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辛亥上下300年：专家称系超法国大革命变局

　　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合影，前排中为孙中山。

　　20世纪初的武昌中和门。

　　黄花岗起义中被捕的革命志士。

　　在著名历史学家、辛亥革命研究所创始人章开沅先生看来，思考辛亥革命必须要“上下延伸”和“左右会通”。辛亥革命不只是1911年10月10日那一天、那一年发生的，其前因后果乃至对现实和未来的影响都不可估量。辛亥革命也是一场世界级的革命，不仅整个过程都有着海外支持者参与其中，辛亥革命本身也是中国对世界全球化的一次自觉、理性的回应。

　　故此，本报特邀章开沅、马勇、喻大华、张维为、杜平、冯佐哲多位学者，从纵贯三百年的历史坐标、在中国与世界的时空中，重磅研读辛亥革命之意义

　　一场革命的三百年因果

　　【作者】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教授，辛亥革命研究所的创始人、现任名誉所长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这个时间背景下，学术研究和纪念活动名目繁多，但在研究辛亥革命如何深入的问题上，我认为，今天人们看待辛亥革命，要从“上下三百年”入手。

　　提出这个概念有几层意思，第一是从学术研究来讲，辛亥革命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域，过去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就辛亥革命谈辛亥革命，仅把辛亥革命作为1911年产生的一个事件来看，研究得虽然比较深比较细，但多少有点就事论事。

　　很久以前，我在思考辛亥革命如何深入时，就提出“上下延伸”和“左右会通”，而去年谈辛亥百年，更是触发了我这一想法。在学术研究领域的辛亥革命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三个一百年，一百年是因，一百年是果，一百年是未来，在大因果观和预测方面至少能做一些工作，这是学术上的考虑。

　　另外从现实生活角度考虑，辛亥革命不是从1913年或者是孙中山死去后就没有了，它是一个有着深远影响的社会运动，在其后的这一百年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辛亥革命的影子或者遗产，它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都很多，如果不放开眼界来看是看不清楚的。

　　而从空间来讲，不仅一百年要作为一个整体，还应该把整个大中华区、两岸四地都放在一起研究。现在不少执政者都把自己看成是孙中山的继承者，当然中间也有超越，成绩更加辉煌。这都是孙中山生前所没有预想到的，但是你也不可能不看到孙中山的开辟之功，乃至他留下的遗产的深远影响，所以这两个方面都要扩展。

　　而我在这过去的两百年后又多加了一个一百年，那就是未来一百年，原因在于我们研究了半天历史，最终要立足现实并面向未来。

　　人类怎么走？我们怎么过？对我们研究辛亥百年也会有很多的帮助。我就是基于这个想法，提出三个一百年。

　　百年锐于千载

　　在《民报》1905年的发刊词中，孙中山把19世纪形容为“百年锐于千载”。这个“锐”字用得非常好，一个是速度，一个是深度，还有一个是迅猛的程度。

　　那一百年确实是这样的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整个世界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用马克思的话说，是生产力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那一百年既然是如此，我们回想辛亥以后的这一百年，岂不更锐于千载。这一百年比前一百年发展得还要快，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而我们在今天所经历的，也会在未来一百年中产生结果。

　　前一个一百年1811年，当时清朝处于嘉庆年间，很多人会觉得可能和辛亥革命毫无关系。这就是我们赶不上孙中山的原因，孙中山是想到了。他的百年锐于千载就是总结整个19世纪，里面有经济的发展，有物质文明的发展也有精神文明的发展，也有社会上的进步及其存在的问题。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海外市场的扩大，如果概括起来，那100年也是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100年。因此，我们未尝不可将辛亥革命看成是中国对全球化的反响。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应该何去何从，孙中山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1906年伦敦蒙难后，他就待在那里继续做研究，他广泛阅读以增加对西方的了解，还结交各个方面的政治活动家甚至包括社会主义者所以以前我们把三民主义想得太简单了，它的背景来源非常庞杂如果不了解这100年的发展，不了解这100年里世界如何变化、中国如何变化，就很难真正理解孙中山又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以及他本人经受了什么影响。如果把这些综合在一起，我们就能对辛亥革命的因有更深入的领悟。

　　一次世界级的革命

　　说起辛亥革命的世界性，台湾有个学者叫朱宏源，他称辛亥革命为世界级的革命。事实上，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对世界全球化的一次回应，本身就具有世界性，但它和义和团不一样，辛亥革命不是自发的低级的错误的回应，而是自觉的、经过理性思考的回应，而孙中山也是第一个堪称世界公民的领袖。

