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等事件拷问社会底线

　　美国：生命、自由与底线

　　不管怎么变化，守法就是美国人最基本的底线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青帝发自芝加哥 说到底线，有人说美国人奢侈浪费，崇拜金钱，物欲横流，似乎没有道德底线。的确，美国政府和个人都是债台高筑。电视真人秀里充斥着背叛、未婚先孕、乱交，甚至鼓励两面三刀、狡诈欺骗。最近臭名昭著的演员查理辛吸毒打老婆，被电视台开除，他却可以借此开展全国巡演，到处挣得盆满钵满。还有前总统克林顿偷情闹得满城风雨，差点被弹劾，十年后居然成了美国最受欢迎的政客之一，到世界各地去解决危机。

　　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国家，看上去更是一个价值观混乱的国家。那么，美国人到底有没有全民坚持的准则呢？

　　其实，答案非常肯定，这个准则就是两百多年美国建国之父们创造的美国宪法。入籍美国，要对神、对国家、对宪法起誓，美国宪法就是这个移民为主的国家的基石和建国基础。它的基本要义是保护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法律大多从宪法衍生而来。同时，人们对宪法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不同的解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不管怎么变化，守法就是美国人最基本的底线。

　　美国当今几乎所有的关键政治议题，都与宪法的解读有关。奥巴马的全民医保计划，被一些人认为是违宪，就是因为它强制公民购保，侵犯了自由权。可同时，美国医院不可以先收钱后看病，对所有病人必须一视同仁，尽管维持这样一个系统的代价十分高昂，但医疗保健以及食品安全关系到生命权，是触动美国人底线的问题，绝不能妥协。全民有这个强烈共识，生产食品和医药的公司也就不敢有半点疏忽了。而美国企业如果被逮到有产品质量问题，对于商业信誉的损害是空前的，因为美国有种诉讼叫做“集体诉讼”，也就是许多个人可以联合起来告倒企业，使后者承担巨额赔偿。

　　近年美国政治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议题：女性堕胎的权利。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联邦政府才裁决女性的隐私权受宪法保护，她们可以自由地决定是否堕胎。但反对的人始终认为这个裁决与保护未出生胎儿的生命权相抵触，对胚胎到底是否算“人”的争论一直没有结束。这一争论，也反映了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和他人的“生命权”有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这时底线在于，所谓“自由”，绝不能脱离义务。比如，美国反对非法移民的人很多，但美国中小学从来不查户口，不问儿童是否属非法移民，因为身份问题不是夺取孩子的教育权利的借口。

　　以上事例都说明美国建国后，社会生活的底线在不断提高。但事实上，美国也曾经历过底线沦落期，许多法律其实也是在悲剧发生后才出台的。

　　当人们认识到工业污染危害之前，高污染农药曾在美国大地上撒得欢，美国南方也曾因为农耕过度而造成了灰尘盖天。美国人吃了不少苦头才拿起了法律的武器，保护环境的法令如“清洁大气法案”，也是在工业毒气杀死了人后才颁布的。再往前说，美国建国初期的奴隶制，其根本不承认黑人是人，他们也就不受宪法保护。经过了无数人的血汗和两百多年的斗争，才终于改变了种族歧视这种和宪法相抵触的行为。

　　宪法的释义既是庇佑，也是规范，长而久之便养成习惯，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比如招聘企业不得询问应聘者的个人隐私诸如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政治党派、年龄等，同事及不熟悉的朋友之间也从来不询问这些情况，更绝不互问工资收入，不能对人家的私生活说三道四。这也就是为什么克林顿之流虽然私生活不干不净，但工作能力强，不贪污也敢认错，才能东山再起。至于查理辛，本来就是娱乐大众的小丑，美国人谁也不会把他当榜样就是了。

　　新加坡：富起来之后

　　在中国人对类似事件出现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时，新加坡人却在对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的关系进行反思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李叶明发自新加坡 最近，北师大一位叫董藩的教授，因为在微博上的一句“名言”而在新加坡成了“名人”。他说：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

　　对这事儿，新加坡人怎么看？说来也巧，前不久南洋孔教会等多个团体联合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著名经济家陈抗教授举办讲座，讲题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讲座一开始，陈教授先做了个现场调查：您认为经济发展是否会带来道德水平的提高？

　　出乎意料，认为“是”的寥寥无几，认为“否”的——两百多位听众齐刷刷举起手来，连我这个旁观者都感到了震撼。陈教授说：“看来在星期天下午，大老远跑到尤诺士这个地方来，听一场关于社会道德的讲座，显然都是对道德水平有较高要求的人。”

　　陈抗教授也来自国内，早年留学美国，曾任职于世界银行，1996年来新加坡任教，曾担任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主任。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之所以会对《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这样一个课题发生兴趣，我猜多半是有感于国内伴随经济腾飞，却不断涌现诸如假米、假酒、地沟油、毒牛奶、瘦肉精等乱象。显然经济的高速成长，并没有使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得到提升。

　　这多少与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倡导有关。“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有助于打破平均主义，刺激人们对于创造财富的激情。可是政府并没有处理好“让什么人先富起来”的问题。于是，该富的富了，不该富的也富了，甚至还先富了起来，致富成了社会大众唯一的目标，其他条条框框统统靠边站；澎湃的物欲就如一头闯进“道德瓷器店”的怪兽，在打破僵化体制与陈旧观念的坛坛罐罐时，将社会道德与传统价值观也一并打破了。

