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沦为群体歧视性词汇 国情让职业背包袱

《父亲》（1980年） 罗中立

浓眉大眼的李双双是一个性格泼辣、仗义直言的农村妇女形象。

　　谁是农民之阶层界定篇 农民：是身份，还是职业？

　　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对农民的身份定义与农民的实际职业相匹配。“农民工”出现之后，“谁是农民”的纠结就开始了。农民工早已不从事农业生产，但国家给他们的身份标签却丝毫未变。农民工似工实农，本质上依然还是农民。在国家制度认定的身份上，农村居民的定义是清晰的，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农民的标准，不是职业，而是血统和出生地，这是对农民群体不公的根源。

　　□南方农村报记者 彭进

　　谁是农民？

　　25岁的重庆人崔五认为，这问题很傻很天真。

　　崔五喜欢自嘲：“文化不高，我只能做农民”。在他眼里，农民就是像他那样在农村出生、干体力活的人。不过，耕了几十年田的父亲老崔一眼就把他鄙视了：“你连锄头都没使过！怎么做农民？你就是个假农民！”

　　崔五确实从不干农活。自15岁起，他就告别了故乡，在城里的工厂厮混谋生，对于农民那种古老的种养技艺，他不感兴趣，也从未真正接触。

　　如果按照老崔的标准，崔五确实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农民。而他的户口簿上明明白白写着，他属于农业户口。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施，它将我国居民分为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它标志着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管理格局形成。该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这种规定带给中国农民的伤害毋庸置疑，意味着普通农民进城的路基本被堵塞，他们的流动迁徙大受限制。因此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农民的标准，不再是职业，而是血统和出生地。对农民的定义偏离了经济行为的考量，成为一种政治涂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认定标准与贵族的认定标准无异，有明显的封建色彩。

　　翻开《现代汉语词典》，它对农民的定义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正如崔五的父亲所判断：一个真正的农民，应该从事种养方面的劳动生产。

　　老崔的判断来自一种延续了千年的直觉和本能。

　　成书于西汉的《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里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晋代的范宁注释道：“农民，播殖耕稼者。”可见，古人基本是在劳动内容来定义农民。

　　所谓的劳动，不是玩票，是指以此为生计者。如大诗人陶渊明，他辞官归田，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偶尔也上山采采菊，下地种种菜，可人们绝不把他当农民。在数千年历史变幻里，农民的定义都很简单，其经济行为决定身份。他们生产最基本的粮食，是这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统治者力图争取和盘剥的对象。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对农民的身份定义与农民的实际职业之间并无矛盾。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大量农民从集体土地上解放出来，他们放下锄头，涌进城里。在城市的底层或边缘，在形形色色的工厂里，勤劳的乡下人做着城里人不愿做或做不完的活，然后将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寄回乡下，养家小，盖房子。他们成了城市的“临时工”。

　　“农民工”出现，“谁是农民”的纠结就开始了。这种非工非农的尴尬已经延续了三十年。在一本面向小众的学术刊物上，1984年首次出现“农民工”一词。1990年代，这个词的流行与进城农民人数的增速一致。在很多学者看来，这个词隐含着一种制度性的歧视，即农民渴望进城，但城市并不接纳他们，城市只是残酷地利用甚至榨取这批人廉价的劳动。“农民工”成了一个感情色彩复杂的“伪身份”。

　　据统计，目前在中国已经大约有1.5亿名农民工。如崔五一样，那些80后、90后属于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农民工。他们早已不从事农业生产，但国家给他们的身份标签却丝毫未变。农民工似工实农，本质上依然还是农民。

　　在国家制度认定的身份上，农村居民的定义是清晰的，亦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农民与城市居民在福利方面天差地别，涵盖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农民事实上沦为二等公民。奇特的“农转非”现象因此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向上流动之道，农民若想“晋升”为非农业人口，必须经历读书考学、入伍招工等艰难的挣扎历程，除了这些门槛，后来又引入了购房入户等经济杠杆。在层层严控之下，“农转非”之路难于上青天，乃至鲤鱼跳“农”门成为无数人一辈子的梦想与痛苦。绝大部分农民被牢牢摁在土地上，摆脱不掉那层桎梏。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曾经千难万难的“农转非”终于逐渐容易起来了，地方政府是热情的推动者。其原因很复杂，其中一种是：农民“进”城，农民手中的土地才能够名正言顺被集中开发。

　　“农民工”崔五告诉记者，去年春节回家，他发现，乡亲们都在讨论当地宣传的“农转非”一事。在网上，崔五还发现了奇特的案例：为保留几分土地，许多大学生竟然宁愿把户口留在农村老家，也不愿意转入城里，搞得重庆部分大学竟然强迫大学生“农转非”，舆论哗然，重庆市长急忙出面澄清……

　　“是不是农民不重要，能够拥有什么才重要。”崔五显得很谨慎。他认为，如果仅仅换掉户口簿上的几个字，却得不到比目前更好的福利保障，曾经价值千金的“农转非”将可能一文不值，甚至不过是另一场游戏的开始。

　　崔五的想法值得尊重。从以往的主动型“农转非”，到如今政府推动下被动型“村改居”以及“非转农”，始终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半空中张扬，它拿着那张身份标签，往老百姓身上粘贴。

　　谁是农民，谁不是农民，似乎从不由农民自己说了算。这才是最令人困惑的地方。

　　城乡福利待遇 人均相差33万元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专委会委员马力最近表示，户籍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需要解决户籍背后的福利覆盖。她介绍说，根据测算，中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一般来讲大城市是50万以上，中小城市是十几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