　　朱宏源说，之所以称其为世界级的革命，有很多具体内容，他在西方的基督教会材料里发现很多外国传教士是支持辛亥革命的，这说明辛亥革命不仅有内力，还有外力。像戊戌变法也有世界因素，它参考了日本的维新，也参考了俄国的变法，也有传教士的参加。但是辛亥革命还不一样，后者是更完整更全面地把自己放在世界中间来寻求民族的走向。所以辛亥革命当然可以称为世界级革命。

　　我们强调辛亥革命在属性上的世界性，也要看到辛亥革命对于其所在世界产生的影响。当时中国已经不能自外于世界了，就拿辛亥革命本身来讲，同盟会的纲领形成于欧洲（伦敦），同盟会成立于日本，同盟会从成立之日起就有日本的朋友参加，另外他们又跟印度、菲律宾、越南等南亚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都有联络，同盟会成立后最早一个大的行动就是支持菲律宾起义。所以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时候，好多国家都派了代表来，证明辛亥革命孙中山的影响很大，越南是直接受影响的，还有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朝鲜等等。

　　当时辛亥革命也是一个破天荒的革命了，那个时候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要皇帝的革命，确切说起来就是三个，一个是法国大革命走向共和，一个是美国独立战争设立总统，第三个就是中国的辛亥革命，建立了共和，不管是政体还是国体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它是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同时促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帝独立运动的潮流。

　　而说起世界性，孙中山之于辛亥革命和中国历史的意义就出来了，他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夸大的。尽管是暂时的成功，但也是开天辟地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们在说“通过辛亥革命，中国使自己真正融入世界”时，必须要明确一个前提，那就是如何融入。以前中国也有融入，例如中国成为市场成为殖民地，成为势力范围，那是被迫融入。再从文化传播来讲，不仅是西学东渐，文明潮流东来，中国受到各种影响。但辛亥革命则是从体制改革方面作了全面推动。之前那些革新都是某一方面，经济的、文化的、或者宗教的，但始终缺少体制上的变革，而辛亥革命则以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实现其融入。我比较认可此种说法：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全面走上现代化道路或者全面现代化的起点，政治经济文化都包括在内，特别是核心政治体制也包括在内

　　。（本报记者 杨梅菊 采访整理）

　　封闭·1811：紧锁大门的东方帝国

　　冯佐哲，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史专家，著有《和珅评传》、《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真实的纪晓岚》等。

　　“回过头去看，中国的19世纪堪称一个悲剧的世纪，这是一段未曾被预料更前所未有过的衰败。旧秩序的维持者做着顽强抵抗，但最终都无济于补。大清帝国相较外国的优越感与强势，清朝皇帝的中央集权，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都一个接一个地沦陷。”《牛津中国史》如此评价辛亥革命前中国所经历的百年悲剧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谢来发自北京

　　从辛亥革命向前翻开一百年，是嘉庆十六年。这一年，清政府明令严禁西洋人潜住内地。嘉庆皇帝给出的理由是：“西洋人住居京师，原因他们熟习算法，可以推步天文，备钦天监职官先用。至于外省地方，本无需用西洋人地方，也就不应有西洋人在境潜住。”

　　嘉庆帝所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西洋人掌握的已不只是“熟习算法，推步天文”之术。当暮年的清王朝依旧沉睡时，西方国家正在蒸汽机的轰鸣声中一路高歌猛进，收获工业革命的硕果。而即便从未获邀请，信仰利益与金钱的“海上十字军”亦早已迫不及待地叩响了东方帝国紧闭的大门。

　　错位的对话

　　1792年9月26日清晨，英国朴次茅斯港的薄雾还未散去，皇家战舰“狮子号”、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斯坦号”三桅船趁着早潮起锚离港。这是乔治三世国王派遣的庞大访华使团的船队。为首的是马戛尔尼勋爵，副使是斯当东男爵，访华的成员共有八百多人。他们将远渡重洋，前往遥远古老的中国，参加乾隆皇帝83岁寿辰的典礼。

