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沦为群体歧视性词汇 国情让职业背包袱

《秋菊打官司》中巩俐塑造了一个“认死理”的农妇。

赵本山小品中的穿衣打扮被指落后于时代。

　　土地换社保农民吃亏了？

　　近两三年来，各地加快城市化的文件推出了土地换社保的改革方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专访中表示：“社会保障是应该政府给我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地方可以跟老百姓讲，你要获得我的公共服务，你就要拿你自己的财产来换，没有过这种事情。这是在制造新的不平衡”

　　深圳：在2004年开始已经全面城市化，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其“城市化政策”中包括：农民转为城市居民，他们的户籍由农业户口变更为城市居民户口；村民变成了市民，他们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也要由村委会变为社区居委会；转地，既然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全部成员都转为城市居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原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一次性全部转为国家所有。

　　佛山：从2004年7月1日起，全市户籍人口中的“农业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后，全征土地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区、镇(街道)两级财政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担。区、镇(街道)财政分别按10%-30%的比例补贴，村(居)、组集体经济组织负担40%-80%，所缴费用不要农民自掏腰包(全征土地农村居民指耕地被征用90%以上的村或集体土地被征用70%以上的村，年满16周岁，未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湖南：对在同一城市有固定住所、稳定就业和连续居住的进城务工人员，以及自愿放弃承包地、宅基地并迁入城镇定居的农民，可安排落户。

　　浙江嘉兴：由原来的按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划分，统一到以居民有无承包土地来划分，鼓励有地居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被征地居民养老保险、以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

　　重庆：允许转户居民最长三年内继续保留宅基地、承包地的使用权及收益权。过渡期结束后，可继续按照依法自愿的原则处置农村土地，不强制农民退出土地。

　　城乡关系篇 农民与城市的那些瓜葛

　　现在的城市人，往上数三代，祖上都是农民。从血缘关系追溯是如此，从身份变化去追溯，也是如此。因而，城乡关系一言难尽，市民与农民之间千丝万缕纠缠不清，早已变身城里人的人对于自己的父老乡亲，可谓百感交集。药家鑫随口一句“农民很难缠”，而对一个群体的歧视往往有其复杂的背景。

　　南方农村报记者 黄栋林

　　有一种说法，现在的城市人，往上数三代，祖上都是农民。从血缘关系追溯是如此，从身份变化去追溯，也是如此。

　　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很有预见性地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可就在一批批农民及其后代变工人、市民的过程中，“农民”一词渐渐变了味。记得民间有句“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俗语，讲的是一个从农村进城的学子，拒绝与寻上门来的父母相认的故事。这被称为“忘本”。

　　忘本是怎么发生的呢？建国初，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把资源向城镇倾斜。1952年到1978年间，国家通过这种手段从农村抽取了8000多亿资金，造成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农村破败落后，农民贫穷无知，这是“农民”逐步被贬义化的政治与经济根源。

　　改革开放后，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开始“孔雀东南飞”，“民工潮”不断从内陆涌向沿海，这一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至今仍在进行。于是，数以亿计的农民洗脚上田。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虽然进了城，在城市却是“二等公民”。上世纪80年代郭书田、刘纯彬等人提出“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称二元结构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这是由身份壁垒、不平等交换、城市化滞后乃至包括户口、粮食供应、住宅等“14种制度”组成的不平等现象。

　　农民工把汗水洒在了城市，也把一些陋习带入了城市，引来异样目光。自己祖上的农民身份，并不妨碍当今城市人看低面前的农村人。

　　而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气质还是外表，“去农民化”的速度要更快一些。他们的社会关系已从父辈简单的同乡、亲戚关系扩展到同学、工友、甚至网友，他们的信息更加畅通，他们大多喜欢攀比、享受。相比父辈，从小没下过田的他们显然更适应城市的生活，从来不愿把自己和“农民”二字联系在一起。

　　当社会对人口流动的关注更多地投向农民工时，有不少农村人通过经商、入学、参军、婚姻等方式成功跻身城市主流社会。据统计，1979年到1993年间，共有8500多万人从乡村流向城镇，以平均每年560万的速度实现了户口转移。这样的精英遍及政界、商界、学界、军界，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

　　耐人寻味的是，许多从农村走出的精英以“农民的儿子”自居，并且颇为得意。他们从较低的起点往上攀登，成功跻身主流社会。“我是农民的儿子，父辈坚忍不拔的精神支撑我跳出了农门。”东莞小学教师王峰(化名)在课堂上，不时以自身经历鼓励孩子们发奋。说这话时，他心里很痛快，甚至很解气，因为这位80后的潜台词是：哥已经不是农民了！

　　王峰说自己从小就很喜欢唱BEYOND的歌，一首《农民》让他印象深刻。“一天加一天，每分耕种，汗与血；粒粒皆心酸，永不改变，人定胜天……”王峰动情地唱到，其实自己还是很感激农民的，就是这种拼搏精神让他勇往直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我们也像农民工，每年春节都踏上艰难的回家路！”王峰和大多数“三高”人群一样，他们的父母依然耕田，他们的老家在遥远的乡间，他们的祖上在那片土地上长眠，他们的童年定格在农村，那里或许还有他们的初恋……“故乡是一辈子难忘的。”王峰说，特别是面对令人困扰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会想起过去家乡清澈的泉水、清甜的蔬菜。

　　近年来，广州、东莞、深圳等地实行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这为农民工真正在城里立足提供了机会。但就算获得了稀缺的入户资格，要真正融入当地也绝非易事。曾经有学者做过一个调查，问外地人在当地落户多长时间才能被认为是本地人，答题的广州市民认为需要20年以上，有人甚至认为需要两代人。去年，国家统计局郑州调查队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应该是农民工的职业、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向城市市民看齐，这样农民工才能顺利融入城市。

　　对于故乡的亲朋好友，城里人既爱又恨，以前是怕“穷亲戚”借钱，现在面对亲戚朋友五花八门的“请求”，外出“乡贤”们依然颇感无奈。

　　导演贾樟柯4月6日发了一条微博：“清明：……见到五姐，她女儿今年毕业，让我帮着找工作。碰到同学，他儿子想上美院附中，问我有没有熟人。碰到远房叔，他想搞倒某人，问我中纪委是否有人。……朋友送别，说要来北京看病。亲人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