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逸仙君与袁慰亭君

　　两次婚姻和一段恋情

　　孙中山送给新婚妻子的礼物，据说，是一把手枪和20颗子弹。

　　1918年10月17日，孙中山寄给康德黎（香港西医书院时的老师，孙中山被清驻英公使馆关押时他曾鼎力相助）夫妇一封信解释离婚的事：

　　从你们最近的来信，我发觉你们还没有获悉三年前我在东京第二次结婚的消息。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国学院受过教育，是我老战友兼故交的女儿。我现在过着新的生活，弥补了先前的种种缺憾：一个真正的家，和一位伴侣兼助手。

　　我的前妻并不喜欢外出，所以，当我流亡海外时她从未陪伴我。她想要与她的老母亲一同生活，总是劝我依照习俗再纳个小妾。不过，我钟情的女孩是个现代化女性，不接受为人妾侍的地位，而我自己又离不开她。因此除了同我的前妻协议离婚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孙中山第一次结婚是在老家广东省香山县（日后将因为他而改名中山）翠亨村，那年他18岁（或说19岁），妻子卢慕贞比他小一岁，是同县人。婚后卢慕贞为他生下3个子女：长子孙科（1891）、长女孙娫（1895）、次女孙婉（1896）。孙娫出生不久，因为孙中山在广州起事失败，卢慕贞带着两个孩子移居檀香山，第二年孙婉在那里出生。孙中山没时间照顾妻子儿女，把他们托付给了哥哥孙眉。

　　或许可以这么说，孙中山和孙家命运的改变是从比他大12岁的哥哥孙眉开始的。他们的祖父孙敬贤起初薄有田产，因迷信风水，家境由小康而贫困。父亲孙达成曾到澳门做过鞋匠，回乡后为补贴家用还当过村里的更夫，迟至33岁才结婚。孙中山是家里的第5个孩子，他出生时姐姐孙金星和哥哥孙德佑已经夭折。

　　如果不是孙眉17岁那年跟人去了檀香山，闯出一片天地来，也许孙中山的命运就是在“躬耕数代”的先人后面再加上一代。他在檀香山、广州、香港断断续续接受的十几年西方教育都是哥哥出的钱。有学者统计，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哥哥前后投入数十万元。1907年，曾经拥有数千亩农牧场的孙眉破产，一家人搬到了香港，除了孙中山——1895年广州起义后，他就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

　　1912年2月，卢慕贞来到南京和丈夫团聚。第二年初孙中山赴日考察时，她也去了，但似乎没有和丈夫同行。两人在大阪碰面，丈夫去看妻子，聊半小时就回自己住的饭店去了。几天后卢夫人和孙中山的秘书宋霭龄在东京因车祸受伤，宋耀如（未来的岳父）问要不要转道去探视。孙中山冷静地说，“不是医生的人到东京去有什么用，就是去医，现在也来不及了。”两年后，丈夫难得请妻子去日本，却是为了谈离婚的事。之后卢夫人回到澳门居住，85岁去世。

　　送别卢夫人后一个月，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那一年，他49岁，宋庆龄22岁。两人签了婚姻誓约书，共3条：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誉，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据台湾资深“外交官”陆以正回忆录《微臣无力可回天》透露，宋霭龄长子孔令侃告诉他，孙中山最初爱慕的是宋霭龄，但她听从父母劝阻嫁给了孔祥熙。1914年宋霭龄结婚后，孙中山的秘书由宋庆龄接任。直到宋耀如有意举家迁回上海，宋庆龄拒绝离开，两人的地下情才公开。宋家把宋庆龄押回上海，但她逃了出来，私奔日本，得偿所愿。

　　1917年底她随丈夫在广州首次公开亮相。三十多年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两次婚姻之外，还有一个陈粹芬。

　　反清时期，“革命伴侣”陈粹芬常追随孙中山左右，给革命党洗衣做饭、印刷檄文、传递接送军火的消息。晚年她在中山县生活，当年同志刘成禺去探望，她说，我不做饭给你们吃已经48年了，今日下午请客！她亲送红贴，上书“孙陈粹芬”，说，“不像在横滨时街头买菜，而今请吃饭也有格式了。”又说回忆当年亡命受苦，简直就像一场大梦。她还保存着一块金表，表盖刻着“Y.S.Sun”。据说，孙家的孙辈称卢夫人为“澳门婆”，称宋庆龄为“上海婆”，称她为“南洋婆”。

　　1918年夏至1920年冬，孙中山蛰居上海，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整顿党务，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文深信吾党实系中国之存亡，使吾党弛而不张，则中国或几乎息；……故亟重订党章，以促党务之发达”；二是著书立说，发表《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后与《民权初步》合为《建国大纲》）两种著作。

　　《实业计划》意在做“物质建设”。他认为“一战”结束，“凡诸战争机器，一一可变成平和器具”，“以战争时之机器、战争时之组织与熟练之技工”，各国可着力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解决战后资本剩余、消费紧缩、工人失业等等问题。“自美国工商发达以来，世界已大受其益。此四万万人之中国一旦发达工商，以经济的眼光视之，何啻新辟一世界？而参与此开发之役者，亦必获超越寻常之利益，可无疑也。”

　　《孙文学说》意在做“心理建设”。他认为党内人士对革命宗旨、方略信仰不笃而奉行不力，主要是因为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错误思想而懈怠。“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也”，故而“以予构思所得之十事，以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在最后一章中，孙中山回顾了民国前革命党的10次失败，从“几为予一人之革命”到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证明“有志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