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问题走向严峻 据称2030年格局将巨变

　　性别透支

　　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治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依法打击“两非”。与翟振武一起为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讲解的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于学军研究员告诉本刊记者，《母婴保健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虽都有禁止“两非”的规定，但有关部门只能对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刑法对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为他人进行终止妊娠手术给予定罪，但对医生的同样行为不能进行刑事制裁，对进行非法胎儿性别鉴定也没有相应规定”，于学军说。

　　“‘两非’猖獗最主要原因是卫生部门监管不力、存在漏洞。”樊明波这样认为。监利县第四人民医院B超室主任医师胡水平在2007年～2008年里，在同院医生万凡、孙中保、李志及县二医院护士董琴等人的介绍下，多次为孕妇做胎儿性别鉴定，每次收取200元～400元好处费。2009年，胡水平被开除公职。

　　据了解，监利县有不少像胡水平这样的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参与非法性别鉴定。2009年监利县集中整治“两非”时，就查处了15家公立医院的39名公职医生。此后，“两非”案件的违法主体由公职医生转为个体医生以及非法行医者。

　　本刊记者从监利县卫生局了解到，对于郑丽霞案件中的个体医生戴梅香，卫生局执法人员曾多次上门检查并作出罚款处理。监利县卫生局副局长王鸿介绍道，郑丽霞案件发生后，他们将对戴梅香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王鸿说，对于打击非法行医和无证行医，卫生局的处罚力度很大，仅2010年就查处案件20多起、罚款60多万元。

　　王鸿表示，这60多万元罚款要上交给财政，但其中的绝大部分又以奖金的形式返还给卫生局，“我们还希望多破获一些‘两非’案件，不然几十名执法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卫生部门以罚款为主的打击方式，反而助长了‘两非’案件的蔓延。”樊明波告诉本刊记者，有一位个体医生曾经多次被查处，但每次被罚款后没多久，就又开始非法从事人工终止妊娠手术。

　　李继国认为，从技术层面上讲，只要在每台B超仪上安装一颗芯片就可以制止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可现在仪器和医生不归计生部门管，没法落实”。

　　于学军说，在实际执法过程中，由于缺乏部门间的统筹协调机制，产生了“两非”执法难、查处难等问题，这使一些不法分子无所畏惧，屡查屡犯。因此，在充分运用好现有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细则，同时加强联合执法。

　　樊明波说，由于“两非”大量发生，监利县每年多生近3800个男孩，从1994年到现在共多生了近7万个男孩。而从全国来看，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将带来更为惊人的“男性过剩”。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国家人口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原新依照调查资料推算，1980～2000年出生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盈余”3331万人。

　　这种失衡，将直接妨碍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和稳固；导致性犯罪上升、同性恋增多；造成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非法婚姻、非婚生育等现象大量发生。“由于农村的失衡比城市更严重，未来的‘男光棍’将更加集中于边远贫困地区，这将大大强化这部分群体的弱势地位。这种现象与和谐社会、全面小康的目标极不相符！”翟振武指出。

　　多位受访专家警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婚姻挤压、性别透支和人口结构失衡等严重社会问题，给人口安全、社会稳定带来巨大隐患，影响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民族的繁荣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利益导向

　　要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趋势，短期内必须依靠国家的强力干预。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采取法律、法规、行政等约束类治理工具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进行治理。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开始着力建设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英认为，性别比偏高的背后，是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以及现行生育政策等，仅通过约束类工具难以根治，需尝试约束型和利益导向型相结合的手段进行综合治理。

　　陕西曾是国家重点管理和督导的14个出生人口性别比处于较高状态的省区之一。陕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吴相国介绍，近年来该省探索“柔性治理”方式，将治理关口前移，以利益和观念作为“柔性”引导，加强对生育过程控制，现已初见成效。

　　2008年陕西省开始实施“农村孕产妇免费住院分娩”政策，与出生实名登记制度、新生地免费接种实名制等相结合，确保出生人口性别比数字的相对准确和真实，实现人口计生、卫生等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

　　二胎生育证管理实行一证管一胎，一证管一年。严格执行照顾安排生育二孩只能给予一次机会的规定。对二胎孕情进行重点监控，防止孕情突然消失、溺弃女婴等现象发生。

　　陕西省还实行了立体化人口计生利益导向政策：将独生子女保健费提高到每人每月10元；放弃二胎生育的父母给予不低于4000元的奖励；将农村独生子女父母享受奖励扶助的年龄提前到55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再分配集体资产收益时，独生子女户增加一人份额，双女户增加半人份额；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减免父母和子女个人缴纳费用，提高单病种报销比例。

　　自2005年以来，陕西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如西安市二胎出生性别比从2005年的150以上下降到140以下。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杨雪雁认为，陕西的新型治理模式对我国其他省区及全国治理也具有借鉴意义。

　　受访专家指出，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要见效仍需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建立稳定及适度倾斜的资金保障机制。西安交通大学朱楚珠教授在调研中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一般是以县区为单位考核，但乡镇和村一级在出生人口数较少情况下应如何考核是个难题。“不少地区都存在‘一考就假’的现象。”

　　朱楚珠建议，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绩效考核，应与二胎全程管理服务制度、住院免费分娩制度相结合，在乡镇和村一级更多地考核有无计划外出生、人口统计准确率等指标，并将干部提拔任用与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绩效结合起来。

　　由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地区大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治理工作需要雄厚稳定的资金支持。杨雪雁建议，应在“关爱女孩行动”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方面建立稳定的、适度倾斜的资金保障机制：以财政拨款为主，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专项资金。□

　　（本文执笔：杨琳参与采访：周甲禄、徐海波、杨一苗、吴晓颖、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