　　不难想像大英帝国对此次访问寄予的厚望：18世纪末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马戛尔尼出访前的记录如数家珍：“把我们的最新发明如：蒸气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介绍给中国人，准会让这个好奇而又灵巧的民族高兴的。”他精心挑选的使团成员中，还包括艺术家和学者，为首的是擅长机械和光学演示的天文学家与物理学家丁维提博士，“没有人比他更能叫中国人欣赏最新的热气球和复滑车的性能的了”。

　　经过9个多月的航行，船队在澳门靠岸。1793年9月，马戛尔尼、斯当东和随员们到达承德避暑山庄。正在双方都兴致勃勃等待正式会见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分歧。按照清朝的规定，外国使臣来华朝见中国的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而马戛尔尼认为，向中国皇帝叩头有损于大英帝国的尊严，他主张朝见时向皇帝行单膝下跪的英式礼节。分歧最终以何种方式解决至今仍有争议，据英国方面记载，英使最后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中国皇帝。但中方文献中则提到使团正使行礼如仪。

　　叩头风波虽只是个插曲，随后马戛尔尼提出的七项要求，如多口通商、贸易减税、允许传教等完全遭到乾隆的拒绝。而英国人引以为傲的热气球和蒸汽机，更丝毫没有引起乾隆的兴趣。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费尔班克这样解释清政府让西方人迷惑不解的外交：“19世纪早期的中国视自己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在处理和外国人的关系时，中国一直将自己至于中央的优越位置。”因此不管是英国还是之后的荷兰使团，他们来自何方，带来了什么都不重要。

　　同样，当1815年滑铁卢一役打败拿破仑后，英国内阁向清朝政府宣告法兰西帝国的崩溃，希望籍此证明自己的强大，得到的回答却是：“尔国远隔重洋……但尔国王能知大义，恭顺天朝，深堪嘉尚。”

　　英国使团的真正收获

　　尽管马戛尔尼的失败让英国感到颜面无光，但二十多年后，为再次敲开对华贸易的大门，英国还是决定派出一支新使团，由阿美士德勋爵率领。他挑选的副手，正是当年马戛尔尼的侍从，斯当东男爵的儿子小斯当东。

　　上次访问途中，还未成年的小斯当东习得中文，从1798年至1816年，他长期住在广州，先是作为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后来是专员，最后当上了公司的代理人。19岁时，小斯当东开始用10年的时间翻译出版《大清律例》。

　　1816年2月8日，阿美士德勋爵登上了一艘名叫“阿尔赛斯特”的战舰，于6月底到达中国海，在那里同小斯当东会合。

　　但这一次，同样还是叩头的问题，成为使团和清朝官员的最大分歧。尽管英国方面有人认为，叩头只是无关大局的形式。小斯当东则坚持：“哪怕会导致使命的失败，也完全不应该同意叩头。”临到接见当天，礼仪之争再加上带领觐见的官员不得要领，向嘉庆帝谎称英使生病。嘉庆帝以为英使傲慢，目无圣驾，大为光火，于是取消陛见，并下令驱逐使团离京。

　　相比起来自遥远夷国又不懂大清礼仪的使节，嘉庆帝有更多紧迫的问题需要考虑。继1805年的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1813年北方又爆发天理教起义，还一度在太监接应下杀进皇宫，令嘉庆帝大惊失色，感叹“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因而清政府在1816年加强保甲制度，十家为牌，有形迹可疑之人即行首报。

　　在中国社科院清史专家冯佐哲看来，两次皆无功而返的英国使团并非全无收获，马戛尔尼从陆路离开北京南下时，沿途了解到中国的内部情况和社会民情，看到当时的中国已经显现出的颓势和外强中干，并不像对外宣称的那样强大。这为以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准备了条件。

　　冯佐哲指出，从乾隆到嘉庆，他们都和之前的封建帝王一样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老大帝国。因此乾隆皇帝认为中国不需要和外国做贸易交流，断然拒绝英国的通商要求。清政府的盲目自大，封建专制的思想根深蒂固，使得中国错过接触西方的机会。

　　无谓的挽危图存

　　此时的西方已经在蒸汽机的推动下前行。1807年和1814年，蒸汽机开始驱动轮船和火车；1825年，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斯托克港正式投入使用，在此前半个世纪由于瓦特对蒸汽机的成功改良，整个西方世界发展陡然提速，蒸汽机在交通运输业中的应用，使人类迈入了“火车时代”。

　　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生产力难以估量。以纺纱为例，清朝手工纺车一人一次纺1根纱，而当时英国进化到纺纱机，同时纺出400根纱，而且质量有很大提高。一个英国工人能一次完成清朝几十名甚至几百名工人的产量。以生铁产量为例，1720年英国年产生铁只有2.5万吨，工业革命后，到1840年增加了55倍。