　　而什么人该富、应该怎么富、富起来之后干什么？这些更重要的问题早已无人过问。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在古人眼中，失义和离道才是耻辱。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而知识分子安贫乐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长久以来已成为中国人的处世信条。可什么时候我们心中的“道”字悄悄变成了“钱”字呢？

　　要说见利忘义者，新加坡也不是没有。可总体而论，这里的道德水平确实要高一些。在中国人对类似事件出现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时，新加坡人却对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的关系进行反思；更有热心人士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价值观，并通过南洋孔教会等民间团体承担“起而行”的重任。

　　最近我有机会接触到其中一些骨干，他们表现出来的使命感令人折服。有意思的是会长郭文龙，也就是力邀陈抗教授举办这场讲座的幕后主推，本身竟是一名成功的商人。这令我想起新加坡赫赫有名的富人俱乐部——怡和轩主席林清如的一句话：一个人之所以被记住，不是因为你有多少钱，而是看你做过多少事。

　　这样的富人实在是可爱。而他们付出的又何止是金钱。郭文龙形容自己是把义工当成主业——他担任着南洋孔教会和喜耀文化协会两个社团的会长，他曾经感性地说：与其自己前进一百步，不如带一百人一起前进一步。作为一名商人能有这样的境界，不知要比国内那些教授们强多少倍！而商品经济的社会要想坚守道德的底线，又怎能缺少这样的精神呢？

　　印度：信仰令他们坚守底线

　　当听说我准备把这段遭遇写成新闻发表在当地报纸上后，男子的行为马上有所收敛，他担心恶行被曝光后遭到神的谴责而影响来世的运气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唐璐发自北京 印度是一个贫富差距异常悬殊的地方，在摩天大楼、高档公寓以及圣殿寺庙旁，经常会有不少乞丐。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寺庙前看见成群结队伸着手乞讨的盲人、肢体不全者、以及麻风病患者，当时从乞丐身边走过的无论是身着考究西服的印度绅士或者神态优雅的印度妇女，居然个个熟视无睹般相当平静。

　　后来，这样的情形见多也就不再言怪。印度人相信因果报应“业”（karma)，在他们看来，人都是在现世、前世和来世这三个世界中流转来回，善行有善果，恶行有恶果，前世的行为决定这一生的命运，而这辈子的行为决定来生的运气。因此印度即便经常有种姓和宗教仇杀的案例，但很少会出现穷人眼红富人钱财而出现邪念的杀人事件。因果报应的印度教思想已经统治印度超过两千年，每当自己生活发生不幸，印度人总能找到合理的解释：“这是我的报应。”

　　2004年底，印度洋大海啸之后的第四天，我前往当时在印度遭受灾难最严重的渔村，有个被海啸洗劫一空的渔民一直以他那灿烂的微笑告诉采访者，“尽管我家所有人都遇难，但神让我留了下来，下辈子我一定会很有运气。”

　　印度人不仅相信因果报应，还非常尊重这一生的“法”（dharma）。通俗地说，“法”就是“根据你的出身，还有人生的阶段，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不遵循这个“法”，来世会更加悲惨。印度的传统价值观大多被记载于宗教著作中，其中包括慷慨无私、诚实、尊重长辈、不伤害其他生灵。而《瑜伽经》则更为明确地记载了印度教基本伦理要素：非暴力，不伤害；诚实；不偷盗；贞洁，纯正的生活；不贪婪，不占用财物。

　　记得在印度和朋友聊天时，经常会被问及宗教信仰问题。一日，当告诉朋友贾耶什自己并不信教后，他表示非常难以理解。“那你怎么保证自己不做坏事呢？我们印度人就是因为多数都信奉宗教，因此，有邪念和干坏事的几率比较少，因为一旦做坏事就是在亵渎神灵，一定会遭到惩罚……”

　　话虽然是这样说，实际上“有邪念”的印度人还是大有人在。例如有一回在宗教圣地瓦伦纳西恒河上偶遇一位印度男子，这位年轻人假扮成警察登上我所乘坐的船只敲诈勒索。不过，当听说我准备把这段遭遇写成新闻发表在当地报纸上后，这位男子的行为马上有所收敛，他担心自己恶行被曝光后遭到神的谴责而影响来世的运气。

　　随着印度经济的日益开放，传统宗教价值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早在1997年，印度时任总统纳拉亚南就在为印度回归宗教伦理传统而呼唤：“印度文明曾经有独特的荣耀向世界展示，人不仅仅靠面包而生存。文化、道德以及精神的价值过去一直是我们社会的中心支柱。现在有很多迹象表明，我们公众生活中的这一道德和精神基本结构正在被宗族主义、种姓制度的观念削弱，暴力和腐败正败坏着今天的印度社会。”

　　如今，尽管仍有很多印度人保持着宗教伦理传统，但腐败这个毒瘤在印度似乎发展得比十几年前更为严重。今年4月初，印度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雷在新德里进行非暴力的公开绝食抗议，要求政府制定更严格的反腐败法。哈扎雷长达97小时的绝食在全印各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和年轻一代中间引发高度共鸣。不少年轻人表示，“75岁高龄的哈扎雷是在用自己的心灵和躯体呼唤整个印度社会的良知，他希望印度年轻一代有一个美好的明天。”（作者系本报前驻新德里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