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计生委一位专家委员会委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流传的 “单独二胎”试点“三步走”计划基本属实，即在“六普”结束后，在2011年放开第一批试点，第二批和第三批也将在“十二五”期间相继展开。“但‘六普’打断了这一进程。‘六普’数据出来后，对它的争论又花了一些时间。最主要的争论，是对它的不信任。”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彭希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六普”的数据往前推，可以算出中国过去15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5左右。“如果真是这么低，就是一个极低的生育率。和英国、法国一样低了。那就不是要不要调整（生育政策）的事，而是马上要调整。”

　　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透露的情况是，在“六普”数据公布之后，他依据“六普”的原始数据，推算过去10年的生育率，得出的结果是1.4多。“最高的是2000年，1.49；最低的是2001年和2003年，1.37；2010年是1.41。”“根据现有公布的人口总量和结构数据，推算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并不困难。”

　　但和过去每一次普查数据的遭遇一样，“六普”数据也遭遇了信任危机。焦点还是出生人口的漏报率。“2009年国民经济年报显示，中国0～14岁的人口是2.58亿，占总人口的18%以上，‘六普’说是2.22亿，一年就减少了3600万？”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表示了他的质疑。

　　一位参与“六普”数据调查的北京某街道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依自己参与这项工作的体会，确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六普”数据的准确性。“人口普查员多是社区的楼长或居民代表，有的年龄偏大，素质参差不齐。有的人会漏问一些信息，不好意思再问，就会自己编；有的户去了几次没人，失去耐心，就会照抄派出所提供的户主姓名底册，不够的信息就编。”

　　这些收集上来的信息，又可能在上报的过程中走样。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普查经费的发放标准，通常以被调查对象的数量为准，这给了基层组织者修改数据以换取更多经费的动机。

　　对地方政府的人口考核指标，是另一个影响数据如实上报的因素。《中国新闻周刊》发现，有些地方的普查数据，正好“卡”在上级为其制定的人口指标上。“五普”时，全国总人口比地方上报的人口之和多出了2072万人。

　　基于以上考虑，每一次人口普查之后，除了原始数据，还会有一个修正数据。修正的过程通常会参考能提供辅证的其他数据，比如小学入学率等。由于数据之间缺少必然的逻辑联系，这一过程常伴有一些人为的估计。比如“五普”的原始生育率为1.22，但官方承认的数字为“十五”期间的1.8左右，“十一五”期间1.7左右，现在是1.65左右。

　　与原始数据一样，修正数据同样不足以服众。北京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说，在出生人口的修正上，他认为有点调得过头了。“老怕出生漏报严重，怕调不到位。以前修正的比例高达25%～30%，现在幅度有所下降，也有10%左右。”

　　原始数据和修正数据，让中国的人口数据陷入了一个“罗生门”。“现在没人能说得清楚中国的生育率。说高了有人不同意，说低了也有人不同意。而社会科学又不同于自然科学，可以通过模型的计算得出一个确定的数字。”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原新说。

　　然而“六普”的数据分歧，远不如“五普”激烈，“对生育率的分歧，就在1.4～1.8之间，这不影响对人口形势做出大的判断，”上文提到的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国家经过修正公布的1.65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学术圈也大体上能够接受。”

　　翟振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现在的总和生育率为1.63。“我觉得中国的人口顶峰不会超过15亿，放开的思路是没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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