　　“当近代科学正在西方方兴未艾时，它在中国却那么难产，而始终未能成为一种强大的历史动力，致使中国在一个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没有能和世界先进潮流保持同步。”冯佐哲在《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中如此总结。对于工业革命后西方科技方面的进展，清王朝并没有很好地为我所用，西方传教士在宫廷也只能为帝王设计钟表，从事气象观测。西方技术仅供皇帝玩乐，没有用于社会生产，特别是未能推广到民间，导致科技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令中国错过了技术发展的机会。

　　更严重的危机还不在于技术的落后。“嘉庆执政时是一个困顿的时代。”清史专家、辽宁师范大学喻大华教授这样评价19世纪初的清朝执政者：“在其执政的前期和中期，嘉庆都在试图挽危图存，重振雄风，但是体制上的问题是嘉庆处置不了的，如专制带来的腐败，嘉庆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国家的主人虽也受腐败之害，但同时也得专制之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腐败。”喻大华指出，也正是在嘉庆这一朝，英国工业革命见效时，中西国内的差异迅速拉开。对此嘉庆皇帝一无所知，继续闭关锁国，所以才会有清王朝对西方使团的排斥，对中外贸易的冷漠，对外国商人来华的限制，对西方科技的漠视……

　　毫无准备的虚弱巨人

　　即便紧闭大门，对来访者冷眼相待，严禁洋人潜住内地，西方人还是轻易察觉到了清王朝的没落。

　　小斯当东在1810年写道：“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满足于它有的丰富自然资源与工艺人才……” 马戛尔尼的观点更尖锐刺耳：“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法国作家佩雷菲特指出，马戛尔尼失败的中国之行让欧洲不再迷恋中国，这个远东帝国并不像一些传教士所吹嘘的那样是个理想中的乐园。也正是在读完老斯当东对中国之行的描述后，黑格尔得出了对当时中国简洁明了的看法：它翻来覆去只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尔班克也认为，近代帝国主义能在中国肆意横行，根本上源自封建王朝自身的顽固不变：19世纪初的中国依然维持着自给自足的模式，广袤的疆土使得其不会轻易受到外界影响；军事上，打败俄罗斯的几次战役使得中国至少表面上具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政治上，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令清朝统治者对外来政治理念几乎完全绝缘；对外贸易只占到其经济微不足道的地位；因而清朝政权的主要考虑是如何维持传统农业社会的秩序，西方人在清朝统治者眼中，也只是处于微不足道的位置。

　　不仅仅是政治军事上的落后，同样还有道德的沦落爱国主义的缺失，如中国人无所顾虑地参与涂害国人的鸦片贸易；以及特权统治阶层对底层苦力的剥削；地主对佃农的压榨……种种弊病都可以归纳到“封建制度”的名下。

　　费尔班克指出，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清朝政府对于和西方的接触几乎毫无准备，而此时踏进中国国门的访客，已不再是前来臣服的落后夷族，而是正大踏步进入工业文明的西方列强。

　　中国与世界·1811：关键词

　　【作者】喻大华 清史专家，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喻大华，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著有《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喻大华评说嘉庆王朝》、《末代皇帝溥仪》等。

　　【“奇技淫巧”】

　　英国工业革命时代，外国来访者介绍的欧洲科学技术成果被清朝君臣视为“奇技淫巧”一类，凡是新奇巧妙的东西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于是，满清君臣固守自给自足的传统，不愿意引进什么西方新东西，除了枪炮外，也没有将其推广到民间的生产。但正是被“奇技淫巧”雕虫小技武装起来的外国军队登陆中国，横行华夏。所以在发展科学技术和工商业方面，清朝被近代发达国家甩在后面。

　　清统治者把西方科技成果称为“奇技淫巧”，固然不乏固步自封的误解和偏见，但也包含着一种“酸葡萄”心理。同时，清政府的认识也不乏“清醒”的一面既然学也学不来，干脆一笔抹煞算了。

