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逸仙君与袁慰亭君

　　革命家的弥留

　　他向宋庆龄表示，死后愿参照朋友列宁的办法，以防腐材料保存遗体，放入棺内，安置在南京紫金山麓——当年临时政府成立地，以示不忘辛亥革命。

　　11月12日，孙中山度过了他的58岁生日。第二天，他偕宋庆龄和一大批随行人员登上“永丰号”，离开了广州——在此之前他见了上个月派去日本的密使——后者可能坚定了他中途赴日的决心。船抵上海，他停留了5天，会见各界代表，谈得最多的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

　　22日，他再度启程。段祺瑞于同日进京。孙中山等一行人又绕道日本并停留了一周——尽管受到民众的欢迎，日本政府和老友犬养毅却对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不热心，没和他会面。等他折回天津，段祺瑞的执政府已经成立，于12月2日由国务会议通过“善后会议条例”。12月9日，各国公使以尊重条约、不随意变更为条件，承认了临时政府。

　　到天津后，孙中山和张作霖会面，张直率地说，“我是一个捧人的，可以捧他人，即可以捧你老。但我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我不辞流血。”后来他告诉汪精卫，“我以前以为孙先生是一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温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他联俄的主张？我张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和孙先生要好的。”

　　段祺瑞也派人来访。孙中山得知临时政府已答应尊重条约后极度愤怒：“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这时他已重症在身了。从神户去天津的十余日船程，因未带厨子，他用的是日本饮食，营养不够，气色已经不太好了。到天津后天气更冷，他一向不耐寒，身体更差，因感冒风寒触动肝病。12月底，决定前往北京医治，住在北京饭店。请了六七个医生，仍然没有起色。他遵从医嘱，不见客、不谈话，却仍然不得不思考应付时局的办法。

　　因为病情加重，第二年1月26日他进了协和医院，入院3小时后就做了手术。医生告知，肝癌已到晚期，根治无望。但他自信体力、勇气足以克服不治之症。2月18日又自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改用中医，同样毫无效用。

　　蒋介石、胡汉民、廖仲恺此时还在广州，那里的局势仍不稳定，随行国民党要员有汪精卫、孙科、张继等11人。进协和医院那天，孙中山指示在京设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并指定了委员。委员会首次会议，就决定请他立下遗嘱。

　　2月24日，孙中山病势危重。医院告知家属、随行国民党要员：“诸位有什么话要向孙先生请示，现在恐怕已经到时候了。”于是公推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人来到孙中山床前。

　　孙中山从似睡非睡中清醒过来，“你们有什么话，不妨直说。”汪精卫很委婉地说：“我们固然知道先生有力量以抗病魔，只是想请先生趁着精神比较好，留下些许教训来，让我们10年20年后，仍然可以受用。”孙中山沉默良久，说：“我有什么话说呢！如果我能痊愈，要说的很多；如果不幸死了，由你们随便去做吧。还有什么好说的！”

　　如此反复数次后汪精卫说，“我们现在已经预备了一份稿，读给先生听。先生如果赞成，就请签个字，当作先生说的话。如果不赞成，也请另外说几句，我可代为笔记。”孙中山同意了，于是汪精卫取出一张纸（国事遗嘱）低声读道：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点头，“好呀！我很赞成！”

　　宋子文请示，“先生对党务已经有了训诲，对家属可不可以照这个样子，也说几句话呢？”孙中山同意了。汪精卫又拿出第二张纸（家事遗嘱），读道：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又点头，“好呀！我也赞成！”

　　汪精卫本想请他马上签字，孙中山听到宋庆龄在门外哭，说，“你且暂时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命的。”

　　3月11日午后孙中山向周围人说：“现在要分别你们了。”嘱咐汪精卫：“拿前几日预备的两张字来，到签名的时候了。”

　　于是由宋庆龄扶起他的手腕用钢笔签了名。签完国事、家事遗嘱后，又用英文在秘书陈友仁和鲍罗廷商量后拟的《致苏俄遗书》上签了名。

　　下午孙中山又和宋庆龄谈话，表示死后愿参照朋友列宁的办法，以防腐材料保存遗体，放入棺内，安置在南京紫金山麓——当年临时政府成立地，以示不忘辛亥革命。

　　3月12日上午9时半，孙中山病逝。关于他弥留之际说过些什么有很多种记录。有人称，他低声连续叫蒋介石的名字；有人记得他反复说“和平”“奋斗”“救中国”；还有人说他要恢复青年时代的信仰，指示一位左派追随者“不要打扰基督教徒”；鲍罗廷则向莫斯科报告孙中山重申，“只要俄国人继续帮助……”

　　似乎所有人都从他极度模糊的言语里听到了自己想听的话。

　　3月19日，家人为孙中山举行了家庭式的基督教葬礼。连襟孔祥熙致悼词时强调孙中山对基督教义之虔诚，一如他对革命事业。接着国民党为他安排了盛大的公祭。环绕灵车的人中有追随他的国民党员，也有崇拜他的青年学生。引人注目的是，俄国大使馆人员也在内层，包括大使加拉罕。

　　以后——1940年4月，国民政府将通令全国尊他为“中华民国国父”；共产党则将把他定义为“革命的先行者”。

　　（参考：《孙中山全集》；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韦慕庭《孙中山 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桑兵《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白吉尔《孙逸仙》；林百克《孙逸仙传记》；李敖《孙中山研究》；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冯自由《革命逸史》；张国淦《北洋述闻》；李泽厚《告别革命》。感谢香港三联书店赐阅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丁新豹《香江有幸埋忠骨》、杨天石《终结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