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问题走向严峻 据称2030年格局将巨变

　　人口分布失衡

　　“六普”中各省人口总量的涨落，同样引起了专家关注。“六普”数据显示，按常住人口统计，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广东、山东、河南、四川和江苏。而“五普”时的排名是河南、山东、广东、四川、江苏。

　　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解振明研究员说，以常住人口作为统计口径非常必要。以往，我们更注重的是户籍人口这一块，以户籍人口数据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基础，而忽视了大量离开户口所在地生活在异乡的人群。此次按常住人口统计，广东人口总量跃升第一，突出表明了流动人口在各省的重要性。这些清晰的数据，可以督促施政者制定政策时充分考量。清醒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广东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6.83%上升到7.79%，人口过亿。北京的比重从1.09%上升到1.46%，天津从0.79%上升到0.97%，上海从1.32%上升到1.72%，浙江从3.69%上升到4.06%”，翟振武说，“可以看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三大人口聚集区的人口更为密集，表明中国人口流动和人口分布格局的不均衡在10年间没有缓解，反而得以强化。”

　　人口过度集中于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给流入地的资源、环境、住房、交通、劳动力成本等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交通拥堵”、“停车难”、“房价飞涨”、“入园入托难”、“垃圾围城”等“大城市病”日益严重；也给流出地带来了人才流失、空巢家庭、留守家庭等社会问题。

　　“我们看到一些大城市出现资源紧张时，往往祭出‘户籍’法宝加以限制，但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加大了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捆绑其上的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的难度。”李建民说。

　　为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改变不均衡的人口分布态势，中国10年前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而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次第实施。但仍出现了目前的人口分布加速失衡问题。

　　“这警示中国，与人口分布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应更加向有利于引导人口的正常流动倾斜”，翟振武说，比如武汉、环渤海地区都是很好的人口聚集区，“这方面的综合政策倾斜力度应该进一步加大”。

　　老龄+空巢

　　“六普”数据显示，与“五普”相比，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13.26%，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8.87%，上升1.91个百分点。

　　进入21世纪10年代，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进入老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的出生人口高峰期，其规模远大于美国二战后的“婴儿潮”（BabyBoom）。随着这部分人群迈入60岁门槛，未来20年中国将迎来加速老龄化的高峰期。预计到2040年前后，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的峰值，占届时总人口的31%左右。

　　“‘十一五’时期，中国老年人口年均增长600万，‘十二五’时期预计年均增长800万，未来10年将新增1个多亿老年人。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接近20%。欧洲国家用100年时间、发展中国家用60年时间达到的老龄化程度，中国将只用20年”，翟振武说。

　　由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生在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等背景下，因此又具有特殊的复杂性。穆光宗说，中国的老龄化伴随着独子高龄化、高龄病残化、老年空巢化、空巢孤独化的特点。目前中国家庭趋于核心化和小型化，每个家庭平均仅有3.1人，在天津这一数值仅为2.73人。来自民政部的数据则显示，目前中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

　　“老人与子女分开居住，更加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使老龄化问题‘雪上加霜’。老年人对于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必然更加迫切”，李建民说，如果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将产生很多负面社会问题。“现在的老年人一般受过良好教育，有比较好的职业生涯经验，他们对于权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社会管理层面如何应对都是需要审慎考虑的。”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与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经济发展程度是不同步的，社会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文明程度、养老服务体系、社保水平还远远没有准备好，即“未富先老”。

　　“我们以前经常说老龄化问题需要重视，但总觉得离我们还远。但‘六普’的数据说明，这次狼真的来了。而且，它的前半身已经进来了”。翟振武的形容很传神。老龄化加速＋空巢化，可谓来势凶猛。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级的总体战略规划，更缺少与构建老龄保障体系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政策、资金支持、民生工程等战术支撑。

　　“相对于未来10年将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各类老龄化引发的突出社会问题，应该说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紧张了”，翟振武说。

　　性别失衡风险

　　在“六普”数据公布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透露，目前我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18.06。2009年这一比例为119.45，在“十一五”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08年为120.56。

　　根据联合国标准，出生人口性别比一般在102～107之间。1953年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4.9。一直到1975年，这一比例也只有106.54。但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升高，1980年就突破正常值的上限达到107.11，此后一路上扬。1982年“三普”出生性别比为108.5，1990年“四普”时为111.3，2000年“五普”时上升为116.9。

　　在农耕时代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等亚洲国家都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而当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行，遭遇强烈的男孩偏好、B超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滥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风险大大增加，为中国未来10～20年的发展埋下了重大隐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经测算，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

　　而且，“娶妻”的难易程度还依照着地区的贫富程度不同而变化。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做的《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显示，在大龄未婚男性的分布上，西部地区平均每个行政村为10.3人，显著高于东部地区的7.35人。“男光棍”聚集程度的总体趋势是由东至西逐渐递增。

　　男女比例失调还会带来就业挤压问题，未来10～20年，男性劳动力过剩所形成的“就业性别挤压”，将使作为“性别弱势”的女性生存发展更加边缘化。

　　李建民说，当前中国社会的利益导向是偏好男性的，现实生活中男性比女性在经济收益和精神受益上更大。“如果这种社会心理结构、利益结构不改变，彻底扭转性别比失衡不太可能”。

　　受访专家认为，消除男女性别比失衡的利益驱动，还要从根源入手。比如禁止就业、退休年龄、岗位设置中的性别歧视；对女孩独生子女给予适当的优惠，形成利益导向作用；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淡化“养儿防老”传统思维。

　　走向人口均衡

　　人口国情发生的变化、存在的变数，即是中国未来10～20年甚至更长时期内发展稳定的脚下基石。

　　在此次集体学习中，胡锦涛强调要深入总结和准确把握人口发展规律，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这令人联想到“十二五”前夕，人口学界专家所提出的建设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三型”社会的建议。所谓“人口均衡型社会”，即是指实现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并且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人口均衡型社会是未来必须要走的一条路”，穆光宗说，“我们沉迷在人口数量的误区中久矣、深矣。中国人口总量固然很大，但目前人口问题的重点、难点和痛点更多地在于在结构上。必须看到13.39亿人口背后的结构性失衡所隐伏的巨大危机和深刻挑战。”

　　穆光宗表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设至少需要平衡好五大关系：生育男孩和生育女孩的关系；适度生育与养老保障的关系；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关系；人口需求和人口供给的关系；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关系。“为避免陷入未来的困境，适度生育计划、优化人口发展是可靠的战略抉择”。

　　于学军认为，要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至少要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观念要突破，改变人口问题只是数量问题的固有思维，树立人口均衡发展的理念。

　　二是法律法规要有突破，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为取向，适时适当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三是人口管理行政体制要突破，创新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制度框架，形成目标统一、导向一致、信息共享的人口调控体系。

　　四是工作切入点要突破，以家庭发展为着力点，在提高家庭发展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解决人口问题。

　　五是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要有突破，要鼓励各地探索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不同模式。“特别是对已有的好经验、好做法，要及时推广，少争论、多实践”，于学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