　　【西洋使团】

　　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被英国政府指派出使访华，以图与清廷商讨中英贸易事宜，企图进一步打开中国门户。其实在他以前，英廷早于1792年至1794年的时候，派遣过乔治·马戛尔尼伯爵率团访华，尝试在庆祝乾隆帝83岁寿辰的时候，顺势商谈贸易。可是，那一次的使团虽然成功谒见乾隆帝，但是在商贸议题上却无功而还。自那次以后，中英两国虽然继续进行独口通商，但关系却是每况愈下。1816年阿美士德奉命到中国商谈通商问题，因拒绝向嘉庆帝叩头礼而未能完成使命。

　　已经接受西方价值观的今日中国人当然痛恨清政府的颟顸无知，后悔错失了融入世界潮流的机会。其实，两个各自隔绝、按自身发展轨迹生存的国度的交往一开始必然伴随着误解和坎坷，对古老的中国而言，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思维定势绝非易事。另外，英国人也同样傲慢，既然上门求人，何必固执己见？你认为清朝的跪拜不合理，同样，在清政府的眼中英国的礼节就合理？

　　【一口通商】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以英人洪任辉不遵守中国法令案为由，下令“洋船只许在广州收泊”，封禁江、浙、闽三处口岸，限定广州为惟一通商口岸。并规定外国商人必须通过广州“洋行”进行贸易。接着还陆续颁布各种指令、章程，制止外国商人在中国任意活动。这种限定广州一口贸易的体制，一直延续到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五口通商前），历时85年之久。“一口通商”的特殊地位，促进了广州的繁荣。

　　“一口通商”实际上就是“闭关政策”，其出发点是限制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渗透和影响，但最终结果却没有妨碍英国的发展，反而限制了自己的进步。

　　【茶叶】

　　清朝大量出口的茶叶让西方人着迷，茶叶成为当时中国的大宗出口货物。但令西方商人恼火的是，中国出口了大量的茶，但什么也不愿买。在与道光的一份奏稿中，林则徐也写道：“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

　　当时英国乃至西方依赖中国的茶叶，却拿不出在中国有销路的商品，这令英国人痛心疾首，也让清政府误认为对外贸易是对外商的恩赐。后来英国选择以鸦片走私的形式扭转贸易逆差，无疑，是不人道的做法。

　　【鸦片】

　　鸦片，俗称阿芙蓉，至少从1729年雍正皇帝就下令禁止鸦片，此后多位皇帝一直强调禁烟。十九世纪，英国商人为弥补中英贸易逆差，从印度向中国走私鸦片。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冬，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次年三月，林则徐到任后，严行查缴鸦片2万余箱，并于虎门海口悉数销毁。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英国国会也通过对华战争的拨款案。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但是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鸦片和其他毒品的进一步泛滥。

　　英国至今不接受鸦片战争的称谓，认为是维护“自由贸易”的战争，在此，道光皇帝给自称文明的英国人上了一课。虎门销烟是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一幕，反映了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伟大形象。

　　【禁洋令】

　　1811年，清政府明令严禁西洋人潜住内地。嘉庆帝谕示内阁说：西洋人住居京师，原因他们熟习算法，可以推步天文，备钦天监职官先用。现在京的西洋人共十一名，现在留京的西洋人只有七人。这七人中，有官职差使的，出入往来都有在官人役，随地稽查，不能与旗民人等私相交接；年老多病的，不过听其终老，不准擅出西洋堂，外人也不准擅入。管理大臣，及官员弁兵，巡逻严密，不至发生传教惑众等事。至于外省地方，本无需用西洋人地方，也就不应有西洋人在境潜住。

　　长期以来，清政府有一种傲慢的偏见，认为不同文明开化程度的人不能混居，否则，容易发生纷扰。无疑，在清统治者眼里，西洋人是落后和野蛮的。

　　【强盗】

　　1811年，俄国人普丁谢夫最先到我国新疆土鲁番等地掠夺文物。此后，俄国、英国、德国、匈牙利、荷兰、法国、芬兰、瑞典、日本、美国等纷纷组织探险队，到新疆“探察”。据粗略统计，1811年到1935年间，外国探险队进入新疆有100多次。这些文化强盗对吐鲁番文书和文物进行了贪婪的掠夺和野蛮的破坏。

　　今天看来，这是祖国文化遗产的一场浩劫，是历史的伤痛。但当时清政府并没有现在这样的文物保护意识，也没有保护文物的法律依据。

　　【维新】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帝死后，开始亲政。面对乾隆末年危机四伏的政局，嘉庆帝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诛杀权臣和珅，罢黜、囚禁和坤亲信死党。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褒奖起复乾隆朝以言获罪的官员。诏罢贡献，黜奢崇俭。要求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纤悉无隐”，据实陈报，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但其对内政的有限整顿，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

