇的居民，有医院、电影院、学校等，实际上是一个小社会，有效地消除了代工企业的封闭性运营，让员工更好地融入社区、更多地接近家庭，释放紧张工作节奏所带来的心理压力。
“通过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改革，成都在教育制度、就业机制、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卫生医疗制度等各方面探索创新机制，大大改善了城乡一体的投资环境。”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葛红林认为。
成都中院创新审判、执行运行机制
为了从制度上明晰法院内部管理职责，构建审判运行机制，加强监督管理，从2007年以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信息化为支撑，一方面着力构建防范“审判管理职责边缘化和行政化”的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有效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实行层级管理、分权制衡的执行工作新机制，同时对内构建法官业绩考核评价体系、对外深化审判公开的双重监督激励机制，全面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配好“审判权”和“管理权”
法院审判工作错综复杂，但都是在审判权和审判活动管理权这“两权”行使过程中展开的。近年来，成都中院以推进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两权”改革为核心，着力构建法院内部审判运行机制，有效解决了法院内部“权限不清、职责不明、效率不高、运行无序”等问题。
成都中院对合议庭、审委会等“审判组织”以及以院、庭长为代表的“审判管理主体”，在审判流程各个节点、各类不同案件以及各项不同审判事务中的职责与功能，分别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从书记员、法官、庭长到院长，各主体在审判活动中的权限与责任都有具体的划分，并通过电脑操作系统将这些内容动态地植入到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之中。审判管理权侧重于“点、线、面”三个方面：点上管住重点案件和审判质效不高的个别法官；线上管住案件的主要流程以及评估、拍卖、鉴定等重要环节；面上不断分析和总结在改判重审案件、审结周期、涉诉信访等方面的情况。这些措施使“两权”的行使由过去的无规则变为有规则，潜规则变为显规则，不合理的规则变为理性规则，软约束的规则变为硬约束规则。
分权制衡破解“执行难”
法院执行传统上是“一包到底”方式由一名法官从始至终主导一个案件的执行全过程，很容易导致工作懈怠和权力的滥用、寻租，从而出现不执行、乱执行怪象。
为加强监督和制约，成都中院对法院执行权力进行“分权制衡，层级管理”：将执行权力和执行流程进行细分，一个承办法官不再单独承办一个案件，而是同时负责多个案件的同一个执行环节。如执行调查法官只负责财产的调查和控制，评估、拍卖法官只负责评估拍卖事项，如同企业的流水作业生产线；实行三级控权，四级审批，避免查封、冻结等权力的不行使、越级行使；通过多人合议制度等方法，将执行案件在内部全程公开，切断了暗箱操作的可能性。
通过改革，目前成都中院当事人对法院执行提出的异议大幅度减少，受理执行异议案件较往年同期下降92%。涉及执行的信访同比下降40%。执行人员被投诉率降至历史最低，执行人员违法违纪现象得到全面有效遏制。
法官的工作业绩评价是个普遍性难题，为了防止“干好干坏一个样”，成都中院出台了《法官业绩记录评价系统实施细则》，投入运行“法官业绩记录评价系统”，电脑系统根据有关指标，对法官承办案件实时加分、扣分，据此进行评价和考评，作为法官考核、评优、轮岗和晋升的重要依据。
成都中院探索“完全阳光透明”的审判：通过互联网，全面向社会公开“立案排期、庭审、裁判文书、鉴定拍卖和诉讼证据资料”6类审判信息，研发了面向当事人的1对1个案信息公开系统，搭建了审判公开工作外界评价和反馈系统。全方位的审判公开成为社会了解法院、加强法官外部监督、提升法院公信和权威的一个重要方法。
成都实践意义重大
四川大学教授顾培东、龙宗智等学者认为，成都中院的实践是解决当前法院公正高效和司法廉洁问题的最富基础性、也是最有效的尝试。近10余年来的司法改革涉及的往往是某个或某些方面，未能系统、全面、综合地理顺法院内部的权力关系，从而未能从根本上构建一种有效的微观运行机制。因此，成都中院的经验，能够为全国各地的法院、甚至其他司法机构的改革提供很好的示范和启示。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及其相关部门多次到成都法院调研指导“两权改革”，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以研究室主要负责人牵头的指导小组，在调研后认为：改革完全符合最高法院的“三院建设”的要求，通过从严治院、科技强院达到公信立院；是解决法院“三难”问题庞大而精细系统，令人振奋；具有较大的研究和推广价值。最高法院将成立课题组进行后续研究，提升和概括成都中院“两权改革”的精神实质和应用价值，并适时向全国法院推广。
四川省高院在成都中院召开了现场会，推广其经验，四川高院主要领导认为，成都中院“两权”改革想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全省法院面临的普遍性问题，法院管理问题是法 院 面 临 的 主 要 矛 盾 。 在 这 个 问 题 的 解 决上，成都经验非常管用。
两权改革以来，成都两级法院的服判息诉率稳步提高，达到近90%，案件被上级法院改判和发回重审率降至五年来最低，审判公正指标显示审判质量明显提高；法定期限内结案率上升到90%以上，审判效率较快提升；涉诉信访案件大幅减少几十个百分点，社会评价普遍趋好；法官违法违纪率不断下降，腐败现象从源头上得到遏制，全市法院违纪违法案件发案率、纪检监察信访率为近些年来最低。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的调查显示，当地90%以上的社会公众认为成都法院和法官的工作和形象在不断提升，司法权威被高度认同，司法廉洁获较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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