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问题走向严峻 据称2030年格局将巨变

　　调整生育政策的空间

　　生育政策调整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为能够决定人口结构的只有两个变量——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由于医学水平的进步比较缓慢，死亡率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认为是不变的。这样，出生率就成为影响人口年龄结构的唯一变量。能用来影响老龄化进程的唯一政策变量就是生育政策。”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解释。

　　近一两年来，围绕生育政策是否放开，有过许多争论。

　　支持者认为：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言明的30年期限已到；中国的经济社会环境和生育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放开二胎不会发生生育反弹。

　　反对的主要理由有：中国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有限；放开生育政策，反弹势能较大等。

　　就本刊记者追踪采访的情况来看，调整生育政策目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目前的分歧只在于“如何适度放开”。

　　2007年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认为，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王桂新说，一般来说三五年的短期人口预测是能够做得好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全国人口规模与之前做国家人口战略时所预测的人口规模差距比较大，主要是因为当时做预测时设定的总和生育率比较高，现在的普查数据说明总和生育率并没有那么高。

　　所谓的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妇女一生中生育孩子的总数。按照人口学的规律，全国总和生育率2.1是人口更替的一个平衡指标。一旦总和生育率超过2.1，人口数量就会增长，而小于2.1，人口数量就会下降，只有保持2.1，人口总数才会保持稳定。

　　翟振武认为，应当审慎、分阶段、分步骤、分区域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在翟振武看来，媒体记者和一些学者之所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很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记者和学者大多生活在城市，城市的生育观念现在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多，如果在农村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反弹的势能还是非常大的。这是我们近两年请在校大学生回自己的家乡做调查得出的结论。”

　　山西翼城曾作为放开二胎的试点地区。对于一些放开二胎的试点所取得的成果，翟振武说：“翼城有一定的特殊性，当地试点二胎生育时，周边村庄实行‘一胎半’政策。所以他们有一定的压力，大家互相之间有监督，因为如果不按政策生育，试点就会被取消，生育政策恢复‘一胎半’，因此它的经验不太容易推广。”

　　对于新加坡等地鼓励生育，但生育率迟迟上不去的现象，翟振武提醒：“新加坡的城市化率是100%，而在我国，城市与乡村的发展程度有很大的差别，区域与区域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

　　“当时设计计划生育政策时，就是希望有一代独生子女，如果再来一代独生子女，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变为4—2—1型的，那就是一个人养两个人”，田雪原反问本刊记者：“你觉得能承担得了吗？”

　　“说到底，调整生育政策只能缓解老龄化过程，我们所要经历的老龄化进程是早晚的事，经济社会发展尽快转型才是长久之计”。王桂新说。

　　左学金说，根据2010年统计公报，农业生产总值占GDP10%多一点，就业占近38%，这说明农村还有一些劳动力未充分利用。这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造成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应该消除制度壁垒、更好地发挥劳动力的潜能。“过去，我们对人力资本投入不足，教育财政性投资不到3.5%，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今后需要加大投资。大学也应当努力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

　　老有所依当为“百年大计”

　　中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不止“人口红利”消退那么简单。今年年初曾有媒体报道，上海社保金每年亏空超百亿元。有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社保亏空，并不是一座城市的问题，而“应对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金问题，是全国都面临的大问题”。

　　李建民曾撰文说，中国老龄化挑战的真正含义是：能否在经济、社会转型和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条件下，建立起公平、合理、有效的国家制度安排和社会应对机制。

　　“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不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也不是老年人口的增长，老龄化只是一根‘导火索’。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也不是因为我们无力支撑失衡的人口金字塔。”他说，“制度安排的缺陷和缺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长期滞后是中国老龄危机的根源所在。”

　　李建民认为，人口迅速老龄化与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交织在一起，使得未来的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这一挑战的本质是社会意义上的多方面挑战：可能颠覆以社会身份分立、地区之间分隔为基本结构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要求改革公共资源分配的地区分割与分隔体制；可能终结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比较优势；社会代际关系趋于紧张，进而威胁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

　　2011年3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提出“十二五”期间，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将进一步加速。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着力推进老龄事业“六个体系”建设，即老龄战略对策体系、老龄服务体系、老年经济供养体系、老年健康支持体系、老年宜居环境体系、老龄工作体系。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若干体系的构建，关键还在于能够落实在每一个与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实务”上。翟振武举例说：“近几年，我们在媒体上会看到有老人在自己家里去世，几天以后才被邻居发现。这就说明缺乏老年人的照顾护理体系。在国外，老人随身带有‘呼叫器’，即使摔一跤，也可以马上摁下‘呼叫器’从而获得帮助。”

　　“在国外，有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住宅，这种住宅特别注意老年人居住的无障碍化和通用化，如住宅内尽可能无高低门槛，洗浴间避免用易滑地板，多层楼房一般都装有电梯，甚至还考虑与子女住亲属房的位置，这些都是为了老年人生活、出行、照料方便，等等。”王桂新举例说，“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应该有一个综合政策体系，是全社会的事。特别要注意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和行动应该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当中。”

　　杜鹏认为，还应建立老年人社会参与体系。“传统的观念将老年人口视为‘被抚养人口’，并不指望他们对社会有多大贡献，但是随着我们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比如许多老年人在退休以后仍然可以做许多事情，他们不仅在脑力上不输年轻人，甚至在经验上还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们也可以多想想老年人能做什么？为老有所为提供支持。”

　　“1982年，中国建立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上世纪90年代后进入发展时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任重而道远”。杜鹏说，“中国现阶段仍处于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初期，但是这个“加速度”会非常快，老龄事业是百年大计，当早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