　　嘉庆帝的“维新”其实是在传统体制内的小幅度调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王朝没落的大趋势，充其量可以延缓王朝的“衰老过程”。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意义不大。

　　【内乱】

　　嘉庆十年(1805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被镇压，清统治力量也受到严重削弱。嘉庆十五年(1810年)，镇压了爆发于东南海疆的蔡牵起义军。嘉庆十八年(1813年)，北方爆发天理教起义，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冲进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嘉庆下诏罪已，同时严令对冲进皇宫的起义军血腥屠戮，无一幸免，并捕杀在城外的头目林清等。天理教起义被镇压。嘉庆本人也在1803年险遭刺杀，从圆明园返京的途中在神武门遭遇一名持刀刺客，嘉庆帝虽未受伤，但也受到不小的惊吓。

　　人口爆炸、经济危机、矛盾尖锐、邪教泛滥等多种因素促成了此间社会的动荡。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更为激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前兆。

　　【腐败】

　　嘉庆时期，清朝的官僚队伍不仅极力搜刮钱财，极力追求物质享受，也对行政工作乃至国家政事漠不关心，苟且塞责。嘉庆四年洪亮吉就尖锐地指出：“人材至今日销磨殆尽矣。数十年来，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嘉庆帝也作《因循疲玩论》等文章总结原因并教育各级官员。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皇权专制，因为专制必然伴生腐败，皇权至高无上又将臣子们沦为奴才，这挫伤了一般官员的责任感和耻辱感，大家都在混日子，混一天算一天；混一辈子，也就快活了一辈子。

　　此外，嘉庆时期一些皇族受国家包养，不思进取，犯法后还不受司法制裁。嘉庆帝一方面严惩皇族不法行为；一方面还亲自作了《宗室训》用于教育皇族。文章说：“近年以来，不肖子弟越礼逾闲，干犯宪章者，亦尽见迭出，所为之事，竟同市井无赖，朕实不能不加惩治矣。”最典型的事例，是不少旗人甚至宗室贵族背离忠君事上的传统观念，崇拜上帝，私习洋教。如嘉庆十年闰六月，刑部查禁洋教时获悉，宗室图钦等四人私习洋教，而且坚决拒绝出教，这对嘉庆震动极大。

　　应该承认，大多数的皇族后裔还是安分守己的，并且在文化、政治等方面颇有建树。对少数害群之马，嘉庆帝不姑息养奸，出发点是好的，但也无法根本性地解决问题。因为既然不能剥夺其特权地位，就难以对其的为所欲为构成约束

　　。（本报记者 谢来 采访/整理）

　　变局·1911：超越法国大革命的变局

　　【作者】马勇

　　【专家简介】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导。著有《1911年中国大革命》、《梁漱溟评传》、《中国现代化历程》、《从维新运动到义和团》、《中国文明通论》等。

　　中国辛亥革命的目标是仿照法国大革命，提升民权，废除皇权，但是中国最后没有把皇帝送上断头台，没有大规模流血，没有侵犯皇族，几年之后的俄国革命都做不到中国这样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从1901年新政开始，一直到1911年5月8日责任内阁出台，晚清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就是新军的领导人，他们在改革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过去很多年里，关于立宪党人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已经讲得很多，但没有人讲到新军，而新军发挥的作用又是非常大的，它甚至有点像今天的突尼斯和埃及，在动荡之中军人站出来说话。我曾在杂志上发表《为什么是新军》一文，谈到辛亥革命中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就是新军。为什么是新军？就是因为当时的新军没有被充分国家化，而军队内部的忠诚教育也在这个时候起到反作用。

　　那么，晚清到最后出问题不是路选错了，整个改革的方向和步骤都对，最终的问题是到了最关键时候权力的分享。十三个内阁成员，九个是皇族，四个汉人，但当时，已经明显形成对立的阶级了：满族贵族是一个阶级，汉族立宪党人是一个阶级。这种状况下，摄政王对人民的解释是十分苍白的，他的推理是“立宪了，满汉平等了，没有阶级区分了，你们觉得内阁里都是贵族，那是因为你们脑子里还有阶级”，他用口号上的平等掩盖了这种先天的不平等。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再垄断权力，这才是改革的真谛，晚清的改革最后就在这一步权力分享上出了问题。